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古称“军制”、“兵制”。它随着国家、军队的产生而产生，并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相适应，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主要内容包括：军事体制、编制、管理教育、训练、军事职官、兵役动员、军队调发与战时指挥、粮饷兵器与马政保障等各项制度。其基本作用在于保障军事建设，以便有效地准备和实施战争，确保统治权的稳固与发展。 概况 中国古代统治阶级为夺取和巩固政权，在组织、管理、使用、发展和储备军事力量的活动中形成的一整套制度。 夏商 奴隶社会军事制度据《尚书·甘誓》载，公元前21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产生，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同时产生，并且建立了战时军队编组与奖惩制度。掌国家军政大权，主要政务官“六事之人”，战时便是统军将领。根据甲骨文记载，以商王为最高军事统帅，以贵族大臣和方国首领为高级军事将领。商军出现了“师”的编制单位，建立了“登人”、“登众”的兵役、动员制度和以射、御、田猎为内容形式的训练制度。军队分车兵和徒卒，以车兵为主，主要装备是畜力驾挽的战车。西周军制比夏、商有了很大发展，中央常备军力量扩大，拥有“西六师”、“成周八师”和“殷八师”，共22个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各诸侯国和一些贵族大臣虽有少量军队，但要听从周王统一调遣。 奴隶社会军制的特点 奴隶社会军制的特点是：①与王权为中心的政治制度相适应，王是最高军事统帅，常常亲自统军出征，方国诸侯的军队虽有一定独立性，但战时要听王的调用;②常备军由王卫队发展演变而来，并不断扩大，在征战中起主要作用，战时军队主要靠临时征发;③实行奴隶主贵族血缘种族兵役制和军政一体、文武不分的民军制;④军政官吏实行世卿世禄制，与宗法制度相适应。 春秋战国军事制度 春秋战国是奴隶制解体、封建制形成的大变动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各诸侯国君，在改革政治、经济制度的同时，纷纷改革军制，以适应政治、经济变革的顺利实现。如齐国“作内政以寄军令”，郑国“作丘赋”，鲁国“作丘甲”，晋国“作爰田”、“作州兵”。尤其是战国时任用实行变法，建立军功爵制，健全户籍，什伍编组，向农民征收军赋等。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以《》为代表的一大批军事专著。在变法图强、争当霸主、进而以武力统一天下的激烈角逐中，改革创新者上升，因循守旧者沉沦，春秋初一百多个国家到战国初只剩十几个，最后全部被秦国统一。春秋战国时期军制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①一些诸侯国实行改革使国力军力上升，周王室衰微，失去了对诸侯国的控制能力，“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②产生了以征发农民为主的郡县征兵制，军赋也由农民承担，扩大了兵源与军赋。③军事与行政编制相结合以利战争动员。军队扩大，建制由“师”发展到“军”。④战争规模和区域扩大，由平原发展到山地和江河水网地带，车兵之外又有步兵、骑兵和水兵，步战代替车战成为主要作战形式。⑤文武明显分职，并产生了凭兵符发兵和奖励军功等制度。⑥军政一体化的国家体制转变为相对独立于行政体制的以国君为中心的高度集权化军事体制。 封建社会军事制度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由春秋战国到秦、汉，由、两晋、到隋、唐，由、宋、辽、夏金到元、明、清三次大分裂和三次大统一。与此相应，封建军制也经历了初创期、发展期和晚期。 初创期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为适应君主集权制封建国家政体的需要，逐步确立了以为统帅，中央军为主力，中军与外军相表里，地方军与边防军相呼应，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相结合，内重外轻、以重驭轻的武装力量体制，并为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和发展。 秦汉军队 大体可分为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部分。汉承秦制，其京师兵(中央军)包括南军、北军。郎官、卫士和屯兵，分别由郎中令(光禄勋)、卫尉和中尉(执金吾)统领，分掌宫廷内外宿卫、警戒和京师卫戍。