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后担任过中央党校和教育部的主管(国子监祭酒)、司法部副部长(刑部侍郎)、国防部副部长(兵部侍郎)、人事部副部长(吏部侍郎)、监察部部长(御使大夫)和首都西安市市长(京兆尹,当时的京城是长安,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市)等职务,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教育家。
但,我们知道,韩愈命运坎坷,他两三岁的时候,父母亲就先后去世了,只好跟着哥嫂生活。
十九岁的时候,他独自到长安参加考试,一考就是十年,接连考了七次。
相当于现在先后参加了四次高考和三次公务员考试。
结果不仅连个副科级干部都不是,而且连个蜗居也没有。
时常叹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很是郁闷。
那么,自誉为“千里马”的韩愈,他有没有遇到“伯乐”?是谁最早发现了他这个“千里马”?他的伯乐是一个还是几个呢? 第一个伯乐:超级英雄马燧 马燧,公元726年出生。
身高1.86米,这个身高在当时一米七都算大个子的,可谓,堪称“巨无霸”。
他气概豪迈,能文善武,战功赫赫,与李晟、浑瑊一起,并称为中晚唐三大名将。
公元786年,十九岁的韩愈怀揣梦想,到首都长安参加准公务员考试(进士考试),没被录取。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经济遇到了问题,被店老板数次催要房租。
实在没有办法之下,穷书生韩愈冒着可能被鞭打甚至关进大牢的风险,打着“老朋友子弟拜见王爷”的旗号,去大街上拦截马燧的“宝马”。
马燧这天也许心情很好,没有大发雷霆,反而耐心询问韩愈家世,得知韩愈的父亲、叔叔、大哥都和他有交情。
于是,就收留了韩愈,并为他做了三件事:第一、给韩愈结清了亏欠客店的费用,并叫他吃住在家里,一边静心复习,等待明年的高考,一边教育14岁的马公子读书学习。
多么任、多么高看韩愈啊!第二、把端庄贤淑、兰心蕙质,外公曾是总理(宰相)、父亲是河南省洛阳市司法局副局长(河南府法曹参军)卢贻16岁的女儿做媒给韩愈,把穷书生当千里马看待,这王爷当“红娘”的恩情该有多大啊!第三、韩愈在进入公务员队伍前后,马王爷没少帮他在中央领导、各部委一把手面前美言,对韩愈的成长进步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
第二个伯乐:知人善任董晋 韩愈从十九岁参加高考,一直考到二十九岁,十年都没能谋个。
看看曾经的学友们,一个个走向官场,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而自己,满腹经纶,一身才华,可惜英雄竟无用武之地! 就在千里马韩愈为了远大理想,在漆黑的夜里,独自徘徊时,他的伯乐出现了。
公元796年(唐贞元十二年)7月,河南开封(汴州)地区军政一把手(宣武节度使)李万荣病亡,他的部下邓维恭准备通过兵变当上节度使。
听说后,非常气愤,就命令曾当过总理和国防部长(宰相、兵部尚书)的董晋为中央巡视组组长,并且兼任宣武军节度使,前去处置汴州局势。
当时,有个潜规则,凡节度使赴任,都要为自己配备一批官员。
他为什么会选择韩愈呢?原来,董晋多年前曾与韩愈的叔父韩仲卿共过事,又和韩愈的岳父卢贻关系很好。
最主要的,是不久前,董晋和韩愈刚刚相处过一段时间,很欣赏韩愈的才干。
韩愈也是非常振奋,认为有了军营这个舞台,既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多年的国家公务员梦想,同时又可以积累经验和政绩,为今后实现远大理想打下坚实基础。
于是,韩愈毅然决定投笔从戎,第二天就到了董晋的部队报到。
之后,韩愈在董晋的关心帮助下,积极表现,努力工作,在稳定汴州局势方面多次建言献策并被采纳,很受器重。
公元798年4月,经过近两年的军旅磨练,董晋奏请朝廷同意,正式任命韩愈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汴宋亳颖四州观察推官,主管刑狱,管辖地域约是今河南省开封市、商丘市和今安徽省亳州市、阜阳市四市的部分地区,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成为名正言顺的国家公务员,人生第一个梦想成真。
第三个伯乐:七朝元老裴度 公元814年,淮西地区军政一把手吴少阳去世,他的儿子吴元济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抢夺了军政大权。
而且,还与河北镇州、郓州等地的军阀勾结,杀朝廷命官,抢唐朝地盘,比盗匪还猖狂。
面对如此严重的恶意挑衅,皇帝下达了剿除淮西叛军的命令,并任命裴度为“剿匪”总司令(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
裴度为了打胜仗,向皇帝提出了三个要求,唐宪宗爽快地答应了。
裴度的三个要求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请朝廷任命韩愈为总参谋长(行军司马),协助裴度做好各项军事和政治工作。
“剿匪”大军在裴总司令的统领下,在韩愈的上下协调和多方努力下,各路将帅,奋勇杀敌,很快就完成了“剿匪”任务。
