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于1480年，那时在位的是明朝第八位，之后则是孝宗，而在他高中进士的1505年，孝宗去世武宗继位，而严嵩真正报效的皇帝是明世宗。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因为严嵩在考中进士几年后，突发大病不得不退官回家，之后有整整十年时间一直在家隐居读书。

等到他重新回到官场后，又有十几年一直北京和南京的翰林院任职，并没有大的作为。

直到他高攀上自己的同乡、当时已经是礼部尚书深受皇帝宠信的夏言后，严嵩才真正步入官场，被人所熟知。

而那时，早已经是明世宗在位的嘉靖年间。

严嵩重新做官的时候大约是40岁，而等到他升为南京礼部尚书时已有52岁，所以严嵩属于那种为官较晚成名更晚的人。

不过之后，因为先有夏言的扶持、后以自己的讨好换来皇帝的宠爱，严嵩一路高升，很快入朝为官得到皇帝信任，仅仅只花了十年就成为了内阁大学士，之后没几年就成为内阁首辅，从此把持朝政。

严嵩专权了大约20年，1562年他被罢官抄家。

最后无家可归的严嵩，在外流浪了两年，因病去世，享年87岁，而明世宗也是在那一年去世 对于一个大臣而言，他的一生主要就是为官的那些年。

而严嵩为官的几十年，从得到重用开始到结束就一直是明世宗在位期间，所以，严嵩总的来说是明朝嘉靖年间的人。

嘉靖与严嵩 《嘉靖与严嵩》是一本历史图书，作者名叫苦乡，2011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平装版共354页，定价38元。

由名字就可以知道，该书讲的是嘉靖皇帝与他的宠臣严嵩之间的故事，而它的全名还包括“是非君臣”，可以说整部书是在为这两人平反。

图片来源于网络 苦乡是湖北人，原来是一个农民，后来发表了许多作品，大约300万字，其中也有不少获得了各类奖项。

他是中国农民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百万言巨著作家。

苦乡的代表作品有《北京城里的农民工》、《刀刃上的明朝权臣——严嵩》等。

嘉靖与严嵩，后世对这两人的评价大多以负面为主，认为一个是昏君，一个是奸臣。

但历史常常是掩藏的，真相并不一定就是主流观点说的，尤其是嘉靖皇帝一直颇有争议。

对于嘉靖皇帝，人们大多知道的是他沉迷道教，重用奸臣严嵩，但对于他的优点和功绩常常就被忽略了。

比如，嘉靖极为聪明，据说丝毫不必差;统治前期出现了“嘉靖中兴”，有颇多改革之处。

有一点必须说明，嘉靖沉迷道教，喜好炼丹来长生不老，二十几年没上朝，但这不代表他就不顾朝政。

其实，他白天修炼，晚上批阅奏章，时常要到凌晨几点才睡，因此嘉靖一直掌握着朝廷大权，所以才能因为道士的一句话就让权臣严嵩丢官回家。

而严嵩也不只有缺点，除了他在书法文学方面的造诣，据说他还有勤奋好学、忠于妻子、知人善用等不错的地方。

严嵩坏名声是怎么得来的 严嵩被《》列为明朝六大奸臣之一，后世流传的故事、改编的戏剧和电影里，他也一直是以奸臣的形象示人。

但其实，严嵩有不少评价是错误的，而且也有许多优点。

那么严嵩如此恶劣遗臭万年的名声是怎么得来的呢? 图片来源于网络 首先，来自他权力斗争的对手。

严嵩专权二十年，铲除了不少异己，也树立了许多政敌，比如。

徐阶不仅是严嵩倒台的幕后推手，据说也是让他儿子罪名成立而被斩首的策划者。

而他想要斗倒严嵩，谋取更大的权力，就必须泼脏水。

所以他们对严嵩的指责和批评，往往是有夸张和诬陷的地方。

其次，来自文人的指责和辱骂。

文人需要赢得名声谋取官位，除了自己写出一首好诗、好文章之外，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批评恶人来树立自己正义的形象，而严嵩是一个不错的对象。

儿子啊众多骂严嵩的文人里，骂得最凶的是王世贞，他为严嵩写的传记里对他极尽指责，此外据说以严嵩儿子严世蕃为原型的小说《》也是出自他手。

然后，来自朝廷的贬低。

清朝刚建立，对统治的反感还很深。

清廷为了使汉族文人士大夫服从统治，一方面大兴，另一方面就是寻求与他们的相似处。

为了减轻抵触，清廷就拿明朝来说事，把严嵩定性为奸臣加以贬责。

最后，来自百姓的不知情。

严嵩的故事和小说在民间各种流传，然后又被改编成戏文搬上舞台，不明2真相的百姓听着故事看着戏剧，里面严嵩奸臣形象也慢慢就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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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顿的气质则更像猫，他并不在乎你是否喜欢他，因为他总是陷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可自拔，但同时他又有九条命，所以总能在之际化险为夷。

而且他也像猫一样，很喜欢追自己的尾巴——他的电影总是有着很强的自反性。

现在回到正题。

为什么卓别林和基顿在国内的知名度存在如此大差异?大概还是和国人讲究「文以载道」的影戏传统，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艺术意识形态化的评判标准有关。

对于这种传统和评判标准而言，强调叙事、宣教与煽情，并对下层民众倾注着人文关怀的卓别林，就像会看门的小狗一样，比只是单纯用来观赏的基顿更「有用」一些。

尤其卓别林还在上世纪50年代因为自己较为左倾的政治倾向，遭受过麦卡锡主义者的迫害，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敌人的敌人当然就是我们的朋友了。

卓别林(右) 不过在对于电影技巧的运用，以及对电影本体的反思这些方面，基顿其实比卓别林要走得更远。

基顿电影中的笑点往往不像卓别林电影中的笑点那样直白，这就需要观众把全部注意力倾注在画面之中，留意他精心设计的每个视觉细节。

至于《福尔摩斯二世》与《摄影师》对于自反式电影的开创性意义，对我们当下这个后现代主义横行的文化时代，就显得更为切题了。

或许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在当今的西方评论界，基顿的风评渐有超过卓别林的势头。

《福尔摩斯二世》(1924) 讲到最后，还是那句话：各花入各眼，爱猫爱狗都有理。

然而在除去养狗看门的实用主义考量之外，还能拥有成为猫奴这样一个无用却有趣的备选选项，这对于所有影迷来说，也可以算得上是时代的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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