桂枝汤被誉为“伤寒第一方” 到底有何妙用?
桂枝是临床常用的一味中药,最早载于《神农本草经》,《中药大词典》言其有"发汗解肌,温经通阳。治风寒表证,风湿痹痛,胸痹痰饮,经闭癥瘕,小便不利"等功用。
作为群方之首——桂枝汤中的君药,桂枝为历代医家所重视。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的处方中用甘草的频率是最高的,而第二就是桂枝,《伤寒论》有41个方,《金匮要略》有35个方。

桂枝有哪些功效?
1、散寒解表
桂枝辛温发散,具有疏散风寒之邪外出的功能,《神农本草经》言桂枝"味辛,温,无毒";清《本草备要》也云:"桂枝治伤风头痛,无汗能发;中风自汗,有汗自止"。可见历代本草书对桂枝具散寒解表功效的观点是统一的。
2、调和营卫
历代医家多认为桂枝有调和营卫的作用。《伤寒论》说:"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
学界有人认为:"无汗用麻黄,有汗用桂枝。"但桂枝汤不是以有汗、无汗作为辨证的要点,只要属于营卫不和的,不管是有汗、无汗,都可以用桂枝。
3、温经通阳
桂枝虽然属于辛热类药,但严格地讲,它是辛温的,不是辛热的。所以,桂枝真正的功效,不是辛热助阳,而是辛温通阳,通过温通卫阳来达到解表之效。
也就是说,人体受到外邪以后,阳气不能正常地敷布,出现营卫不和,或者经络不和、脏腑不和,都可以用桂枝来温通阳气。

4、平冲降逆
桂枝具有平冲降逆的功效,是针对下焦寒气或水湿之气上逆而言,通过温化、温散寒凝水湿而达到平冲降逆的目的。
5、化气行水
如《伤寒论》中的五苓散。太阳受了外邪以后,水气不能敷布,表现为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五苓散主之。
五苓散用桂枝的功效就是通阳。尤其对于顽固的水肿,要重用桂枝以通阳利水,通阳可以增强气化功能。水为有形之邪,只有通过无形的阳气来蒸腾气化,才能泄出体外。
"千古第一方"桂枝汤
提到桂枝,就不得不提到一味有名的方子,桂枝汤。
《伤寒论》里开篇就是"桂枝汤",俗称"天下第一方"。《伤寒论》中共113方,其中桂枝的运用多达42处。
《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均把桂枝汤列为第一首方剂。
南宋名医许叔微曾说:"仲景一百一十三方,桂枝独冠其首。"
清伤寒学家柯琴,称桂枝汤"为仲景群方之冠,乃滋阴和阳,调和营卫,解肌发汗之总方也。"
又有人认为,桂枝汤始于厨下,方中桂枝、生姜、大枣均为灶厨佐料。桂枝汤虽只有五味药,但配方结构严谨,发中有补,散中有收,邪正兼顾,阴阳并调。

桂枝汤多用于治疗外感风寒表虚证。临床应用以头痛发热,汗出恶风,鼻鸣干呕,苔白不渴,脉浮缓或浮弱为辨证要点。
现代多用于治疗感冒、流行性感冒、原因不明的低热、产后及病后的低热、妊娠呕吐、多形性红斑、冻疮、荨麻疹等属营卫不和者。不单用于外感风寒的表虚证,而且对病后、产后、体弱而致营卫不和,症见发热,自汗出、兼有微恶风寒等都可酌情使用。
桂枝汤的意义主要是调和阴阳,只要把阴阳能调和了,会调和阴阳了,那就会治病了。所以说桂枝汤被称为"众方之祖"。
桂枝汤有"三禁"
一为表实无汗者禁;二为嗜酒之人,内多湿热者禁;三为阳热内盛服桂枝汤吐者禁。
所以,古人有"桂枝下咽,阳盛则毙"的警示。
当然如果运用桂枝汤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首先要考虑的是方剂是否对证,在对证的前提先再去探寻是否剂量、配比出现了问题,以及服药后的调护及禁忌,辨证施治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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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瑄:明代从祀孔庙第一人,被誉为“明代第一廉吏,一代理学大师”
薛瑄,初期山西河津(今万荣)人,官至监察御史、大理寺卿、翰林院大学士,著有《读书录》《薛文清公文集》《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等书,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理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在历史上被誉为“明代第一廉吏,一代理学大师”。他是继孔孟之后,儒家思想发展到明代的代表人物。他是明代第一个从祀孔庙的人,也是山西历史上从北宋之后到清末唯一从祀孔庙的人。 薛瑄塑像和傅山题联 车轮做窗 舟中诫子 我们一般在影视剧中,看到的古代官员,居住的都是花园别墅、楼阁亭台,这只是影视剧的编排而已。其实,古代官员由于受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教育,他们大多奉行的是当官爱民,勤俭持家的人生准则。我们从的《诫子书》、朱伯庐《治家格言》中都能感受到他们的人生观。 薛瑄忠厚传家,庭训严格。他任监察御史后,负责监察国家最大的造币基地——湖广银场,却租房居住。孩子大了,需要在京城买房子,薛瑄只好买了两间小房子,连个窗户也没有,阴暗潮湿,不能读书写字。怎么办呢?