部队凯旋回到首都长安五天后,由于裴度的极力推荐,韩愈被朝廷任命为司法部副部长(刑部侍郎),从没有权力的一般副厅级干部(太子右庶子),升为掌握实权的副部级首长,进入中央领导视野,可以参政议政,一下子就飞黄腾达起来。
那么,裴度有什么背景?怎么有这么大的能量啊?据史书记载,裴度是唐朝最成功、最有威望的总理,是七朝元老,中兴(宰相,总理)!他为人刚强正直,能言善辩,知人善用,尤其擅长把握施政要领,凡是他陈情讲述的事,总能感动人心。
就连宪宗皇帝也十分佩服他,对他的建议言听计从,毫不犹疑,赋予了裴度很大的权利,让他在“社会上有地位、政治上有荣誉、经济上得实惠”。
可是,裴度为什么要在皇帝面前极力推荐韩愈呢?第一,公元729年春末夏初的一天,25岁的韩愈金榜题名考中进士后,去西安市大雁塔游玩,邂逅了30多岁的裴度。
裴度当时尽管没有做官,但也是知名的才子,两人很投缘,彼此留下了联系方式。
后来他们还一起参加公务员考试,算是考友。
再后来经过不断交往,两人很能谈得来,成为了友。
第二,裴度知道韩愈曾跟随董晋在汴州平过乱,有经验、有智谋、懂兵法。
第三,有一天清晨,天还没亮,裴度去上班,路上突然遇到刺客袭击,紧随其后的一些官员由于害怕吓跑了。
也在上班路上的韩愈得知后,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急速赶了过去,不顾生命危险去帮助裴度,裴度打心眼里感激,自然竭尽全力帮助韩愈。
韩愈一生几落几起,充满挫折,但他又是幸运的。
在人生的道路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欣赏他的伯乐,才最终使千里马韩愈,名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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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布下邳兵败被俘,被军士推到了白门楼,上面坐着的是刚刚的曹操和,当然这场战役的胜利与刘备并无多大关系,其实就徐州归来说,刘备也是个失败者。
因为徐州原本是他刘备的,只不过他是由于情势所迫主动地归顺了曹操,被曹操引为座上宾。
而吕布则是战败被俘,他也想归顺曹操,可惜他选错了时机,选错了地点,他更是选错了为他求情的人。
吕布想要刘备在曹操面前为自己说几句好话,让曹操接纳了他。
他自认为他与刘备关系不错,这点顺水人情刘备不会不做。
他说,“公为座上客,布为阶下囚,何不发一言而相宽乎?”刘备面对吕布的恳请,并无一言,只是点了点头。
点头的意思似乎是同意为吕布说情,至少吕布是这样认为的,很多读者也是这样认为的。
其实,以当时刘备在曹操心中的地位,为吕布说上几句好话,曹操是会听的。
即便他一言不发,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曹操也未必会杀了吕布。
曹操是个爱惜人才的人,且唯才是举,不问出身地位或人品优劣,只要是人才,他大都会委以重任的。
所以就爱惜人才这一点,说曹操是青史留名,一点都不过分。
连骜不逊的曹操都可以接纳,何况一身武艺的“人中吕布”? 吕布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武艺高强,勇冠三军,被称为三国时期第一猛将,这一点曹操比谁都清楚。
事实上,曹操在接不接纳吕布这件事上,是有考虑的,正如吕布自己所说的那样:“明公所患者,不过布;布今已服。
”得了吕布,天下可定,杀了吕布,实在可惜,曹操本是个胸怀天下的人,当然希望依仗吕布的骁勇善战扫平天下,可见此时此刻曹操的确是动了心的。
要不然他也不会问刘备,何如?这表明当时他是很想受降吕布的,此时,刘备真要救吕布,可以不说一句话,或只是点点头,曹操都会接纳吕布的。
可是刘备却说了一句最不该说的话:“公不见丁建阳、之事乎?”这一句话彻底要了吕布的卿卿性命。
刘备这一手玩得很阴,生性天真卤莽的吕布万万想不到刘备会来这一手,这不明摆着是要置他于死地吗?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刘备并非永远是一个宽厚长者,他也有他阴暗残忍的一面,所谓“世之枭雄”,看来并非浪得虚名。
地球人都知道,丁建阳、董卓乃是吕布人生最阴暗的一页,是所有诟病他的见利忘义品行的最极端的两件事,在以孝治天下的,杀父戮亲的行为深为人世不齿,虽然他俩并非布之亲生父亲,那也断断不行。
曹操想得天下,但更想保存自己的性命,想到没准那一天,见利忘义的吕布把自己也咔嚓了,那可大大的不妙。
最终,英勇半生的吕布便被曹操缢死于白门楼,还好,留了个全尸,也算是曹操对他的照顾。
那么,刘备为什么要这样“玩阴招”诱导曹操杀了吕布呢?我想大概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刘备本身很讨厌吕布,只是平时没有露在表面上。
刘备的徐州就是他吕布偷袭得手的,身无立锥之地的刘备被人夺了城池,能不恨吗?二,吕布的为人也让刘备不齿,见利忘义,没有做人的一点底线,刘备像一样痛恨他。
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刘备不想让曹操得到吕布后,须知曹操势力的不断坐大,就是他刘备势力的永远的相对弱小,无法与之抗衡。
