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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五位帝王爱新觉罗·胤禛简介

时间:2025-02-25来源:网络作者:小白3
爱新觉罗·(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8日),即,第五位,定都北京后第三位皇帝,蒙古尊称为纳伊拉尔图托布汗。

帝第四子,母为,即乌雅氏,生于北京紫禁城永和宫。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封贝勒;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被封为和硕雍亲王。

在二废太子之后,胤禛积极经营争夺储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他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

雍正帝在位期间重整机构并且对吏治做了一系列改革。

如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实行。

为改善民生,实行,使中国人口的暴增。

并且大力整顿财政,实行耗羡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等。

特别是雍正七年(1729年)出兵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

雍正一朝,整顿吏治,在中央创立监视臣民,并废除议政王大臣会议,设立军机处以专一事权。

而且改善制度,这样使得皇位继承办法制度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康熙帝晚年诸皇子互相倾轧的局面。

雍正帝在位期间,勤于政事,自诩“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

雍正帝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对于康乾盛世的连续具有关键性作用。

雍正十三年(1735年)去世,庙号世宗,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葬清西陵之泰陵,传位于第四子。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寅时,胤禛出生于北京紫禁城永和宫,生母为德妃乌雅氏。

由于其生母乌雅氏出身低微,不能给胤禛带来皇子中的特殊地位,此外,清初时后宫也不允许生母抚育自己的儿子,因此胤禛满月后由佟佳氏抚养。

孝懿仁皇后是一等公之女,的侄女,孝懿仁皇后没有生过皇子,只有一个公主还早年殇逝,故而养育德嫔之子,年幼的胤禛因其尊贵,很可能有意巴结她。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胤禛六岁进尚书房,胤禛跟从张英学习,向徐元梦学习满文。

与胤禛关系最密切的是顾八代,胤禛说他“品行端方,学术醇正。

”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胤禛,受父皇和师傅的严格管束,从事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学习,也在这个时期,作《春日读书》、《夏日读书》等诗歌。

稍长,便跟随康熙帝四出巡幸,并奉命办理一些政事。

十六岁那年,他陪同其三兄胤祉往祭曲阜孔庙。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十九岁的胤禛随从康熙帝征讨噶尔丹,掌管正红旗大营,此役胤禛没有参加,然而他很关心这次战斗,作《狼居胥山大阅》、《功成回銮恭颂二首》 ,赞扬乃父用兵的功业。

又往遵化暂安奉殿祭祀文皇后。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二十一岁的胤禛受封为贝勒。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二十三岁的胤禛侍从康熙帝视察永定河工地,检验工程质量。

二十五岁,随同父皇巡幸五台山,次年侍从南巡江浙,对治理黄河、淮河工程进行验收。

经营争储 主词条:九子夺嫡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夏,康熙帝第一次罢黜了太子胤礽。

在推选新太子的过程中,胤禛支持复立胤礽,同时与皇八子也保持良好的关系。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复立胤礽为太子。

同年封胤禛为和硕雍亲王。

此间诸皇子为谋求储位,各结私党,勾心斗角极为激烈 。

胤礽再立后,为巩固储位又进行了一些非法活动,引起康熙帝的不快,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再次将他废黜。

以后不断有朝臣为他复位奔忙,均遭康熙帝处罚。

胤礽被遗弃了,但他留下的皇太子的空位,康熙帝却未令人替补,惹得诸皇子为之大动心机。

胤禩有资本,继续活动,又一次受到父皇斥责。

他的同伙胤禵“虚贤下士”,联络各方人士,“颇有所图”。

十四皇子胤禵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北,指挥两路清军入藏,送达赖六世至拉萨,驱逐了一度盘踞在西藏的准噶尔人的势力,稳定了西藏局势。