那就自己动手吧,这肯定不会有下属帮忙的。薛瑄只好令儿子薛淳在墙上凿出一个圆洞,然后找了一辆废弃破烂的小木车,卸下车轮,安装在凿开的洞上,再糊上麻纸,这样才有了窗户。 修完窗户后,薛瑄禁不住自嘲道:“以御史这样显要的官职,却只能买两间没有窗户的小房子。这要让那些看到,必定斜目而视、掩口耻笑而走。我是如此无能啊!” 薛瑄进入内阁后,参与机务,身居要职,成为国家政治核心的高官。当受到奸贼、等人的迫害,诏令凌迟处死于谦时,满朝文武百官噤若寒蝉,唯有薛瑄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为于谦辩护。可是,朱祁镇昏庸残暴,不接受薛瑄的奏折。薛瑄为了捍卫真理,主持正义,毅然舍弃了高官厚禄,愤而辞职。 薛瑄辞职后,两袖清风,行囊简陋,竟然雇不起一等船回家,全家人只好租赁一只简陋的小船。正是秋风萧瑟,秋雨纷纷,大水滔滔,小船漏雨,无法行走。全家人忍饥挨饿,一天没有吃饭。薛瑄手捧书卷,朗朗有声。薛瑄的儿子看着,埋怨父亲道:“别人当官衣锦还乡,荣华富贵,你当内阁大臣说不干就不干了,还得全家跟上你离京回乡,颠簸受累。” 薛瑄听后很生气,教育儿子道:“做官就要廉洁自律,主持正义,为民做主。我虽然穷困,但是我所追求的为官之道是正确的。” 薛瑄为官数十年,清正廉明,政声显著,享誉民间。他作诗《述怀》道:“誓将笃忠贞,于以守清白。上隆唐虞治,下布雨露恩。”薛瑄以诗明志,甘守清白,忠于国家,立志使天下得到尧舜那样的清明治理,人民享受阳光雨露般的恩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薛瑄廉洁从政的故事流传很多,被后世称为“明代第一廉吏”。 理学大师 首倡实学 薛瑄是明代理学大师,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明代思想界的巨擘。中国儒家思想自,至的董仲舒,隋唐的、,两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发扬光大。到了明代,薛瑄的理学思想继往开来,继承并弘扬了程朱的理学思想。 宋明理学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理气(规律和物质)的关系问题。薛瑄认为理气互相依存,不可分先后,他说:“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理气无缝隙,故曰器亦道也,道亦器也。”他提出太极之理“只在气中,非气之外悬空有太极”的观点,不同意朱熹的气先的唯心主义思想。 薛瑄首倡“实学”思想,即实事求是,主张凡事“践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学家。薛瑄的理学思想注重笃实践履:“见得理明,须一一践履过,则事与理相安,而皆有着落之处,若见理虽明,而不一一践履过,则理与事不相资,终无可依据之地。”(《复李原德书》)意思是认识了事物之理,必须一一实践实行,才可谓说认识,如果理论和实践不结合,终究不能说明理。 他十分注重实践知识,笃实践履,他说:“人于‘实’之一字,当念念不忘,随时随处省察于言行居处应事接物之间,心使一念一事皆出于实,斯有进德之地。”(《读书录》卷二)薛瑄一生竭力倡导“实学”,躬行实践,所以人们称薛瑄的学说为“笃实践履之学”,他本人被誉为“实践之儒”。 薛瑄强调修身律己,恢复人性。他认为读书学习,是为了掌握知识,更好地完善自我,而不是为了做官:“后之学者读圣贤之书,但资以为词意之用、利禄之阶,而不知一言之切于身心。”(《读书录》卷七)复性学说是薛瑄的理学思想的精华,他一生都在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这是他一生奉行的宗旨。他说:“每日就身心、言行、应事、接物处,紧紧体认仁、义、理、智四者,体认得是则行不错。”(《读书录》卷四)他每天用仁义理智,即仁爱、正义、事理、智慧,来要求自己,检视自己的行为,规范自己。 万荣县里望乡平原遗存有明代建筑薛瑄家庙,正殿上方悬挂明末吏部尚书曹于汴书写的“真在堂”牌匾,寓示薛瑄思想求真求实。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傅山亲笔题联:“果知复性一言,虽四民二氏俱许入祠谒夫子;不辨读书二录,即两榜三元亦虚在世称士人。”意思是不管你是士、农、工、商还是各行各业,要想了解薛瑄的复性和实学的真谛,都应该前来拜谒薛夫子。作为读书人,如果没有读过薛瑄的书,即使金榜题名中了解元、会员、状元,也不算读书人。 河东学派 名标青史 薛瑄的故乡万荣、河津一带,文脉兴盛,代代传承。历史上有卜子夏、王通在河汾设教,为春秋时代和隋唐之际培养了大批国家栋梁之才。薛瑄出身教育之家,祖父于元末之际在家乡设教,父亲于明初中举后在河北、河南担任教谕官。薛瑄当官后,曾经在山东担任提学佥事,负责全省的教育,先后两次在故乡办学,创立河东书院,一生有将近二十年从事教育事业。 薛瑄在山东时,号召学生遵从朱熹的《白鹿洞学规》,修身律己。同时因材施教,发挥学生的特长和潜力。有个秀才家庭贫困,多次参加考试落榜,欲退学回家。薛瑄感到十分可惜,亲自找到他,问道:“春秋祭祀孔子之时做何事。”生员道:“击磬。”薛瑄道:“磬在八音中最难区别,善于击磬说明有才学,是有用之才啊。”薛瑄不让他退学,继续保留他的学籍。后来这个生员果然金榜题名。 