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简介：蒲松龄，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市)蒲家庄人。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6月5日)四月十六日。他生长在一个渐趋败落的地主家庭里。远祖蒲鲁浑和蒲居仁，做过元代般阳路总管。高祖蒲世广是个廪生，曾祖蒲继芳是个庠生，祖父蒲生讷连秀才也未考取。祖父辈蒲生，做过玉田知县，即《·梦别》中的玉田公。父蒲槃，字敏吾，“少力学”，至二十余岁还未能考中秀才，“遂去而贾”。他称自己父亲于“权子母之余，不忘经史，其博洽淹贯，宿儒不能得”，到了四十几岁尚无子嗣，便“不欲复居积”，一面闭门读书，一面散其钱财，“周贫建寺”，后得四子一女，松龄为第三子。其时“家渐落，不能延师”，便亲自教子读书。 蒲松龄天性颖慧，过目了然，在兄弟之中最受父亲的钟爱。十九岁初应童子试，便得到县、府、道都第一的优异成绩。山东学道施闰章(愚山)很赏识他。他对施闰章的知遇之恩，铭刻于心，在《聊斋志异·胭脂》中颂扬施：“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己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在所及”。从蒲松龄对施闰章的感念中，也多少可以窥见精神上受的某些影响。 进学第二年，蒲松龄就与同邑李希梅(尧臣)、张历友(笃庆)等少年秀才结为郢中诗社。蒲与张、李同年进学，当时正是同学少年，意气风发，“相期矫首跃龙津”。然而，对蒲松龄并非是直上青云的阶梯。继少年进学初露锋芒之后，“三年复三年”的乡试，却成了他终身难以闯过的关隘。 三年(1664)，蒲松龄曾读书于李希梅家，他们“日分明窗，夜分灯火”，在一起专心致志苦读了几年书，这不仅说明他们彼此间在思想、性格、道德、学问互有影响，而且说明，蒲松龄的渊博学识是从刻苦钻研中逐渐累积起来的。 对民间俚曲和鬼狐故事的兴趣 青年时代的蒲松龄，不仅奋力于举业，“冀博一第”，而且对流行于农民群众中的俚曲歌词产生浓厚兴趣，还能自度曲。同邑友人唐梦赉《宿绰然堂同苏贞下、蒲柳仙》诗中写道：“乍见耆卿还度曲，同来苏晋复传觞”。蒲松龄一生作有许多小曲和十四种俚曲，特别是小曲，很可能其中就有青少年之作。 蒲松龄对民间传说故事，极感兴味。他的《聊斋志异》也就是在青年时期开始创作的。康熙三年，张历友在《和留仙韵》之二中有句：“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君向黄初闻正始，我从邺下识应侯。一对结客白莲社，终夜悲歌碧海头。九点寒烟回首处，不知清梦落齐州。”从张历友这首诗中已明显地透露了蒲松龄不仅爱好清谈述异，而且在这时已开始志怪传奇类小说的创作了，只不过当时还没有《聊斋志异》之名而已。这就是说，蒲松龄对民间鬼狐故事的兴趣、写作志怪小说的热情，不是在功名无望、满怀“孤愤”的情况下才萌发的;而是在潜心举业的青年时代，就“雅好搜神”、“喜人谈鬼”，并且热心地记录、加工，从事创作。这是兴趣和才华的顽强的表现，也是成就《聊斋志异》这部伟大作品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蒲松龄后来将一腔“孤愤”寄托于神话幻想小说而不是别的形式，是与他早年对民间异闻传说有特殊感情，对幻想小说形式的特别爱好有密切的关系。 幕宾生涯 康熙九年至十年，在蒲松龄的一生经历中是颇有特色的一年。这时他应同邑进士、新任宝应知县孙蕙的邀请，南下江苏去作幕宾。孙蕙请蒲松龄为幕宾，主要是因其为同乡可作亲信助手，蒲松龄才识过人，堪任文牍事，其中当然也有同情蒲松龄落拓不遇、家境窘迫的意思。孙、蒲既是同乡，又是老相识，彼此没有什么隔膜，蒲松龄除代孙蕙作酬酢文字，草拟书、呈文和告示之类，还常随孙蕙行役河上，或游扬州。蒲松龄对孙蕙体恤民苦，忤河务大员，因而受到弹劾，更是同情。他在《闻孙树百以河工忤大僚》一诗中写道：“故人憔悴折腰甚，世路风波强项难。吾人祗应焚笔砚，莫将此骨葬江干。”诗写得极动感情，极言做强项令之难。