他的声誉日高,有可能成为储君。

三皇子诚亲王胤祉受命开蒙养斋馆,身边聚集着一群学人。

他也“希冀储位”,以至胤礽再废后,竟“以储君自命” 。

胤禛善于治国、懂得韬光养晦。

他尊释教道学,自称“天下第一闲人”,与诸兄弟维持和气,与和隆科多交往密切,同时向父亲康熙帝表现诚孝,画西藏于版图,赢得康熙帝的信赖。

康熙六十年(1721年),雍正四十四岁这年,正是康熙帝登基六十周年大庆,他奉命往盛京祭告祖陵,回京参加贡士会试试卷复查事务,冬至时遵命代康熙帝南郊祭天。

次年,清查京、通两仓,又秉命冬至祭天。

胤禛的这些活动,对他来说有两重意义,一是由于他多次随从巡幸、外出代办政务,足迹遍于中国主要地区,使他有机会了解各地经济物产,山川水利,民间风俗,宗教信仰,历史问题,取得了关于民事的第一手资料;二是观察了康熙帝处理政事,考查了地方行政和吏治,锻炼了处理某些政事的能力,获得了从政的一些经验。

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对胤禛日后治理国事都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雍正帝在储位斗争中的胜利,有其必然性,这就是:第一,他的才能和务实精神会取得一些人的支持,他的属人戴铎曾向大学士李光地称道其主子:“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施,大有作为。

”事实上,在争夺皇储的斗争中,雍正帝提出整顿积习的振作有为的政治方针,与八皇子胤禩的仁义方针相对立,以争取人心。

第二,他善于耍两面派手法,从而欺骗了对手和康熙帝,使政敌不以他为意,没有集中力量对付他,从而轻巧地取得成功。

第三,他有一个集团,在关键时刻用上了力,如通过隆科多稳定京中局势,通过年羹尧控制胤禵和稳定西北地区。

巩固帝位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胤禛继承了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

即位后,雍正帝重用康熙十三子,不想放过政敌胤禩等人,胤禩等人也不甘心失败,所以双方的斗争在雍正帝继位后延续下来,他在政治上采取多种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皇位。

首先是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诸皇子集团,将胤禵从西北军前召回,加以圈禁。

晋封胤禩为廉亲王和总理事务大臣。

将发往青海西大通(今青海大通西北)。

鉴于清朝没有行之有效的立储制度,常因皇位继承权产生争端,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

雍正帝在雍正二年(1724年)春以前,对政敌的打击尚有所节制,这是因为政权还不太巩固,不便太刺激对方。

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青海平叛胜利,雍正政权的力量增强了,随即加紧惩治胤禩一伙。

四月,对胤禩本人,说他“肆行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

削宗籍和圈禁,并被改名为“阿其那”(意为待宰的鱼),胤禟被削宗籍和圈禁, 并被改名为“塞思黑”(意为讨厌的人)。

皇十子胤礻我被圈禁,康熙的皇十四子(胤禵)先是派去守陵,再后来受圈禁。

康熙皇十二子胤祹被降爵,后康熙的皇三子胤祉也被革爵圈禁。

同年五月,革去苏努贝勒,七月发出《御制朋党论》,进一步开展反对胤禩党人的活动,不久年羹尧、隆科多问题的出现,遂放松了对胤禩的攻势,迨至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年羹尧赐死,便加速惩处胤禩等人。

至雍正四年(1726年),胤禟、胤禩先后囚禁致死,胤禵迁于京城景山,蔡怀玺自杀,郭允进枭首示众,其他胤禩党人也遭到处分。

至此,经营二十多年的胤禩集团彻底垮台。

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以作威作福、结党营私之名,责令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自尽,同时削隆科多太保,后圈禁致死。

并因此株连出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和查嗣庭试题案。

主政改革 主词条:清世宗改革 雍正帝登基伊始就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之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较之古来以而入承大统,如辈,朕之见闻更过之。