杀了吕布,就像断了曹操的一条胳膊,呢? 可见,白门楼上,真正的胜利者,是刘备,如果没有刘备的那句话,三国的历史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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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中国段的起点是东、西两京(洛阳、长安)。
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洛阳为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古墓出土大量竹简,晋王朝令运回京师洛阳进行整理,发现是一批古书。
其中《穆天子传》记载,西周穆王十三年(约公元前989年),周穆王率领大队人马,携带大量丝织品等礼物,从洛阳出发,最终到达西王母之邦,会见西王母。
研究者认为:《穆天子传》所提供的材料,除去神话传说和夸张的成分,有助于了解先秦时期中西交通路径及文化交流情况,说明早在西汉之前,中国内地和中亚之间,已有交往和接触。
据《》记载: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明帝派窦固率兵攻打匈奴,会战于天山。
在这次出击匈奴的战争中,“投笔从戎”的奉命出征,立下战功。
班超率属员三十六人,出使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一带),以“”的英雄气概,夜攻纵火,杀匈奴使者;随后,在阗国(今新疆和田县一带)也杀了匈奴监督官;班超又更换了臣民怨恨的疏勒王,新立了另一位疏勒王。
至此,隔绝五十八年的西域及“丝绸之路”,重新畅通。
延光二年(公元123年),东汉派班超之子班勇出任西域长史。
他撰写的《西域记》一书,是撰写《后汉书·西域传》的重要依据。
《后汉书·和帝纪》载: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绫。
”有研究者称:文中提到的蒙奇、兜勒是两个地名,分别是罗马帝国的马其顿行省和东方省推罗城。
这应该是东方大汉帝国和西方罗马帝国的第一次直接接触。
而罗马境内使者东来洛阳的路径就是丝绸之路。
据《隋书》等记载,隋初,因突厥、吐谷浑“壅遏,故朝贡不通”。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春正月,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吐谷浑,吐谷浑大败,所部十万余口、六畜三十余万降隋。
隋以其地置西海郡(今青海湖西)、河源郡(今青海兴海东南)、鄯善郡(今新疆若羌)、且末郡(今新疆且末)等四郡,发人戊守,进行屯田。
隋炀帝此举,对于打通和西域的联系,保障丝绸之路畅通都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曾经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佛教文化的传入和交流,就是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
据东汉末年牟融所撰《理惑论》记载:昔孝明梦见神人,飞在殿前。
他询问群臣,傅毅回答:天竺国有得道者,号曰佛,正如您所梦见者。
于是,汉明帝派遣使者秦景、王遵等十二人,出使西域,在大月支(今阿富汗至中亚一带)写得佛经四十二章。
当时,在洛阳城西雍门外修建佛寺,又于南宫清凉台、开阳门、显节陵上作佛像,“学者由此而滋”。
另《高僧传》还有摄摩腾、竺法兰二位印度高僧随同东来的记载。
这便是中国第一次“西天取经”,所修佛寺就是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
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魏迁都洛阳。
神龟元年(公元518年),住在洛阳闻义里的宋云与比丘惠生,由京城洛阳出发,沿“丝绸之路”西行,出使西域,拜取佛经。
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宋云、惠生等由天竺回到洛阳,他们取回大乘经典一百七十部,丰富了中国的佛教文化。
至唐代,洛阳人王玄策曾先后三次出使印度。
其中,第三次出使印度是在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
当时,唐高宗住在洛阳,王玄策等奉旨去印度送袈裟。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他们曾在印度参加摩诃菩提寺举行大法会。
返国后,王玄策到东都洛阳,并把从印度取回的弥勒菩萨新样,供奉在洛阳敬爱寺中。
麟德二年(公元665年),王玄策于宾阳三洞之南洞,敬造弥勒像,并留下造像题记。
从王玄策所行路线看,可以说明,唐王朝与印度之间有另一条通道,即由唐蕃古道经尼泊尔进入印度。
”丝绸之路是一条合作之路,友谊之路,共赢之路,它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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