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的妹妹嫁给了雍正，但不是正牌的皇后。

但是雍正即位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却对年羹尧一再的训斥。

把他一贬再贬，最后干脆赐年羹尧自尽。

作为雍正手下的三大宠臣之一，年羹尧究竟做了哪些事，以至于忍无可忍，要对让痛下杀手。

从年羹尧的行为来看，可以看出什么是最后的疯狂。

网络配图 一、年羹尧在雍正继位的过程中的确立下了头功 晚年时，由于原来的太子已经被废，剩余的阿哥都在跃跃欲试，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下一任的皇帝。

偏偏在这个时候，西北准格尔部再度挑战，清朝派出了第一轮军队。

康熙在盛怒之下，派出自己的十四子胤禵出战西北。

此时的康熙已经垂垂老矣，随时都可能断气。

此时胤禵统帅大军在外，对所有人都是一个震慑。

如果他率兵返回京师，谁也挡不住他。

为此当时还是亲王的雍正，保举自己的亲信年羹尧出任川陕总督。

后来事情的和雍正的预测差不多，胤禵在外征战，康熙就已经病逝。

不过此时年羹尧自己手里也拥有一些军队，并且控制着西征大军的后勤补给。

这等于直接牵制了胤禵，后来雍正在京师成功继位，而胤禵被免除了一切职位，勒令返回京师。

胤禵返回京师以后，西北地区的仗还必须继续打。

年羹尧接任了这一职务，这是雍正的高明之处。

当时雍正的地位并不稳固，为此他需要年羹尧在外控制大军。

为了自己的地位，年羹尧的西征只能胜不能败。

紧接着，年羹尧率领20多万大军进入青海，开始与准格尔军队决战。

起初准格尔部队一直和清军打游击，搞得年羹尧疲于应付。

最后还是在当地人的指引下，年羹尧最终击溃了准格尔军队，但是并没有实现合围。

由此可见，熟悉当地地理还是一个逃生的法门。

当时清军的伤亡超过了8万，其中对清军威胁最大的不是叛军，而是瘟疫。

在损失的8万军队中，有一半以上都是瘟疫造成的。

就在年羹尧击败准格尔军队不久，他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其实这是他自己找死。

网络配图 二、自己的用度，甚至超过了雍正皇帝本人 其实在西征的过程中，雍正已经对年羹尧十分不满，因为年羹尧太跋扈了。

他依仗雍正对他的支持，显然把自己视为了西北王。

他给各地总督、巡抚的文件全部用“谕”，这是皇帝才能用的特权，这等于得罪了一大帮官员。

还有就是对部下们的奖赏，他也用了“赐”，这又是一条大罪。

如果是仅仅是这些，那还情有可原，年羹尧的贪污问题也十分严重。

当时清朝的财政并不富裕，雍正几乎是扫清了国库支援西北前线。

而年羹尧贪污了大量的军费，把400多万两银子拢为了自己的私产。

如果是几十万了就算了，但年羹尧这次做的太过分。

军国大事不容马虎，这个军中的大老虎贪污军费，这可是要命的事情。

喝兵血在历朝历代都是大忌，搞不好会弄出兵变。

最让雍正恼火的是年羹尧组建了自己的政治集团，他自己选拔需要的官员，这还被成为了年选。

年羹尧指定的官员，吏部甚至无权罢免，甚至遭到御史们的弹劾也不用怕。

人事任免是皇帝笼络臣属最好的方式，现在被年羹尧利用，他提拔的那些官员究竟效忠谁就难说了。

皇帝的继承人问题是皇帝最大的逆鳞，而年羹尧也涉足了皇位争夺的较量。

他比较支持三阿哥，而雍正皇帝偏偏最大这一点。

将来自己的儿子继位，年羹尧又拥有了拥戴之功，那就真是封无可封赏无可赏了。

总结以上这些原因，雍正决定对已经有些功高震主的年羹尧下手。

网络配图 三、年羹尧没有搞懂自己荣华富贵的依靠是什么 年羹尧有一些军事才能，但是他在政治上绝对是一个白痴。

因为他没有搞懂自己的权力来源于谁，他自己在那里。

一旦真正的老虎发怒，那他也就玩完了。

年羹尧的飞黄腾达在于雍正需要他，雍正在登基之前需要年羹尧牵制胤禵;登基之后需要年羹尧控制军队，并打胜仗保证自己的地位。

但是随着雍正地位的巩固，年羹尧已经失去了大部分价值。

在此期间，如果年羹尧知道什么是急流勇退，那他最少还是一个富家翁。

但他竟然利用皇帝赐予的权力去和皇帝争权，既然他疯狂到了这一步，雍正皇帝就必须除掉他。

顺便说一句，年羹尧的妹妹虽然是雍正的妃子之一，但是并不怎么受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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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基后，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雍正派带兵前往西北平叛。