” 他深知康熙后期的社会问题,如朋党斗争;吏治不清;依靠富民政策的实行,加速了贫富矛盾的积累;西北用兵不停,需要继续解决与准噶尔部的矛盾;国帑空虚。

他针对现实,结合自己的理想,产生他的政治纲领。

雍正帝在即位的当月,谕令大学士、尚书、侍郎:“政事中有应行应革能裨益国计民生者,尔等果能深知利弊,亦著各行密奏。

”紧接着,在雍正元年(1723年)元旦,给地方各级文武官员分别发布的上谕中,讲古代纯臣,皆“兴利除弊,以实心,行实政”,发出为国计民生进行兴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号召。

他的改革思想包含如下内容 第一,反对因循苟且。

雍正帝认为他即位时“人心玩愒已久,”,“若不惩创,将来无所底止”,屡屡告诫臣下,不可“因循玩愒”。

他针对康熙帝“”的思想,主张“着意搜剔”,把攻击这是“多事”的人斥为“浅见无知辈”。

他反对因循守旧,是为清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碍。

第二,整顿吏治,以利民生。

雍正帝在前述元旦给总督的上谕中说:“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曰‘名实兼收’,不知所谓名实者果何谓也”,实际上发出整饬吏治的通告。

他在登极一周年的时候又说:“朕缵承丕基,时刻以吏治兵民为念”,表明他企图通过整顿吏治,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

第三,反对朋党。

雍正帝从亲身体验中深知朋党的危害:朋党各行其是,破坏朝政统一,损害君主权威。

朋党之间互相攻击,任用私人,不仅失去正常的用人原则,也干扰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权柄;朋党各抒政见,自我标榜,批评朝政,扰乱君主视听,妨碍坚持既定的政策。

所以他说“朋党最为恶习”。

他反对的朋党包括科甲出身官员的师生同年的宗派关系,因此宣称,欲“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涤”。

“务期振数百年颓风,以端治化之本”。

表明他为澄清政治、医治痼疾的决心。

兴利除弊的改革思想是雍正帝政治思想的一个内容,此外,他认为“有治人无治法”,以为好的君主和官吏就可以把政治办好,这是他的基本观念。

他主张“为政务实”,即从实际出发,踏实地办事,这是他的思想灵魂。

他主张施政严猛,要有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这是他施政的策略思想。

在雍正帝的全部政治观念中,兴利除弊是其核心内容,因而是他为政的基本特色。

雍正元年(1723年),接受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施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的措施,以此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并限制地方横征暴敛。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又针对康熙末年各地亏空钱粮严重,决定严格清查,对贪官污吏即行抄家追赃,对民间拖欠,命在短期内分年带征。

清理的政策,地方凡有亏空,限三年之内如数补足,如限满不完,从重治罪 。

执政中期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准备对准噶尔部用兵,雍正七年(1729年),用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出西路,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出北路,进军征伐。

但前线连吃败仗,雍正帝囚禁岳钟琪,屡换北路军营将帅。

到后来,双方都打不下去了,开始谈判。

雍正帝消灭对方的目的没有达到,究其原因,雍正帝、岳钟琪、傅尔丹等轻敌骄满是重要因素。

未出师前,雍正帝自称:“选派将领,悉系镇协中优等人才,拣选兵丁,率皆行武中出格精壮,殊非草率从事。

与西北用兵相配合,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协助他处理军务。

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雍正帝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亲贵中指定充任,如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大学士鄂尔泰等,都是以亲重大臣兼任军机大臣。

还有军机章京,由内阁、、、理藩院等衙门官员中选充。

所有这些人都是兼职,他们的升转仍在原衙门进行。

因此,军机处设立之初,“无专官”。

军机处没有正式衙署,有值班房,在隆宗门内,靠近雍正帝寝宫养心殿,以便于军机大臣被召见议事。

无专官,无衙署,就使军机处成为一种特殊的机构。

雍正帝还加强思想统治,大兴。

雍正七年(1729年),发往西北军营效力的前工部主事陆生楠,著《通鉴论》十七篇,论述封建、建储、兵制、君臣关系、等问题,涉及到当朝朋党之争等敏感问题。

雍正帝说他“借托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下令将其在军前正法。

也在军前效力的监察御史谢济世,借着批注《大学》,“毁谤程朱”,对理学提出责难,雍正帝命在处死陆生楠时用其陪绑,以示惩诫。

同年,发生遣其徒张熙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的投书案,牵连到已故理学家,雍正帝遂大兴文字狱,以作为控制思想、打击政敌、提高自己权威的手段。

