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每年农税二百万两白银，因为小冰河时期的影响，天子每年都要免除大量的农税并赈灾，他先是下令赈灾款从内库出，然后就是战争特别费从内库出，接着是修河治水钱也要内库出，还有军屯歉收也要内库补助等。 为了应付各种开支，万历就挖空心思地挣钱。他除去收了近三百万两海税银和上千万两的工商盐茶银以处，还下令开放书局给内库挣银子，只要能卖出去的书一律刊印，或者只要肯交钱就给你印。 所以这个时代也是中国封建王朝时期书籍刊印得最多的时代，闻香教徐鸿儒的经书都是皇家书局刊印的，闻香教的作乱宣传单也是皇家书局印的--就因为徐鸿儒付钱了…… 北京的路人穿的衣服也是，这一切也是为了税收上的考虑。曾经有言官痛心疾首地谈到大明的百姓穿的比官员还漂亮，更有人开始穿明黄色的衣料了。文臣要整肃朝纲，不许百姓僭越，一开始万历也曾犹豫过，但收绢税和花布税的问他： 如果不许小民穿绫罗绸缎，那万岁爷找谁收税去呢? 最后就是万历一辈子再次倒在了银弹攻势下，顶住了文官的齐声痛骂，把大明祖制给修改了，废除了所有关于车马、衣服和轿子的限制。 万历朝十年后，地球进入小冰河时期，在连绵不断的天灾面前，为大明积攒下的国库储蓄迅速地耗尽了。虽然南方各军镇吃饱没有问题，也不需要朝廷拨给救济款，但随着灾害地持续，万历皇帝渐渐感到他无力维持大明水师的开销了，所以就允许沿海各军镇自行向海商收取一定的海税，作为水师的维持费和清剿海盗的费用。 这个政策推行以后，大明水师就进入了不稳定的发展期，有地军镇经营不善，税收很高但海盗仍然猖獗，导致附近的海商贸易萎缩，并进一步导致所属的水师急剧退化。相反，经营良好的军镇则迅速拥有了强大的海上武力，从而能够制造出更大地海贸安全区，从而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到万历三十五年以后，大明水师驱逐了盘踞在澎湖一带的荷兰人。当时万历皇帝为了进一步给内库开源，甚至制定了渡海进攻马尼拉地计划。这主要是因为万历皇帝听到了当时盛传于中国的一种谣言，那就是;马六甲一代盛产黄金和白银。 万历三十六年后，万历皇帝还曾派了几拨太监前往那里进行实地考察，其用意之险恶不问可知。只是那些太监带回的事实粉碎了谣言，万历皇帝确认了金山、银山的说法为子虚乌有后，才讪讪放弃了侵略企图。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自古文人容易惹祸。 有的人是，文人一般是祸从笔出，比如年间著名大儒吕坤。 这人本来是山西按察使，干的是对国家公务员进行监督、考查以及检举的工作，可他却喜欢“”，在职期间不好好干他的本职工作，却去搜集什么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然后写了一本名叫《闺范图说》的书。 想必写得不错，连宦官陈矩都爱看，出宫时在书店看到了，也买了一本带回宫里，不幸被看到了。 为什么说不幸呢?因为郑贵妃看到后，麻烦事便接踵而至。 郑贵妃一看，这书不错啊，但还有点，还可以更好，便叫人增补了十二个人——关键是，她把自己的“事迹”增补了进去，而且还亲自写了一篇序文。 很明显，她想借这本书抬高自己的地位。 人家吕坤收集的，可是历史上的贤妇烈女，就算她是这样的女人，但也不是历史上的这种女人，但是她不管。 这叫有权任性。 有权不任性，要权有屁用! 做了这些事情后，郑贵妃又指使伯父郑承恩及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了一个版本，这样一来，《闺范图说》就有了两个版本，经常被人混淆。 这是万历十八年发生的事，一直到万历二十六年，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没事。 再说了，这是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材料，是号召妇女们向史上那些好女人学习的书，又不是黑材料。 但还是出事了。 事情出在万历二十六年五月。那时的吕坤，已是刑部侍郎，他给皇上大人上了一道疏，名叫《天下安危疏》，请做两件事情，一是节省费用，二是停止横征暴敛。 这是好事啊，有大臣忧国忧民，提醒皇上不要走偏，是好事啊，人也是好人啊。 你要做好人，有人偏不让你做好人，自古以来都不乏这种人。 