另外他还有《三月三日呈孙树百，时得大计邸钞》和《大人行》都表现了自己位卑才短，无力相助，和对孙蕙处境的深切同情。 这年三月，孙蕙调署高邮，蒲松龄随往，然而，他已厌倦了幕宾生活，思家甚切，不时流露愿归返故乡的情思。如《旅思》诗云：“十年尘土梦，百事与心违。天逐残梅老，心随朔雁飞。初春疑乍冷，久客似新归。可叹金城柳，参差已十围。”《堤上作》诗云：“独上长堤望翠微，十年心事计全非。听敲窗雨怜新梦，逢故乡人疑乍归。”这里流露的既是思乡又是自伤。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首诗是《感愤》：“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狐鬼史(别本“狐鬼史”亦作“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尚有孙阳怜瘦骨，欲从玄石葬荒丘。北邙芳草年年绿，碧血青磷恨不休。”这里抒发的是忧愤，是怀才不遇，表明自己不甘为人作幕一生。终于，在这一年的秋天，他便辞幕返回故乡了。 作幕生涯只有一年，但对蒲松龄的创作生活大有裨益。首先，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远游，大开眼界，饱览风光，开阔了胸襟，陶冶了性情。一年间，他对南方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也有所了解，这对他创作以南方为背景的那些作品，如《晚霞》、《白秋练》、《五通》等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如《莲香》作于南游期间，是可以肯定的。其次，幕宾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封建官僚机构的各色人等。可以说幕宾一年使他深入到封建官府心脏，熟悉了其中种种内情，这就为他在《聊斋志异》中描绘、揭露官场的弊害生出各种新巧的构思打下了厚实的生活根基。再次，在作幕宾期间，他还得以接触了南方一些能歌善舞的青年女性，如顾青霞、周小史，蒲松龄都有诗歌咏过她们。在《伤顾青霞》一诗中对这位歌女的不幸早逝，寄以深切的同情和哀伤，这与《聊斋志异》多篇对年轻鬼女的描写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另外，一年作幕使他搜集了大量创作素材。前面提及的那首《感愤》诗中所说：“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磊块愁。”这里不仅表明他写作《聊斋志异》时间较长，也说明他积累较多。《巧娘》篇末注明是“高邮翁紫霞”提供的材料。还有，诗中把“狐鬼史”与“磊块愁”联系起来，说明这时作者已有明确的创作意图，是作为“孤愤”之书来写作了。 贫病交加 笔耕不辍 康熙十年八月初，蒲松龄自淮扬返里。次年，他应乡试，又没有中试，尽管他带着孙蕙的一封荐书，也没起作用。这时他的心情痛苦之极，每年“营巢抱卵，拙似春鸠，衔草随阳，劳同秋燕”，“场屋中更更漏闻”，“风檐下步步镂心”，结果还是“年年落魄”，使他“四十衰同七十者”。这时他真的是“三载行藏真落水，十年意气已阑珊”。 由于子女多而且小，天时又“连岁降奇荒”，康熙十一年淄川一带大旱，蒲松龄处于他坎坷一生中最艰难困苦的时期。所谓“贫因荒益累，愁与病相循”(《四十》);“大者争食小叫饥”(《寄弟》);“午时无米煮麦粥”(《日中饭》)，都是这一时期写下的诗句，到他老母亡故时，以致无钱治具，告贷无门，最后不得不接受王如水的慷慨相助。这位小说家和诗人的穷困已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可喜的是在此艰苦岁月中，蒲松龄依然坚持《聊斋志异》的写作，他虽也产生过“鬼狐事业属他辈”的念头，却始终未辍笔。就在四十岁那年春天，这部杰作初具规模，并开始流传，蒲松龄感慨之余，乃作《聊斋自志》一文以弁其首。文中写道：“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可见他是在相当清苦的生活中进行写作的。 