武帝时增北军为八校，又改为五营。地方军有材官、骑士和楼船(水兵)三个兵种，由郡尉(都尉)和县尉协助守、令统管，每年进行射御、骑驰和战阵训练，秋季进行“都试”。平时维持社会治安，战时凭兵符应调从征。东时与民休息，曾下诏罢郡国都尉和地方兵。秦汉以征兵为主，男子一般17岁傅籍，23～60岁服役，役期2年左右。征兵不足以募兵补充，也征发刑徒为兵。东汉罢郡国兵后，遂改以募兵为主，征兵为辅。 魏晋南北朝 发展期魏晋南北朝沿东汉军制，因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军事繁兴，军制复杂多变。新军制突出者有：①都督制。统治者为动员地方力量镇压人民的反抗，维系摇摇欲坠的中央政权，便扩大地方权力，州牧、刺史多加将军称号，将军持节都督一州数州军事，或都督中外军事，专擅一方军、民、财政大权。人民反抗虽被镇压，但同时也形成了威胁中央的地方割据势力。②世兵制。在地方势力崛起过程中，召募来的大量私属武装家兵、部曲等，逐步上升为政府军，军人与其将领保持着封建依附关系，职业兵增多。统治阶级为保持一定兵源，将军人家属编为军籍，成为“士家”，强迫他们世代从军。士家不仅成了兵役的固定承担者，而且成了统治阶级控制军权的人质。世兵制下军人地位低，素质差，战斗力弱。③沿边少数民族的部族兵制。随着中央集权下降，边境一些少数民族的武力上升，开始向中原富庶区扩张。军事上保留本民族特点，并参用汉军制，形成了独特的部族兵制。如北魏的兵户制和镇戍兵制，西魏、的。府兵制创立于西魏大统十六年(550)，设8柱国12大将军、24开府将军，统24军。早期府兵自相督率，自带弓刀，不编户贯，将领无论何族均用鲜卑赐姓，军人也从主帅之姓，带有浓厚的部族兵特色。隋、唐重建和发展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改革早期府兵制，军户编入民户，军人受田。府兵在乡为农，在军为兵，实行兵农合一、寓兵于农制。府兵调遣、指挥权均归朝廷，中央设16卫(隋初为12卫府)，12卫下各辖军府。军府按“中外相维、重首轻足”和“居重驭轻”方略，分布在京城和冲要地区。府兵每年上番宿卫京师，部分驻守军事要地，战时凭符征调。折冲府分上中下三等，统兵800～1200人不等，全国最多时设634府，约60万人。中央禁军除以府兵上番者为南衙禁兵外，还有来自召募的北衙禁兵。隋、唐还设有兵部，作为中央三省六部政府机关的军事部，掌军事行政和武官选授。边防军事机构有镇、戍、关、军和守捉。民众武装有团结兵、士兵等。还制定了卫禁律、擅兴律、兵部式、兵部格等较完备的军事法律，使军制法律化。中期后，府兵制崩坏，兴起。唐末各节度使凭借自己控制的地权，豢养大批军队与中央抗衡，改变了“内重外轻”态势，出现了和五代十国“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分裂混乱局面。 北宋 960年赵匡胤重建统一的封建政权北宋，并吸取晚唐五代军阀割据的教训，改革军制，强化皇权亲掌军队建置、调动和指挥权，其下兵权三分：“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军队分禁兵、厢兵、乡兵和边境地区的蕃兵。禁兵是主力，最多时达百万以上，实行“居中驭外”的“更戍制”。神宗时，配合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军制，一度实行保甲、保马和将兵法。同时设立武学，实行武举以培养选拔军事人才。军队主力为屯驻大兵和三衙诸军，体制基本未变。实行募兵制，曾实行过依“兵样”选募和给兵士刺字以记军号的作法。五代、两宋时期北方地区出现过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其军制多带部族特色，如部族军和两院制，金朝猛安、谋克制等。 元、明、清 晚期元、明、清为封建军制晚期，因蒙、入主中原，军制上反映出民族大融合的鲜明特征。元初军事与社会组织融为一体，各部落按百户、千户、万户编制，上马出战，下马牧养，兵牧合一。南下后设枢密院、行枢密院和兵部等以加强中央集权。军队包括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分宿卫和镇戍两大系统，实行军户制和军官世袭制。实行以屯田制为基础的卫所军制，全国遍设卫所，控扼要害。军队分京军和地方军两大部分。中央设五军都督府掌全国卫所军籍，设兵部掌征讨、镇戍和训练。战时命总兵官出征，战罢兵归卫所，将印归朝，实行统军、调军与指挥权分离的，军不私将、将不专军的制度。 清代 清代前期主要实行八旗、绿营兵制。八旗兵制是以八种颜色的旗帜为标志编组，兼有军事、政治和生产职能的“兵民合一”的满族兵制。太宗时增设蒙古和汉军八旗，共为24旗。入关后，八旗兵已脱离生产，并分为禁旅(京营)八旗和驻防八旗，军队直属于国家而不再归旗主私有。绿营兵制是参照建立的兵制。绿营兵由招募的汉人和收编的汉族地主武装组成，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单位编组。