据《薛文清公年谱》记载,薛瑄在故乡办学时,虽然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但是,四方学子前来求学,络绎不绝。这些学生来自陕西、山西、湖北、山东、南京、广西等地,河津县的旅馆都住不下了。薛瑄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理学思想,从日常生活、洒扫应对,到经书的微言大义,要求学生“以立其本,以求其道”。薛瑄倡导“躬行之实”,知行合一,注重言行,笃实践履。 薛瑄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遍及祖国各地,其中有15个弟子成为理学家、教育家,进入,并被录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其中有两个弟子和刘健官至礼部尚书;还有一个弟子吕楠复兴了关中学派,进入孔庙从祀。 薛瑄在河东一带的讲学活动,开明代讲学之盛,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也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璀璨的一笔。程嗣章《明儒讲学考》认为,在明代用讲学方式来传播理学思想的,最早发端于曹端、薛瑄等人。明史研究专家孟森道:“有明讲学之盛,肇于河东。”薛瑄等人的讲学活动,对于明代中晚期的、人的讲学活动有着开创性作用。 中国思想界有“北薛南王”之说,北方为薛瑄,南方为王阳明。《四库全书提要》认为,明代的思想流派,不是属于薛瑄的河东学派,就是出自王阳明的姚江学派。可见,当时薛瑄在明代的学术地位之高。 从祀孔庙 百世敬仰 薛瑄在明代历史上影响巨大,受到明代士大夫、知识分子、朝廷官员的推崇。他去世后,许多人自发地传播他的思想,并不断向朝廷上奏,力主薛瑄进入孔庙。从弘治元年(1488年)至隆庆年间,就有数十道奏章恳求让薛瑄从祀孔庙。张九功说:“其,于道有见,贵真知实践之意,黜矫伪浮靡之病。”明代内阁首辅李贤赞薛瑄说:“公之学践履笃实,以圣贤为师,辞受取与,必揆诸义。”可见,士大夫对薛瑄评价之高。 从祀孔庙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愿望。多少宰相、文人、思想家,都与孔庙无缘。因此说要求特别高,必须是思想大家,为国家做出突出功业,在言行上没有瑕疵。并且,一个人去世后不可能马上从祀孔庙,必须经受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往往是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是几百年后才可能进入孔庙。当一个人要从祀孔庙的时候,有人赞成,就会有人反对,于是就把他的生活、言行放置于大庭广众之下评价,只有经过士大夫阶层、朝廷审议后,品行上没有瑕疵、做官没有污点才能入选。 明代隆庆五年(1571)九月二十九日,经过朝廷审议,皇帝下诏,薛瑄进入孔庙从祀。朝廷派遣国子监祭酒马自强主持大典,致祭道:“兹者廷臣议奏,故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赠礼部尚书谥文清薛瑄,笃志圣贤,潜心理义。嘉言善行,模范后人。理宜从祀。爰命有司具主,附于前代先儒之后,以昭盛典。特遣祭告,惟神鉴歆。谨告。”从此薛瑄进入孔庙,享受到每年春秋两季在孔庙祭祀的殊荣。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推荐从祀孔庙的人有薛瑄、陈献章、王阳明、陈献章4人,只有薛瑄一人获准从祀。直到13年之后,其他3人才从祀孔庙。因此说,薛瑄是明代从祀孔庙第一人。由此可见,薛瑄在当时思想界的地位要高于王阳明。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历史中,在孔庙享受祭祀的共有172位,其中包括孔子的72弟子和孟子的弟子,剩下的仅仅90余人,都是中国古代的世之楷模、思想大家、。 从祀孔庙是古代社会对于一个人立德、立言、立业方面的全方位的肯定,是人生的最高荣誉。山西自古以来享受从祀孔庙殊荣的只有王通、司马光、薛瑄3人。整个广东省,自古以来从祀孔庙的只有陈献章一人。继北宋司马光之后,至末年将近一千年中,山西只有薛瑄一人从祀孔庙。 明代吏部尚书乔宇评价薛瑄道:“尧舜禹汤文武之后有孔子,七十子之后有孟子,孟子之后有周、程、张、朱四子,周、程、张、朱之后,有明三百年,能继往开来,讲求者,有文清薛敬轩先生。”(《薛瑄全集·薛文清公行实录序》)意思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自尧舜禹等人之后,孔子和七十余弟子继之,之后是孟子,至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人,薛瑄在明代继往开来,传承并发展了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一代理学大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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