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些因素都属于“人为”的范畴,尚有天时地利在无形之中影响着战争局势,有时候,自然环境变化带给军队的影响就可能是毁灭性的,比如:在北方地区一场大雪足以改变整个战局。
现代社会对于资产的衡量是由不动产、股权存款等指数鉴别,我们很难看到某家以牛羊数量来计算财富,毕竟,在各种天灾的侵蚀下这些所谓的财产可能在顷刻间化为乌有。
古代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公元7世纪初,突厥人就遭受了一场大难。
因为暴雪连连,以畜牧业为第一生产力的突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大雪在地面上积了数尺厚,牧民连出行都变得极其困难,更别说放牧了。
因为,缺少草料供应,无数牲畜死在这场暴雪中。
由于支柱产业的崩塌,国内发生了饥荒,向来没有农耕经验的突厥人不知所措。
此时中原正值强盛期,突厥人走投无路,起兵进犯唐朝国境,妄图从中原大地上劫掠财富休养生息。
然而,此时唐朝国力之盛,毫不夸张的说,可称得上是万朝来贺。
听闻突厥进犯后,许多唐朝将军都来到殿前主动请缨,要率领兵马一举平定突厥,让边疆百姓早日脱离突厥军队的骚扰之苦。
但是,李世民却没有马上答应众将士的请求,他认为:唐朝毕竟和突厥曾经结拜为“兄弟”,此事不能操之过急,盛唐的国力也远远不用担心区区的突厥,而突厥现在还遭暴雪灾害,更不必担心。
大臣们一致认为,突厥人背信弃义理应讨伐,但是,古代是凡帝王哪个不是一言九鼎,大臣们的上书等往往都是建议,仅供参考,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一人手中,皇帝不同意,发兵突厥也只能是暂时搁浅了。
次年春,唐朝就收到了突厥的小可汗突利的求援信。
求援的起因还是去年的那场暴雪,暴雪之后突厥国力明显不如从前,原来对突厥毕恭毕敬的回纥、薛延陀、拔野古等部落都趁着这场暴雪对大加突厥的打击,趁机起兵造反。
小可汗被他的叔父派去镇压叛乱,将士们由于这场暴雪的影响,身体都十分虚弱,再加上小可汗缺少战斗经验,最终不仅战败,所带去的兵卒皆战死沙场,只有小可汗自己一人逃回了突厥。
逃回突厥之后,小可汗的叔父非但没有安慰小可汗还对其大发雷霆,当一众将是面前训斥小可汗,并将他关押起来。
被关押期间,小可汗差其亲信弄来纸笔,偷偷的书信给他的拜把子兄弟李世民。
书信大概意思是说:我叔父因为我打了败仗,把我关押起来,我现在走投无路,唯有大哥你可以救我一命,大哥你快派兵救救你可怜的弟弟吧。
不久后,就将曾镇守在外的大将军调到了太原,开始了对突厥的战前准备。
备战突厥期间,很多大臣都想修建长城,把边境用高高的城墙围起来,调离边界百姓,让边界防守更上一层楼。
但是大唐盛世,李世民的雄才大略是他的臣子们所无法企及的。
李世民认为:突厥自然环境恶劣,与大唐环境相差甚远,并且,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下,突厥的人还,做一些之事,这样的国家永远不会强大。
大唐盛世,百居乐业,臣子兢兢业业,如此国力,突厥又算得了什么。
这位胸襟大略的统治者最终创造出了盛唐不就是一寸长城而盛天下的传奇。
公元629年末,由于突厥连年的暴雪灾害,突厥境内民不聊生。
最终,突厥不得不来兵侵犯,但是,盛唐军队的强大让突厥和往常一样的无功而返。
这时候的李世民已经处理好了国内的诸多事物,腾出手来要对突厥发兵。
但是,发兵总要有个缘由,而此前突厥侵犯河西正好给了唐朝机会,这就让唐朝军队师出有名。
由于连年以来的暴雪侵蚀,原本就不是盛唐对手的部队很快就四散而逃,溃不成军。
在逃跑途中,颉利可汗派出使者试图修复唐朝与突厥的关系,并表明甘愿臣服。
李世民同意了突厥的请求,并且,派使者命令接受敌军投降。
此时,李靖心中一直有种不安的声音,告诉自己不能被突厥表面的臣服所迷惑。
公元630年初,李靖与李继会师,二人互相道出心中所想,原来二人对匈奴的想法如出一辙。
随后,二人一拍即合,挑选精兵一万,携带二十日粮草,夜袭了阴山,。
颉利败走后,投奔位于灵州西北的苏尼失,计划投奔吐谷浑。
唐朝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引兵前来,要求苏尼失交出颉利。
颉利趁夜逃走,躲藏在荒谷中,苏尼失害怕唐军的军力,将颉利捕获。
自此,颉利可汗及其部下彻底归降唐朝,阴山至戈壁沙漠一带的局势也彻底得到了平定。
太上皇李渊听说颉利被擒获,感叹道:“当年被匈奴困在白登(今山西大同市东北),之后没有能够报仇成功。
而今天我的儿子能灭突厥,我没有选错人,还有什么好忧愁的呢!”于是,在凌烟阁设宴庆贺,并亲自弹奏琵琶,唐太宗则亲自舞蹈。