不让吕坤做好人的人，是吏科给事中戴士衡，不知他是与吕坤有仇呢，还是想借此立个功，积累往上爬的资本，反正吕坤的上疏，让他逮着了机会，他便上疏弹劾吕坤，说他先写了一本《闺范图说》，现在又上什么安危疏，显然没安好心嘛，尤其是之前那本《闺范图说》，很明显是想拍郑贵妃马屁嘛——“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 戴士衡所说的那本《闺范图说》，显然是指郑贵妃指使人重新刊刻的那本，不是吕坤的原著。 吕坤不想平白无故蒙冤，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先是，万历十八年臣为按察使时，刻《闺范》四册，明女教也。后来翻刻渐多，流布渐广，臣安敢逆知其传之所必至哉?……伏乞皇上洞察缘因《闺范图说》之刻果否由臣假托，仍乞敕下九卿科道将臣所刻《闺范》与(郑)承恩所刻《闺范图说》一一检查，有无包藏祸心?” ——皇上明鉴，我写的不是这本，请皇上让人一一对照，我写的真的不是这本;有人说是我写的，有包藏祸心之嫌。 皇上大人不想追究，因为事情牵涉到郑贵妃，他不想因为一本破书，而搞得家庭不和，便装聋作哑，你们爱闹就闹去吧，不信能闹翻天。 这两位倒是不闹了，却有其他人唯恐天下不乱——一个自称“燕山朱东吉”的家伙，估计是吃饱了没事干，需要找点事消消食，便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名叫《忧危竑议》的跋文，以传单的形式，在京师到处散发。 实际上，“朱东吉”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是写这篇跋文的人，杜撰的一个名字，取的是“朱家天子的东宫太子一定太吉”的意思。 这篇跋文一问世，就像在平静的湖面投入一块石头，因为按照它的分析，吕坤写《闺范图说》的目的，是想讨好郑贵妃，而郑贵妃重刊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儿子夺取太子之位埋伏笔。 跋文还说，吕坤的“安危疏”，为什么要专门讨论历代嫡庶废立事件呢?这是影射“国本”问题啊——吕坤疏言天下忧危，无事不言，惟独不及立皇太子事，用意不言自明。 更恶毒的是，跋文地指吕坤与外戚郑承恩、户部侍郎张养蒙，山西巡抚魏允贞等九人结党，依附郑贵妃。 此文一出，举世哗然，很多人不明真相，纷纷指责吕坤，原来这人包藏祸心啊，还大儒呢。 吕坤又忧又怕，借口生病辞了职，回家避难去了。 明神宗看到《忧危竑议》后，虽然也很恼怒，但冷静一想，我若大张旗鼓地追查作者，再继续“顺藤摸瓜”，对相关人员一一进行处理，势必掀起一场血雨腥风，到时候连郑贵妃和她家人都跑不脱。 他若这样做了，历史肯定会重重地将他记上一笔——瞧啊，咱们的万历，也会搞。 这样的“名垂青史”，他可不想要。 这样一想，他便感觉，亲下谕旨说，你们别闹了，《闺范》一书，是朕赐给郑贵妃的——她是朕的爱妃，难道朕送本书给她都不行吗? 至于的戴士衡对吕坤的弹劾，实属诬告，不处理肯定不行，还有全椒知县樊玉衡，在戴士衡上疏之前曾上疏请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并指斥郑贵妃，也是唯恐天下不乱，这两人，很可能搞事情，《忧危竑议》也可能是他们写的，樊玉衡不处理也不行，便把这两人抓来审问，以“结党造书，妄指宫禁，干扰大典，惑世诬人”罪名，分别发配广东雷州和廉州。 至于吕坤，他本来是冤枉的，而且已患病致仕，就别管他了，随他去吧。 那以后，吕坤再也没有当过官，一心在家闭门著述、讲学，又活了二十年，其主要作品包括《实政录》、《夜气铭》、《招良心诗》、《呻吟语》、《去伪斋集》等十多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刑法、军事、水利、教育、音韵、医学等各个方面，成为明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其思想价值日久弥新，至今仍在闪闪发光，不仅在内地、香港和台湾影响重大，而且在日本、美国、韩国、 哥伦比亚、埃及等国都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其家乡河南宁陵县，还曾于2006年召开吕坤思想研究专题座谈会。 不知这算不算因祸得福? 吕坤若地下有知，不知会不会感谢那些，给了他“因祸得福”机会的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