坐馆四十年 家庭生活难以为继，又不愿为人作幕，也就只好到缙绅人家去坐馆了。大约从康熙十二年(1673)起，蒲松龄开始了长达近四十年之久的塾师生涯。 初始，蒲松龄在本邑城北丰泉乡王家坐馆，与王敷政的几个弟弟一正、居正、观正及其堂弟王体正相处极为融洽，时有诗歌唱和。蒲松龄在王观正死后写的悼诗《梦王如水》，尽情地抒发了他的沉痛之感，说明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蒲松龄大约在王家呆了两年后，就到罢职归田的翰林院检讨唐梦赉家去做西宾了。唐梦赉极欣赏蒲松龄的才华，后数年唐梦赉为《聊斋志异》作序，说蒲松龄“幼而颖异，长而特达，下笔风起云涌，能为载记之言。于制举之暇，凡所见闻，辄为笔记，大要多鬼狐怪异之事。向得其一卷，辄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阅之，凡为余所习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而与夏虫语冰也”。可以说，唐梦赉是蒲松龄的知音，也是最早赞赏《聊斋志异》的人。 大约在康熙十七年左右，蒲松龄可能在刑部侍郎高珩家坐馆。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初次结集，作《聊斋自志》，高珩为之写序，阐述该书之特点和价值，以相推奖。这些都说明蒲松龄的艺术才华和《聊斋志异》的价值已受本邑名流所注目。然而康熙十七年，蒲松龄在乡试中又名落孙山，蹭蹬的命运和贫困的生活仍然在包围着他。 康熙十八年，蒲松龄年逾不惑，穷愁不遇，功名无望，贫病交加。然而可以庆幸的是，从这一年开始，他不再飘若萍梗，已有了一个比较安适的馆去坐，淄川五村西铺的显宦毕家，聘他为西席。蒲松龄遂设帐于绰然堂。毕家在明末是个名门望族，号称“三世一品”、“四士同朝”。蒲松龄的东家是刺史毕际有。这位毕际有，字载绩，三年(1645)拔贡入监，考授山西稷山知县，后升江南通州知府。因解运漕粮，积年挂欠，赔补不及，康熙二年(1663)被罢官。以刺史称之，乃指其通州知州职衔。毕际有喜读书，精于鉴赏，风雅自命，在南通州做官时便广交名流，与江南大名士陈维崧、孙枝蔚、杜凌、林茂之等结识，“夜夜名流满高宴”。归田后，虽仍留心翰墨，有所著述，辑成毕自岩《石隐园集》，还曾助修邑志，但年事渐高，对于东山再起、光大祖业已然无意。 毕际有聘请蒲松龄来家设帐，一方面是为了教几个读书，但另一方面，蒲松龄也是他清谈的伴友，文字的代笔。这样，毕际有对待蒲松龄比较友好，宾主相处十年，一直比较融洽。 毕刺史家的丰富的藏书开扩了蒲松龄的眼界，也为他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读书和写作的环境，更有意思的是毕际有虽曾为贵官，但思想较为开明，并不歧视小说家言，不以他家的塾师谈鬼说狐，撰写艳情小说为侈陈怪异，有乖风化，不仅不加干涉，甚至风雅相属，赞助《聊斋志异》的创作。他除了提供一些素材外，还亲自为《聊斋志异》撰写短文，其中《》和《鸲鹆》两文，篇末明白地写着“毕载绩先生记”、“毕载绩先生著”。这对蒲松龄继续创作《聊斋志异》，该是一种鼓励吧! 毕际有死后，其子毕盛巨主持家务，宾主年纪相仿，长时间同桌共食，相互依傍，直是如同兄弟。蒲松龄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他后来的三十年。除了以有限的时间出游、应试和抱病归家外，几乎全在毕家度过。 在这期间，文坛上的一段佳话出现了。大约在康熙二十七年春暮，文坛两俊秀相识。困守穷庐的秀才蒲松龄结识了位居台阁的诗坛盟主王士祯(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 毕、王两家，世代联姻。毕际有的夫人是王士祯的从姑母。王士祯与蒲松龄会面，就是在毕家。蒲松龄与王士祯两人一朝相晤，便结下了文字之交。康熙四十七年(1708)蒲松龄有《王司寇阮亭先生寄示近刻，挑灯吟诵，至夜梦见之》七绝二首，其一云：“花辰把酒一论诗，二十余年怅别离。曩在游仙梦中见，须眉犹是未苍时。” 王士祯返回新城后，主动写信给蒲松龄，而蒲松龄对王士祯的态度是尊敬和爱戴。维系他们之间的纽带则又是《聊斋志异》一书。