现如今,我们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可以轻而易举的发现许多被天灾左右的战争,正如文章开始所说一场大雪毁灭一个政权绝非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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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太子皇孙都温顺柔弱,他担心一旦他百年归山,他的子孙无法控制局面。
据史载;太子对的滥杀无辜不以为然,曾多次劝谏。
有一天,朱元璋把一根长满尖刺的荆棘条扔在地上,叫朱标捡起来,朱标左观右看,无处下手。
朱元璋笑了,他说:“这根荆棘条不好拿吧?假如我替你将那些尖刺削光磨平,岂不是很好拿了吗?——现在我所杀的,都是将来有可能威胁到你的皇位的人,我把他们除了,是在为你造莫大的福啊!”网络配图 可见,他的滥杀功臣,是在为大明王朝消除隐患,以确保他子孙后代皇位的安全。
有的人认为,朱元璋出身草莽,早年浪迹江湖,深知贪官污吏强取豪夺之恶,草民深受欺凌投告无门之苦。
他仇视权贵,仇视压迫,仇视阴谋,他想建立一个官吏奉公守法、百居乐业的清明世界。
登基前夕,战乱未定,他就任命为律令总裁官,会同、刘基等二十人负责制定法律。
他自己也“每御西楼,召诸臣赐坐,从容讲论律义”,逐条审议,然后颁布执行。
洪武六年(1373),他又派刑部尚书详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两庑,亲加裁酌”,总计六百零六条,颁布执行。
他是一个以法治国的严厉的君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有一例,还是战争时期,粮食紧张,朱元璋曾严令禁酒。
都事王恺进言:胡大海正在前线拼杀,可饶。
朱元璋大怒道:“宁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坏我号令!”说罢,竟自己抽刀把他杀了。
这与他冷冷地对说“杀人偿命”,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们认为,天下是自己血拼出来的,他们和朱元璋共过生死患难,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那些法令条文是管束小民的,与他们毫不相干。
史载:洪武三年,“时武臣恃功骄恣,得罪者渐众”;洪武四年,“时诸勋臣所赐公田庄佃,多倚势冒法,凌暴乡里”。
洪武六年,朱元璋敕令工部专门铸造了申戒公侯的铁榜,规定公侯人家倚势凌人、夺侵田产财物,和私托门下、隐蔽差徭的,都处斩罪。
如,蓄庄奴假子数千,鱼肉乡里,尝占东昌民田,御史依法提审,蓝玉竟一顿乱棍把他打走。
又如郭英,私养家奴百五十余人,又擅杀男女五人。
周德兴(与朱元璋同村)营宅第逾制,赵仲中城破遁逃,等等。
朱元璋曾说:“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
”——以猛、以严治国,是朱元璋的既定方针,这些人触犯法令,实是罪有应得,根本不存在嗜杀或滥杀的问题。
还有人认为,朱元璋一生受到了太多的精神冲击,地位的卑下、处境的恶劣、战斗的艰苦、牺牲的惨烈,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太多的创伤。
一旦黄袍加身,过大的落差使他有恍然若梦之感。
自卑、恐惧、危机意识纠结在一起,在他的精神上形成了一种变态的被害妄想。
他是一种偏执型的人格障碍者,时时犯疑心病,到处安插耳目,遍布特务网,到头来仍然是惴惴不安,。
在日益加剧的恐惧感的追迫下,经历了长期战争岁月的洪武,本能地倾向于一种较为彻底的解决办法——从肉体上消灭他想象中的潜在对手,这就是他一再地制造冤狱,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屠杀的根本原因。
网络配图 一人犯罪,按一家一族进行屠杀。
枭示、凌迟、剥皮、抽筋,以及刷洗、抽肠、黥刺、剕、劓、阉割、挑膝盖等名目繁多的非刑折磨。
从朱元璋致人于死命的方式方法的选择上看,他早已堕落成乐于用他人血污来填补自己精神空虚的虐杀狂。
弗洛伊德在《心理分析所遇到的性格类型》一文中指出,这一类的精神病患者是“被成功毁灭的人”。
焦躁,狂怒,精神失控,疑心病,恐惧,被害妄想,终日追踪着朱元璋,折磨着他,直到他生命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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