雍正帝把他批阅过的奏折选择一部分辑成《朱批谕旨》。

他对臣工的谕旨,由张廷玉等纪录编成《上谕内阁》、《上谕》。

他的各种体裁的文章被后人辑为《御制文集》。

离奇去世 雍正十三年(1735年)五月,贵州古州、台拱的苗匪在边境滋事,雍正帝命哈元生为扬威将军,统领四省官兵征讨。

又命果亲王胤礼、皇四子弘历、皇五子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协同办理苗疆事务。

命尚书张照、副都御史德希寿帮办苗疆事务。

不久哈元生平定了贵州的苗民叛乱。

雍正帝在位时期经营了宫苑,常在圆明园与大内两处居住。

他青年时中过暑,以后就怕炎热,故以较凉爽的圆明园为栖身之所,住在冬暖夏凉的九洲清宴、四宜书屋、万方安和等处。

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帝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一日得病,“仍照常办事”,至二十三日子时就驾崩了。

雍正帝死后,根据他的秘密立储方法,由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继位。

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葬于清西陵之泰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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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大臣噶礼为什么会被康熙判以凌迟极刑?

“其母尚耻其行,其罪不容诛矣!”这是噶礼被判以凌迟处死时做说过的一段话!那么噶礼到底是谁?噶礼是满洲正红旗一族,当年康熙亲征噶尔丹时,噶礼也随军出征。

在康熙未正式对噶礼动手的时候,其实是十分器重和信任他的!但是噶礼此人却恃宠而骄,贪婪无度丝毫不知收敛,最后连他的母亲都对他的不忠不孝无法忍受,向康熙亲自举报了噶礼贪赃枉法! 公元1699年,康熙任命噶礼出任山西巡抚,为官期间噶礼办事手段虽然灵活机警但是同时也十分贪婪无度,总是纵然自己的下属在山西到处搜刮民脂民膏,在他管理山西的数年间,百姓纷纷大呼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后来因为噶礼推举的一名官员醉酒自刎,噶礼瞒而不报激怒了康熙。

而当时朝中官员对他多有不满,其中一个名叫刘着鼐的言官借机和康熙上奏,弹劾噶礼在山西任职期间经常贪赃枉法,对百姓们实施酷刑压迫,赃款已经累计数十万白银! 康熙立即将噶礼召来当众审问,个人认为康熙在处理噶礼的问题上还是相当的仁慈和宽容,虽然心中对噶礼有疑虑,但是面对噶礼的狡辩,康熙还是选择了再一次相信他!而侥幸逃过一劫的噶礼并未因此也收敛。

没多久他所管辖区的平遥县一个名叫郭明奇的百姓因不满噶礼纵容县令王绶压迫百姓,便将他们二人一同状告到了京城巡城御史袁桥府上。

袁桥立即将噶礼的罪状上奏康熙,例举了他在朝廷的税务上面不但加收百姓们超过两成的税收,还在民间兴修宗祠庙宇,逼迫当地富豪为其捐款,而且平日还以审查案件为由大量收受霸强富豪的贿赂等多条大罪。

可是狡猾的噶礼虽然人在山西,但是朝中的眼线也十分多。

被弹劾没多久,就传来了他的心腹山西学政邹士聪代表山西太原民众上奏请求褒奖留任噶礼的奏折!当时朝中的御史蔡珍对此进行了质疑,认为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种“百戴的好官”的假象纯属虚构,更请求康熙一同论罪。