据说，王士祯非常欣赏《聊斋志异》，他未等全书脱稿，就“按篇索阅，每阅一篇寄还，按名再索……或传其愿以千金易《志异》一书”，其中有些话虽不可信，但王士祯对《聊斋志异》颇为赞赏则是事实。比如，他曾写过若干条眉批，并在蒲松龄五十岁那年写诗推崇《聊斋志异》，这就是那首为后世广为传诵的诗：“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语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蒲松龄也有诗酬答：“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王士祯对蒲松龄的情意，对《聊斋志异》的称誉，不仅对蒲松龄是一种鼓励，也使《聊斋志异》飞出淄川，广为社会所知了。 由于孩子们渐次长大，蒲松龄的家境也日趋好转，到他七十一岁撤帐归来时，其家已是一个小康之家了。在这段时间内，他没有续写《聊斋志异》的迹象，但还坚持诗文、杂著的写作。 蒲松龄晚年生活虽较安定，却好景不长。不仅自己老况有加，幼孙也连“以痘殇”，到七十四岁时老妻又病故，他更觉凄寂，写出“迩来倍觉无生趣，死者方为快活人”(《悼内》)一类诗句。一年之后，刚交七十六岁的蒲松龄，依窗危坐而卒，时为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威震西域李嗣业，字嗣业，京兆高陵(今陕西省三原县)人，身高七尺，力大超群。 开元年间(713年—741年)，李嗣业跟随安西都护 来曜征伐十禄，李嗣业首先登上城堡抓获俘虏，积累功劳授任昭武校尉。 天宝初年(742年)，李嗣业受召募到安西，当时军队中开始使用 陌刀(一种长柄两刃刀)，而李嗣业特别擅长使用陌刀，每次战斗必定担任先锋，。安西四镇节度使 夫蒙灵察(马灵察)知其勇敢强健，每次出兵都带李嗣业一同前往。 后来，李嗣业累次升迁至 中郎将。 天宝六年(747年，《 旧唐书》误作天宝七年)，安西副都护、都知兵马使、四镇节度副使、行营节度使 奉命率军攻打 小勃律国。高仙芝任命李嗣业和中郎将 田珍担任左、右 陌刀将。当时 吐蕃十万军队驻扎在娑勒城，靠山临河，用木材修成城寨，来抵御唐军。高仙芝夜里偷渡信图河，下命令说：“到中午打败敌人，不然都处死。”李嗣业率领步兵登上高山，往下推石头砸击吐蕃军，单独扛着大旗带头冲向险路，众将都跟着他。吐蕃军没料到唐军突然到达，因此大败，跳下山崖摔死、投水溺死的有十分之八九。 唐军乘胜进军到勃律城，抓获小勃律国国王、吐蕃公主，斩断藤桥，派兵三千戍守。于是小勃律国平服， 拂林、 大食国等七十二国都归顺。李嗣业因功升任右威卫将军。 天宝十年(751年)，李嗣业跟随高仙芝讨平 石国和 突骑施，以跳荡先锋加封特进官，兼任本官。 敌军都称他为“神通大将”。 先前，高仙芝靠用计偷袭攻占石国，俘虏石国国王，石国国王之子逃跑，就挑拨各族都怨恨高仙芝，并与大食国联合准备进攻四镇。高仙芝得知后，率领胡、汉两万(一作三万)军队进攻大食国，深入其国境七百余里，到怛罗斯城时，与大食军队遭遇。双方相持五日，此时葛罗禄部众反叛唐朝，与大食夹攻唐军，高仙芝大败，士卒阵亡殆尽，仅剩残余士卒数千人。当时情况非常紧急，李嗣业对高仙芝谋划说：“您率兵深入敌境，后无援兵，大食军乘胜进攻，他们其他各族军队也将勇猛敢斗，我和您都前去战死，谁来报效国家呢?不如退守 白石岭考虑退兵。”高仙芝说：“我正召集被打散的军队，明天再和他们交战。”李嗣业说：“大势已去，不能坐等杀头。”于是立即赶去扼守白石岭，由于道路狭窄，所以只能步兵、骑兵一个跟着一个前进，恰逢遇上 拔汗那退兵，辎重车堵住道路不能过，李嗣业怕被追上，于是手拿大棒打他们，士兵和马匹被打倒的有几十上百，拔汗那的异族军吓跑，高仙芝才得以生还。 高仙芝向朝廷奏报李嗣业的功劳，朝廷升任李嗣业为右金吾大将军 ，留任疏勒镇使。[ 奉命讨叛 天宝十二年(753年)，朝廷加任李嗣业为 骠骑大将军。李嗣业进京朝见时， 当面赐酒给李嗣业喝，李嗣业因酒醉起身拜舞，唐玄宗为了表示对李嗣业的宠信，赏给李嗣业一百匹绸缎、五十件金器、钱十万贯，并说道：“这是给你解酒的。” 天宝十四年(755年)，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 造反， 爆发， 唐玄宗逃往蜀地避难， 长安、洛阳两京陷落。