八旗兵和绿营兵都实行薪给制，按年月发给一定的银饷和米粮。与在非蒙古军中设“达鲁花赤”为监军官的作法类似。清代以八旗监绿营，八旗兵薪饷和武器装备都优于绿营兵，这是政治上的民族歧视政策在军制上的反映。 1840年鸦片战争后，封建军制开始全面崩溃，八旗、绿营兵为勇营和新军取代。新军和近代海军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军制向近代军制的过渡。 随机文章唐朝贯休法师简介不是袁世凯！李鸿章临终前举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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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地处长江下游、京杭大运河沿线，历史悠久，风景秀丽。时，这里既是工商业发达地区，也是文人荟萃的风雅之地。六次南巡都经过这里，对扬州的繁荣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乾隆南巡至扬州的路线乾隆帝每次南巡都于正月十五前后从京师出发，经直隶、山东到江苏渡黄河，乘船沿运河南下，经扬州、镇江、丹阳、常州、苏州进入浙江境内，再由嘉兴、石门抵达杭州。回銮时，绕道江宁，祭奠陵，于四月下旬或五月初返回京师。网络配图乾隆帝南巡走水路时，御舟前有两对船走两边引路，船旁有一人骑马在河边行走，以备差遣。另有四只大船名安福舻、翔凤艇、湖船、扑拉船，跟在其后，其余船只装载各种用品及随从官兵。船行时，河两岸及桥头村口各安排士兵守卫，禁止私船出入，纤道每里安设兵丁三名，令村镇民妇跪伏瞻仰，御舟经过需回避时，令男子退出，不禁妇女。每次到扬州，乾隆帝都会驻跸多日。扬州的御道用文砖或石板铺成，要求平整笔直，不能随意弯曲，为此，许多民宅被拆，坟墓被挖，良田被毁。此外，所经之路要用黄土铺垫，泼水清尘。道旁或搭彩棚，或陈水嬉，还要有老百姓沿路迎接。乾隆三十年(1765)游上方寺时，由于“万民随马足趋瞻”，出现了“或有践踏麦苗者”的景象，乾隆帝作诗云：“马足纷随定何碍，蹂躏惟惜麦苗芒。”扬州盐商对乾隆南巡的资助乾隆南巡的主要财政支柱是两淮的盐商，两淮盐运使司公署就设在扬州城内，八大商总也住在扬州城内。“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谓之小商。”这些商人尽管经济上富逾王侯，但在政治上却无权无势，对官府存在着严重的依附关系。因此，每次南巡时，当地官员都从他们手中勒索资金，巴结，还令他们筹办行宫、园林等南巡工程。而这些富商也正想借南巡讨好官府，特别是皇帝，为自己赢得荣誉和权势。盐商对乾隆南巡的资助首先是捐银。如二十六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两淮盐商每次都捐银100万两，这些钱相当一部分被充作南巡时扬州官府办差及乾隆帝赏赐之用。他们还进献诗、赋、字画和文集等礼物，有的也进呈和时事有关的论文。乾隆帝对此都赏赐从优。网络配图此外，盐商还直接办理接驾等事，负责供应皇帝南巡的日常所需。因巡幸队伍十分庞大，这笔开支为数很大。如地方官命商人沿塘遍置盆盂，数量，以备纤夫便溺，而御舟一过，盆盂即被役夫破坏，等御舟再经过时，又要置备新的。乾隆南巡所建扬州行宫的出资人多为盐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扬州行宫名胜全图》上标明，集资修建当地行宫的商人一共修建了楼廊5154间，亭台196座。扬州有4处行宫，其中天宁寺行宫是专为乾隆南巡而修建的。该寺居扬州八大寺之首，乾隆二十一年由商人出资在寺旁建起行宫。行宫内的布置和陈设非常奢华，书籍、字画、瓷器、挂屏等不计其数。这些玩好器物大多是地方督抚向通省大小官员临时借用或重金购买，乾隆帝对此心知肚明，担心由此造成种种情弊，在二十六年下令：“除高旻寺行宫原系商人自行置办，应仍听其预备，但须交收清楚外，其余各处行宫，概无得陈列玩器。”网络配图盐商们还广建园林，“如之净香园，之趣园，之倚虹园，汪氏之九峰园等。”“当时各大商所造园林，甲于天下。”乾隆帝六次南巡，扬州盐商一次又一次建造园林，园林加上行宫，从扬州城里到平山堂，处处亭园楼台，号称“一路楼台直到山”。为迎接南巡，盐商们还不惜花费巨资，蓄养花、雅两部戏曲班子，在数十里长的河两岸，搭起戏台，奏乐演戏。由此也带动了扬州戏剧的发展。乾隆四十二年，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在扬州设局修改曲剧，历时四年完成，留下了宝贵的戏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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