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不具备现代意义的舆论监督，因而监察机构官员的进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

那么一旦监察权萎缩，必然会使舆论监督丧失殆尽。

尤其是，几乎是到了为所欲为的程度。

时言官的监察权尚在，如准备南巡，一百零七名官员因疏谏劳民伤财的南巡而在午门外罚跪，另有一百五十名官员因疏谏南巡遭受廷杖，但官员的上疏毕竟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南巡终未成行。

同样，南巡到了时期竟发生了六次，究其原因即在于包括御史在内的官员无人敢于疏谏南巡，在缺乏舆论监督的情况下皇帝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其封建体制的自我调节也就失去了作用。

封建社会的监察体系，由秦汉时期的御史大夫、谏议大夫演变而来。

御史大夫的职责是监察百官，而谏议大夫除了监督官员外还有权对皇帝进行规谏，且主要职责是匡正君主的过失。

这样的一种双重体制，到明代形成“科道”。

“科”指的是六科(对应)，设置都给事中、给事中等官，主要职责是规谏皇帝;“道”指的是都察院中的十三道御史，主要是监督百官，都察院的前身则是御史台。

但到了清代，监察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沿用明代科道监察机制 元年(1644年)，清王朝在迁都北京后承袭官制，形成于明代的科道机制自然被沿用，只不过把十三道御史改为十四道御史。

监察机制是建立在人治的基础上的，这一监察机构能否发挥作用、能发挥多少作用，完全取决于皇帝自身的气量与素质。

皇帝毕竟握有生杀予夺大权，而科道官员在履行职责时身家性命却毫无保障，责罚或杀害监察官员的悲剧时有发生，这一点在封建社会进入晚期后表现得尤其突出。

高度集中的皇权已经不能容纳臣下的进谏之权，即使是建立科道机制的也屡屡以“廷杖”施之于科道官员，死于廷杖者不可悉数。

顺康时期对科道的遏制 清朝统治者在沿用科道监察机制的同时，也继承了明朝皇帝对科道官员的残酷压制。

在摄政时期就曾发生打击科道官员的事件。

顺治二年八月，科道官员许作梅、庄宪祖、杜立德、吴达、李森先等人弹劾冯铨与孙之獬、李若琳“所行弗类”，而冯、孙、李三人因率先剃发易服得到多尔衮的赏识。

为此多尔衮在重华殿地对内院及、科道官逐一审问，并对言词激烈的李森予以革职。

顺治帝亲政后，也多次对履行职责的科道官员进行裁制。

顺治十一年(1654年)一月都察院左都御史赵开心对热衷骑射的皇帝进行规劝，其结果是受到皇帝的严厉斥责。

十二年一月，兵科给事中李上疏，力陈“逃人法”是酿成社会动荡、民族矛盾激化的一种重要原因。

尽管李之疏切中时弊，但他却因履行进言之责而被罢官、发配黑龙江。

康熙时期，科道官员联名上疏吁请立储而同皇帝意见不一，亦遭到严惩。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第二次废太子之后，一直未立太子，而储位的久空，则使得诸皇子对皇储的争夺愈发激化。

自康熙五十二年以来请求立储、以固国本的呼声就从未间断过。

到了康熙六十年，皇帝已近古稀，身体也每况日下，择立皇储已迫在眉睫，然而出于对太子党的防范，康熙帝仍无立储之意。

该年三月，正值庆祝皇帝即位六十周年大典，任坪、范长发、高怡等十二位监察御史公奏：“恳请皇上独断宸衷，早定储位”。

不料康熙览疏赫然震怒，不仅将十二位御史革职、锁拿，还在庆典结束后把进言者全部发配西陲。

伴随着封建社会进入晚期，高度集中的皇权愈来愈不能忍受监察机制对君权的匡正。

雍正与“科道合一” 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下令将六科归入都察院，从此形成了“科道合一”，六科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衙门。

科道合一，反映出封建社会这种双重监察体制向单一监察体制的转变。

的“台谏合一”——御史台与谏院的合并，就呈现出向单一监察体制过渡的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宋代的“台谏合一”是使得御史台享有谏院的向君主进谏的权力，从而扩大了监察机制的权限;而清代的“科道合一”则是使六科同十四道御史一样只是负责监察百官，失去向皇帝进谏的权力。