此时皇太子 在灵武称帝，是为 ，遥奉唐玄宗为 太上皇。 至德元年(756年)，唐肃宗征调李嗣业回来，诏书一到李嗣业就率军上路，并和众将割破手臂起誓说：“路过的地方，一草一木都不能动。”到达凤翔后，拜见唐肃宗，唐肃宗高兴地说：“现在你来到，胜过几万军队，讨贼能否成功，全靠你们。”于是下诏命李嗣业和 、 仆固怀恩配合。李嗣业常常担任先锋，用大棒挥击，叛军碰到必败，可谓是所向无敌。 后升任四镇、伊西、北庭行军兵马使。 收复两京 至德二年(757年)，当时长安、洛阳还未收复，而唐肃宗身在凤翔。同年九月，李嗣业跟随广平王 前往收复长安，当时李嗣业率领前军，郭子仪率领中军，王思礼率领后军。大军到达长安城西后，在香积寺北面沣水东岸结成阵列。叛军十万在北面列阵，叛军将领李归仁率领精锐骑兵出阵挑战，唐军用箭射退他们后就派骑兵击，逼近叛军阵中，叛军一齐前进，唐军退却，叛军乘机突进，唐军惊乱，阵型混乱。这时李嗣业对郭子仪说：“今天如果不拼死抵抗，全军就会彻底灭亡。”于是就袒露上身，手执长刀，立于阵前，大声呼喊，奋勇杀敌，被李嗣业的刀砍中的敌人人马都碎裂了，李嗣业接连杀死数十人，唐军的阵型恢复严整。然后李嗣业率领前军两千步兵各持长刀、长柄斧，排成横队，如墙向前推进，李嗣业身先士卒，唐军所向披靡。李归仁埋伏精兵于阵地东面，想要从后面袭击唐军，但被唐军侦察发觉，元帅广平王李豫派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率领回纥精兵袭击叛军伏兵，李嗣业到叛军背后夹击叛军。叛军伏兵被全部消灭。此时李嗣业率唐军与回纥军绕道至叛军阵后，与唐朝大军前后夹击叛军，从午时至酉时，大破叛军，斩首六万级，叛军填沟壑而死者达到十分之二三(另一说接近一半)，叛军大败而溃退。剩余的叛军逃入长安城中，夜晚喧叫声不止。叛军将领张通儒、安守忠、李归仁向东退去，防守陕郡。唐军收复长安。安庆绪又命令严庄率军队到陕郡援助张通儒等人抵挡唐朝官军。广平王、郭子仪、王思礼等大军驻扎在陕西。李嗣业与郭子仪在新店遇到叛军，交战数合，唐军先胜后败，李嗣业急忙接应，回纥从叛军背后攻击叛军，冲入叛军军阵，李嗣业率领唐军精锐骑兵前进攻击，内外夹击之下，叛军大败，逃向河北。郭子仪于是收复洛阳。李嗣业作战最多。 屡败叛军 至德二年(757年)十一月，李嗣业与 张镐、 鲁炅、 来瑱、吴王 李祗、 李奂攻打河南、河东道的郡县，全部收复。只有叛将 能元皓占据北海，高秀岩占据大同，还未克复。 李嗣业因功加任 开府仪同三司，兼任卫尉卿，封爵虢国公，食邑两百户。 乾元元年(758年)三月二十一日，当时李嗣业屯驻在 河内，北庭兵马使王惟良阴谋叛乱，李嗣业与裨将 荔非元礼讨伐并杀死王惟良。叛军首领 安庆绪得知李嗣业驻守在河内后，于同年四月，和部将 蔡希德、崔乾率领步兵、骑兵二万，渡过沁水来攻打河内，没有攻克而率兵返回。 乾元元年(758年)六月，李嗣业兼任怀州刺史，充任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 九月，李嗣业奉命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淮西节度使鲁炅等率领步兵、骑兵二十万讨伐安庆绪。 十月，郭子仪击败叛军将领安太清，安太清退保卫州，郭子仪进兵包围卫州，李嗣业等一起到卫州与郭子仪会合。安庆绪派兵七万援救卫州，唐军大败安庆绪，攻取卫州。 战死沙场 乾元二年(759年)正月，李嗣业和郭子仪等围攻相州，当时军队疲倦，众将都没能建功，只有李嗣业穿铠甲多次奋勇杀敌，在众军中数第一。李嗣业后在攻打 邺城时，身中流箭受伤，躺在营帐里养伤。正月二十八日，李嗣业在军中休养数日，伤势即将痊愈，恰逢突然听见发令的钟鼓声，李嗣业知道是在和叛军作战，因而大喊杀敌，致使伤口破裂，流血几升而死。 唐肃宗得知后，甚是震惊惋惜，便下诏表彰李嗣业的生前功绩，赐谥号为忠勇，追封武威郡王，并派灵车护送其遗体回任所。 下葬当天，唐肃宗派宦官前往吊唁，朝中大臣哭着为李嗣业致哀，李嗣业的墓地安排十户人家常年清扫。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