可是噶礼却始终矢口否认,还大肆污蔑袁桥和蔡珍说他们均无实际证据,只是听错了片面之词。

后来康熙仍选择相信噶礼,将平民郭明奇治罪,蔑袁桥和蔡珍也被一同免职!这也是第二次康熙选择相信噶礼,让他继续逍遥法外!公元1710年噶礼继续受到康熙的重用,被任命为户部侍郎与苏州知府等职位,而期间也有不少弹劾噶礼贪赃枉法的奏折,但是这些官员都被噶礼反击诬陷遭到了免职。

后来为人清廉正值,向来与噶礼不合的知府陈鹏年也遭到了噶礼的诬陷和弹劾,康熙并未对他的上奏多加理会!后来噶礼又因为江南乡试一事与向来有清廉之名的巡抚张伯行意见不合,二人连番唇枪舌战不断向康熙帝上奏弹劾对方贪赃枉法,一时之间引来了不好大臣的笑话和热议。

而当时朝中的大臣们纷纷认为这两人都是地方行政上的最高官员,互相抵制和弹劾对方有失体面,应该两个都罢去官位。

后来康熙再三衡量终于罢免了噶礼的职位,选择留任张伯行。

康熙这次还是没有噶礼处决噶礼,直到公元1713年,其母叩阍直接向天子喊冤,诉说了噶礼在自己的饭菜下毒、纵容妻子毁其房屋和其他贪赃枉法之事!这个事情让向来注重家庭亲人的康熙,马上下旨让刑部调查审问,没多久就将噶礼判处凌迟极刑,妻子也被判处绞刑!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清朝史上康熙帝为什么八次拒绝群臣给他上尊号

帝曾经说自己“凡事但求实际,不务虚名。

”(《实录》,卷二六八)这倒不是康熙的自诩之词,而是他在治国理政中时刻遵从的一项准则。

他曾经先后八次拒绝群臣们为他上尊号的请求,就从一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切实的例证。

这八次拒受尊号的时间分别是: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后;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郑克塽归降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平定噶尔丹后;此外还有五十、六十、七十寿辰(1702、1712、1722)之时共三次;登基五十、六十周年(1711、1721)时共两次。

在封建时代,给上尊号是一种“大典”,所谓“加上尊号,典礼甚大”。

因为对于一个乾纲独断、至尊无上的封建君主来说,权力和地位都已经臻于巅峰,无可再增,所以“上尊号”便是扩大政治威望、提高历史地位的重要举措,具有重大的政治象征意义。

拒绝这类活动,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有着什么样的政治考虑?我们可以拿第一、二两次的情形作一点剖析。

网络配图 康熙初,镇守云南的平西王、镇守广东的平南王、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拥兵自重,对中央政权阳奉阴违,形同割据。

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下定决心撤藩,吴三桂及耿精忠、尚可喜子尚之信起兵与清对抗,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三藩之乱”。

三藩兵力一度占领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四川、湖南等省及江西、浙江、湖北、陕西、甘肃一部,对清政权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经过整整八年的艰苦战争,终于在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取得了平定“三藩之乱”的胜利。

两年以后,一直占据台湾奉为正朔的郑克塽在清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归降清朝,实现了台湾的统一。

这两件事无疑意义重大,正是以此为标志,开了长达百余年的著名的“”。

所以在这两次重大历史事件之后,群臣们提出要给康熙帝上尊号,应该说也是。

我们来看一看当时的具体情形。

平定“三藩之乱”后最早提出要给皇帝上尊号的是监察御史何嘉佑,他的理由是:“今天下荡平,皆赖皇上一人功德所致”,所以“应加皇上尊号,以彰功德”。

此后,有的人也许出于真诚爱戴,有的人也许出于对权力崇拜,有的人也许出于阿谀逢迎,有的人也许出于从众心理,总之,大臣们从亲王、内阁大学士、九卿到詹事、科道等官员,凡是身份和地位具备向皇帝进言资格的,无不争先恐后,纷纷上奏,掀起了一场请上尊号的热潮。