此时的汪景祺也游历到了西北，在年羹尧的心腹，当时的西安布政使胡期恒的推荐下，汪景祺与年羹尧结识。

此时的汪景祺充分发挥了其卓越的拍马屁水平，不仅将年羹尧唤做“宇宙第一伟人”，更是将其与年羹尧和、裴度等有着不世之功的历史名人做对比： “较之阁下威名，不啻萤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

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哉”! 也正是因为如此，汪景祺得到了年羹尧赏识，成为了年羹尧的。

然而，汪景祺的风光日子仅仅维系了两年，伴随着年羹尧因为目无君主、居功自傲、贪赃枉法、结党营私为拿下，作为年羹尧亲信和幕僚的汪景祺，也逐渐被雍正皇帝注意到。

汪景祺的种种罪过几乎都源自于自撰写的《西征随笔》之中。

明清时期的文人墨客们，大部分都有着记私人日记的习惯，汪景祺也不例外。

在其跟随年羹尧的时间里，也留下了大量的私人日记，而汪景祺从中精心挑选出来多篇，汇编成书，取名《西征随笔》，并且将其奉送给了年羹尧。

一方面，读书人之间互赠书籍是传递友情的象征，另一方面，汪景祺的文章中不乏对于年羹尧的极度吹捧之谈，实际上也是为了继续巴结年羹尧。

之后年羹尧倒台，雍正皇帝下旨查抄年羹尧的府邸，以找寻年羹尧贪污腐败、结党营私的证据，但是由于年羹尧早已将大量的书信、文档销毁，致使负责查抄的吏部侍郎福敏等人几乎无功而返。

在对年羹尧府邸进行进一步的彻查的时候，福敏发现了这本由汪景祺赠予年羹尧的《西征随笔》，而其中的内容让福敏等人是。

福敏等人之所以惊讶异常，原因就在于这部《西征随笔》中的内容使其完全是一本“逆书”般的存在。

这部书中，除了对于年羹尧的，歌颂年羹尧的丰功伟绩外，还如同《雍正王朝》中任伯安那部《百官行述》一样，记录了一些官员林林总总的劣迹行为，同时还有不少抨击时政，诋毁朝廷的言论。

除此之外，这部《西征随笔》中，影响力最大的，也是最“大逆不道”的地方，主要有两处处。

一处是《历代年号论》中，对于雍正年号极度负面的评价。

文中汪景祺将“正”作为了“不祥年号”的代名词，并列举了包括海陵王的“正隆”，的“正大”，元顺帝的“至正”，的“正德”以及的“正统”，这些以“正”作为年号的君王，不是亡国之君，就是将国家由盛转衰的君主，无一例外的受到了历史的批判，而这也无疑是对雍正的莫大嘲讽。

另一处是对于雍正皇帝的老爹，皇帝的诋毁。

汪景祺说竟然配不上“圣祖”的这个庙号，不应该称之为“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满洲人没有文化以及无知的表现。

此外汪景祺更是作诗，用“皇帝挥毫不值钱”来讽刺康熙皇帝。

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赐绫笺。

千家诗句从头写，近午天。

“云淡风轻近午天”是康熙曾经南巡时写过的诗句，然而在汪景祺看来却是“不值钱”的，这是对于皇权威严的极大挑衅。

于是，当福敏等人将此事向雍正皇帝进行了汇报后，雍正是，《西征随笔》立马被雍正皇帝列为禁书，并称汪景祺为： “悖谬狂乱，至于此极。

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 汪景祺随即被枭首示众，头颅被悬挂在长达十年之久，足可见雍正对其的厌恶之情，此时距离年羹尧被雍正赐死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此也表明了雍正皇帝对于年羹尧的余怒未消。

然而，“汪景祺案”所产生的影响力并没有因为汪景祺的死而终结。

就在汪景祺被雍正处死的一年之后，又爆发了另一宗“”案件，这便是“查嗣庭科场试题案”。

由于汪景祺和查嗣庭同为浙江人，这直接让雍正对于浙江读书人的印象是大打折扣，在批判汪、查二人 “笔之于书，肆其诬谤”的同时，更是对浙江读书人进行了全面的否定： “挟笔墨之微长,遂忘纲常之大义。

” 于是，雍正将汪景祺、查嗣庭的罪过，强加于浙人之上，由全体浙江的读书人来为这二人的忤逆行为来“买单”，从雍正四年(1726年)起停止浙江全省的乡试和会试。

“似此无耻不法之事,子弟如此,必系浙人习以为常,不但藐视国宪,亦且玷辱科名,应将浙江人乡、会试停止。

” 之后，经过以浙江巡抚李卫为首的全体浙江官员，包括浙江的地方官以及浙江籍的在京官员的共同努力，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雍正皇帝下旨： “明年即届乡试之期,浙省士子准其照旧乡、会试。

” 至此，为期三年的浙江禁令最终被解除，浙江学子终于可以重新参加科举考试了。

而在雍正皇帝去世后，皇帝登基，经左都御史孙国玺上书，乾隆恩准，这才才将汪景祺的头颅从城楼上择地掩埋，“汪景祺案”也算是就此宣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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