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不管是否有意夸大战果，也不管林则徐是否受了属下的蒙蔽，总之，战报经林则徐之手，最后都来到了案前。道光不看战报则可，一看，二百五劲头就上来了，对夷衅的恐惧也忘到脚后跟了。对于九龙的胜利，他在林则徐的奏折上批曰：“朕不虑卿等孟浪，但戒臣等不可畏葸。”给林则徐下谕说：“我兵先奋后勇，大挫其锋，该夷等自必畏慑投诚，吁求免死……既已大张挞伐，何难再示兵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26页)同时，道光还对广东夷务一直不能了结，林则徐一直不能赴两江总督之任表示了不耐烦。道光的意思，直隶总督是天朝大吏第一位置，现有琦善占着;两江总督是老二的位置，乘陶澍病退赶紧转移给自己心目中的能臣林则徐。林则徐一直不去赴任，不是个事儿啊。道光的心里，广东的夷务根本不是什么大事儿，或者说，虽是大事，但很简单，林则徐一办即可。所以道光在谕旨里告诫林则徐：“日后再有反复，即当示之兵威，断绝大黄茶叶，永远不准贸易。”(《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32页)这傻皇上，受林公奏折影响，依然认定，夷人离开茶叶、大黄就无以活命的，把它当作天朝最后的王牌打出来了。傻皇上一耍二百五，林则徐就了。跟邓廷桢商量了一下，搞了个骑墙政策。宣布从12月6日起停止中英贸易，在此之前，英商把货物转给其他国家夷商，仍准英货具结进口;在此之后，一切英船、一切英货不得进口;鉴于英船“担麻士葛”号和“皇家萨克逊”号早已遵式具结，所以可以区别对待，准许通商。林则徐一面骑墙，一面继续上奏，虽不敢明里反对道光的二百五，但却希冀皇上能改正一下。 如果说九龙战报是让道光吃下的第一粒兴奋剂的话，那随后而来的穿鼻及官涌冲突“俱系全胜”的一系列战报，相当于让道光超剂量连服数粒，其亢奋程度可想而知。1840年1月2日，林则徐接到了道光谕旨：“即将英咭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其……凶犯也不值令其交出。”这个亢奋到极致的可怜的，看不到贸易停止的后果，他认为贸易一停，哗，世界就清静了，具结啦、交凶啦、续缴鸦片啦、恢复正常贸易啦，就都用不着了。当然他看到了关税的丧失，但这个小气鬼皇上大方地宣布：“区区税银，何足计论!”让林则徐感到难受的，并不仅仅是自己几个月来具结、惩凶、恢复中英正常贸易的努力全都白费了，而是，作为道光最宠爱的封疆大吏之一，林则徐从来没有一次性挨过这么多批评。在林则徐的奏折上，道光加了多处朱批：对林则徐“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提议表示不屑，认为“所见甚是，而所办未免自相矛盾矣”;对林则徐保护具结商船的措施表示不同意，说：“恭顺抗拒，情虽不同，究其一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42~243页)。 1840年1月5日，林则徐无奈地遵旨出示，宣布正式封港，完全断绝中英贸易。就在同天，道光看林则徐迟迟不能赴两江任上，遂准了穆彰阿所奏，干脆任林则徐为两广总督，调邓廷桢为两江总督(21日改云贵总督，26日又调闽浙总督)。并依例解除了林则徐钦差大臣的职务。不能怪道光头脑简单，他的二百五，是被林则徐的战报忽悠出来的，他的傻，也是天朝官员们对夷情的集体无知成就的，所以他才会简单地认为，只要断绝中英贸易，原先快乐的日子就要回来了!宣布林则徐为两广总督的同时，道光就把禁烟这个皮球完全地踢给了他：“林则徐已实授两广总督，文武皆所统属，责无旁贷。倘查拿不能净绝根株，唯林是问。”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读事，总有几个疑惑：一是他为什么鲜有朋友;二是他弹劾张方平的上疏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三是他为什么不笑。史书里记他平生不写私人件，没什么朋友，与亲戚也不往来。他流传下来的文字，只有早年的一首短诗和晚年的一篇家训，其余全是奏议。 包公的人格很了不起，是刚严的典范，政治上所有言行皆出公心，私德也修饬得一无破绽，里里外外立于不败之地。但从常识可知，人是不可能这样完美的。疏论包拯之接受三司使的任命中说道：“心中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共瞻。”他是说人心隔肚皮，评价一个人，可信赖的还是他的作为。不过，如果得不到情感的线索，一个人的作为，或为迷雾所隐，或为光芒所掩，也会含糊起来。 欧阳修的批评，源于包拯连劾张方平与宋祁。包拯抨击宋祁的理由，是他知成都时多游宴，蜀人不满他的奢侈。比起哥哥宋庠(此前也曾被包拯弹劾过)，宋祁确实生活铺张，但当时文官游宴成风，若以此为罪，朝廷要空去一大半了。何况宋祁在蜀每晚宴罢，还燃烛展纸，干起正事，远近的人看见灯光，都知道这是宋先生在修《唐书》。他死后，成都数千人哭于祠，似乎名声也不很坏。 另一位被包拯攻击的是张方平。此人天性豪迈，颇有才干，见识在当时，只是一生未得伸展。当时京城某人拍卖家产，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购得一处房屋。包拯立加弹劾，说他“无廉耻，不可居大位”。张方平确实不谨慎，但似乎尚不足以立“无耻”之论。据司马光后来说，包疏检举张方平的不端事迹，还有不少条状。但这么一篇重要的上疏，在世传的包公奏议中，竟不见踪影。有人猜测，此是包公子孙不愿意以示后人而削去，毫无根据。但不得见此奏原文，总有些遗憾。 碰巧的是，张方平和宋家兄弟那时都与吕夷简不和，而包拯受过吕夷简的提拔。要是能从中寻出一丝足迹，我不觉得包公形象会受多大损害，相反，倒还觉得亲切些———人都有个吧。但没有，无论前后，包拯的议论没有半分私情的把柄，无不堂堂正正。 包公的心事不为人知，是否应归罪于文献失传呢?宋人话痨最多，记述成风，可惜在如海的文集中，有关包拯的记录少之又少。和包拯一同受过欧阳修的荐举，还曾是上下级，多少总有过从，但整部《临川集》，竟无一字提及包拯。别人那里也大抵如此。幸好有位吴奎，和包拯亲密，给他撰过墓志铭;另一位张田，自称门下，给奏议结集。若无这两人，包公的形象，便只剩元杂剧中的了。我猜测当时多数人的心理或许是这样：对包拯，说他不好，实在说不出;说他好，又不情愿。人至清则无徒，此之谓也。 最奇异的是包拯不笑。当时流传的一句话：“包公笑，黄河清。”包公一笑，比黄河变清还难得。史籍未曾记载包拯有过类似面部神经麻痹之类的疾病，我们也无由推断他是个内心麻痹的人。但不管为什么，一个不会笑的人，无论多么多么值得敬佩，也很少有人会喜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