有些人重复着何嘉佑提出的理由,强调“三藩之乱”的平定是皇上一人之功。

康熙帝明确否定了这种说法,说:“所奏称天下荡平,皆朕一人功德所致”,“这所奏无益”。

(第787页)他多次同大臣们回顾了平三藩的决策情形,表示这一场斗争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如“事有错误,朕亦自任,断不归咎于人”。

现在取得了胜利,乃是“荷上天眷佑,祖宗福庇”,将士用力,“疲于征调”;百姓困苦,“敝于转运”,连官员也裁减俸禄,以供军需。

这是上下一心,共同奋斗的结果,“若遂侈然以为功德,崇上尊称,滥邀恩赉(lài,赏赐),实可耻也”。

网络配图 另外一些官员则强调,“今三藩殄灭,后患尽除”;“海宇宁谧”,“天下乂安”。

有的甚至用了“当此盛世”这样的字眼。

既然天下已经太平,皇帝“功德巍巍,自古圣君所不逮,理宜恭上尊号”。

对于这样一些议论,康熙帝却按照另外一种思路,讲了另外一番道理。

他跟太皇说:“自寇乱用兵以来,将士罷(同疲)劳,民生困苦,疮痍未复,喘息未苏。

虽兵戈乍戢,疆宇初平,国家纪纲正宜整顿,地方元气正宜培养,臣何敢宴然自处,以为太平无事,受纳尊称。

”他跟大臣们说:“顷虽贼乱削平,地方底定,而民困未苏,疮痍未起。

君臣之间,正宜各加修省,息兵养民,布宣教化,务以廉洁为本,用致太平。

”“独念数年之中,水旱频仍,灾异叠现。

师旅疲于征调,被创者未起;闾阎(民间)敝于转运,困苦者未甦(同苏)。

因军兴不给,裁减官员俸禄及各项钱粮,并增加各项银两,仍未复旧。

每一轸念,甚歉于怀。

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洁,俾(bǐ,使)生民得所,风俗淳厚,教化振兴,天下共享太平之福,虽不上朕尊号,令名实多,如一切政治不能修举,则上尊号何益?朕断不受此虚名也!” 当大臣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奏请时,康熙帝斩钉截铁地说:“朕意已定,决不允受。

如受之,则前言为虚矣。

”“其上朕尊号之事,断不可行,此乃朕实意,非粉饰之词也。

自今以往,大小臣工各宜洗心涤虑,砥节励行,休养苍黎,培复元气。

尔等可向九卿各官悉谕朕意,不必再行陈请。

”两年后,群臣因台湾统一,“神功圣德,超越千古,非加上尊号,无以慰臣民仰戴之愿”,再一次请上尊号。

康熙帝同上次一样,坚决拒绝。

他说:“治天下之道,但求平易宜民而已,何用矜张粉饰?”“朕但愿以平易之道,图久安长治,不愿烦扰多事,可将朕意传谕九卿、詹事、科道知之。

”网络配图 一些评论者往往把康熙皇帝拒受尊号的行为,归之于他的谦逊。

例如《康熙政要》的执笔者在谈及此事时就说:“群臣请上尊号,至于再四,而谦让弥坚,至德益广。

”《康熙政要》也把这些事迹纳入《论谦让》这一卷的内容之中。

这当然并非没有一点道理。

但把全部问题归结为个人的品德修养,似乎还没有完全说到点子上。

其实,我们如果认真读一读详细记录皇帝言行的《康熙起居注》这部书,可以发现,康熙帝对于大臣们一些“颂圣”的话,有时明明是言过其实,也常常会欣然接受。

所以,他的拒受尊号,更为重要的还是反映了他作为封建统治者所具有的难得的宽阔政治胸怀,反映了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凡事但求实际,不务虚名”的政治风格。

如果把问题提高了来看,可不可以说,正是这种政治胸怀和政治风格,使他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康乾盛世”开拓者的角色。

如果他一味追求虚名,受到损害的将恰恰是他的政治实绩,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也许会打一个很大的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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