表面看，这种从制度上堵塞言路的做法，不像明代的廷杖那样血肉横飞，但其对言路的遏制却更为严厉，也为大清王朝埋下了隐患。

监察机制权限的萎缩，使得皇权已经发展到不受任何限制的地步，不仅不能对皇帝进谏，对皇帝的宠臣进行弹劾也要承受巨大的风险。

雍正四年(1726年)由与河南巡抚镜的互劾所引发的御史谢济世劾，雍正帝因此而将谢济世革职发往军前效力，这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

到了乾隆时代，不要说皇帝宠信的大臣不能参劾，就连宠臣的家奴也在皇帝的庇护之下。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御史曹锡宝目睹乾隆长期宠信造成吏治愈发败坏，便上疏弹劾和珅的家奴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

”、“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

刘全在北京置有房屋100多间，开当铺数家，家产累计有20多万两银子。

由于和珅在乾隆见到疏奏之前就已有所闻，已经通知刘全把逾制的房屋拆除，把其他违制的物品转移。

曹锡宝的弹劾不仅未能对和珅有所震慑，反而在皇帝的脑海中留下了言而不实的印象。

尽管御史有风闻言事之权，但乾隆帝却抓住曹锡宝“所参不实”不放，并因此而推断，曹锡宝的矛头实际是针对和珅的，于是在所颁谕令中公然言道：“曹锡宝如果见全儿倚仗主势，有招摇撞骗情势，何妨指出实据，列款严参，乃托诸空言，或其意本欲参劾和珅，而又不敢明言，故以家人为由，隐约其词，旁敲侧击，以为将来波及地步乎?” 遏制言路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尹壮图疏请永行停止实行议罪银，其理由如下：督抚在交纳议罪银后，无论清廉与否，都要想方设法向下属搜刮钱财，尔后如再遇到下属亏空、营私，就不得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

” 这道疏触及乾隆晚年吏治败坏、州县亏空的关键。

乾隆看到此疏之初相当震动，特为此颁布谕令，明白写道：“状图请停罚银例，不为无见。

朕以督抚一时不能得人，弃遐录用，酌示薄惩。

但督抚等或有昧良负恩，以借办官项为辞，需索属员，而属员亦藉此敛派奉迎，此亦不能保其必无。

状图既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令指实覆奏。

” 尹壮图在复奏中进一步论述实行议罪银所带来的危害——“督抚声名狼藉，吏治驰废”，为了能彻底解决这一积弊，尹壮图建议皇帝简派满洲大臣同自己一起去各州县密查亏空。

不料尹壮图的回奏竟使得乾隆帝大怒，在他看来当下乃乾隆盛世，不容诋毁，如果按尹壮图所说的“诸省商民蹙额兴叹”，那岂不是在打盛世的脸面。

不久，乾隆帝令户部侍郎庆成与尹壮图一起去山西、直隶、山东等省检查州县亏空，但乾隆帝拒不采纳密查的建议，而是大张旗鼓地进行，致使被查州县，在事前即已得到风声。

而户庆成每到一地先游宴数日，使被查州县有充分的时间挪借银两，造成并无亏空的假象。

其实，乾隆帝对各省州县的亏空并非全然不知，但他执意认为尹壮图，要把他即位以来的丰功伟绩一笔抹杀，把太平盛世说成是“横征暴敛之世”。

因而乾隆不仅不能正视尹壮图所揭露的吏治废弛、州县亏空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反而来证明尹壮图是捕风捉影、沽名钓誉。

尹壮图回京后，便将其下刑部治罪，秉承皇帝旨意的刑部官员将其拟为“比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坐斩决”。

并不想留下怒杀言官恶名的乾隆，虽然最终将尹壮图开释，但其拒谏的种种表现，把原本相当狭窄的言路完全封闭。

亲政后，也做过其父类似的堵塞言路的事情，上疏言事，同样也遭遇到了尹壮图一样的结局。

到了即位后，为了遏制言路，竟然把“章疏中有破体疑误字者，摘出交部议处”，于是科道相戒不敢言事，而言路堵塞，最终酿成了内外兵祸，开千古未有之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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