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明朝末年旱灾频发，仅期间就发生过三次大旱灾，每一次都引发过鼠疫，十四年的那场大旱，更是历时四年之久。

旱灾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出现大量逃荒的难民，人没吃的，老鼠也没吃的，也要逃荒保命，随着难民到处迁徙，寄生在老鼠身上的鼠疫杆菌，就这样传给了难民，传播到了更广阔的区域。

1644年明末形势 有人曾目睹过这样一幅骇人的景象：崇祯十四年夏天，在内陆地区突然出现大群大群的老鼠，它们互相咬着对方的尾巴，视死如归地渡过大江大河，进入安徽河南河北等地。

大旱加上寒冷(随着万历四十六年广东的一场大雪，明朝遭遇了一个“小冰河期”)，粮食减产非常严重，饿得难受的灾民先是挖老鼠洞穴中的粮食来吃，接着又吃老鼠的尸体，终于导致鼠疫大暴发。

恐怖的景象首先是从山西开始的——“万历八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在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阖门不起”。

大同首当其冲之后，疫情很快扩散至山西全境，接着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十年传到了陕西米脂，也就是的家乡。

鼠疫给米脂带来的惨景，并不亚于大同，病者先是腋下和大腿间生一个硬包，然后吐血而死，服药无效，亲友们即使有活着的，也不敢问吊，有人一家死绝，无人收葬。

崇祯皇帝，朱由检(1611年—1644年) 据《明史》记载，崇祯十四年，鼠疫传到北京大名府。

那年春天开始，大名府就没下过一滴雨，地里的麦苗被蝗虫吃光，加上鼠疫大行，饿死人无数。

督催漕运的户部给事中，在途中给朝廷上疏说，他从静海抵山东临清，见人民饿死者三成，因瘟疫而死者三成，剩下的四成只好为盗，米价疯长，一石米竟然要二十四两银子，人死后马上就成了活人的食物。

当年七月，北京在劫难逃。

在北京，鼠疫引起的病症叫“疙瘩病”，人身上一旦出现一块隆起的肉就没救了，活不过一个时辰，北京人因此而死的达十分之四五。

这是夏秋两季的情景，到了春天情况更为严重，发病症状是呕血，一呕就死，有的一家数口全部死绝。

没多久，瘟疫又传到了天津，很多人早上染病晚上就死了，“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明末农民起义 崇祯十六年，疫情进一步加剧，北京及周边地区同时大爆发，“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北京城中每天死亡人数超过万人，运送棺材出城的队伍把城门都堵了，通州和昌平等郊区的疫情也大同小异——“见则死，至有灭门者”。

北京城死者当中不但有大批的小贩、雇工，还有大批士兵，甚至连叫花死得一个不剩。

朝廷不但未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还变本加厉地增加赋税，各地民变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其中最著名的一支起义队伍，其领袖就是地球人都知道的李自成。

虽然早在崇祯二年，李自成就因其他原因参加了农民军，但他后来能够轻而易举地占领北京，不能不说那场鼠疫帮了他的大忙。

李自成的五十万大军，是于崇祯十七年四月十六开到北京城外的，那时的北京城，已经被鼠疫折磨了一年多，迎接他的，是早已元气大伤的一座“空”城。

李自成起义图 守卫京师的虽然有三大营的军队，但士兵因鼠疫死亡过多，已彻底失去野战能力，原有的近三万匹战马，还能骑乘的竟然不到一千匹，据守内外城墙十五万多个垛口的，是区区五万羸弱的士兵，平均一个士兵要守三个垛口。

这些士兵，都是大疫之下侥幸活下来的，“衣装狼狈，等于乞儿”，而且像是十天半月没吃饭的乞儿，虚弱得只能坐在地上，以至于用鞭子抽都抽不起来。

实际上，李自成的农民军虽然声势浩大，人数众多，但战斗力却不怎么样，多次被官军打得满世界乱跑，尤其是不久前的那场宁武关大战，李自成虽然最终赢了，却被守军周遇吉的区区数千人干掉七万多人，以至于李自成想，“宁武虽破，死伤过多，自此达京师，大同、宣府、居庸关重兵数十万尽如宁武，吾辈岂有孑遗哉，不如还陕图后举”，若不是攻下宁武关后大同总兵主动投降，恐怕他真的退回陕西老巢去了。

李自成(1606年9月22日—1645年5月17日) 如果不是这场鼠疫把北京整得这么惨，李自成能顺利拿下北京吗? 当时的北京守军，一是鼠疫导致数量急剧下降，从十万骤降至五万，战斗力更是无从谈起，二是军队腐败严重，军心涣散，以至于当官的不得不地求他们守城，仍然“逾五六日尚未集”，愿意守城的士兵，还不如三四千“勇敢”地走上城墙的。

然而，尽管北京守军到了如此狼狈的程度，李自成的五十万大军也是打了两天才把北京搞定。

他的军队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抵达北京，也是拜这场鼠疫所赐，若不是鼠疫间接地摧毁了明朝其他地方的防御系统，这支更多由各地灾民组成的“乌合之众”，恐怕连北京的边边都摸不到——正如李自成自己所说，假如大同、宣府、居庸关的明军也像宁武关守军那么能打，他的几十万大军，恐怕一个也剩不下! 北京倒是拿下了，李自成也如愿以偿地住进了紫禁城，然而短短数十天，他就于称帝的第二天退出了北京。

原因是他的军队也感染了鼠疫，本来就不怎么样的战斗力更是让人捉急，根本不是清军的对手，尽管后者的数量比他少得多。

闯王入京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李自成的军队与清军有过“亲密接触”，为什么清军没有感染鼠疫?难道满人天生对鼠疫具有免疫力?当然不是这样。

这个问题，曾经一度困扰了学术界很久，后来还是欧洲人帮忙揭开了这个谜。

众所周知，早在十四世纪，欧洲就爆发了一场大鼠疫，导致两千五百多万人死亡，幸存者还留下了相关壁画和文字，后来人们对那些壁画和文字进行研究，发现那场鼠疫害死那么多人，却单单放过了。

他们由此得出结论：鼠疫是经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而跳蚤讨厌马的气味，所以骑兵很难被鼠疫传染。

而当时的清军，也主要由骑兵组成，所以有人推测，清军之所以未被鼠疫传染，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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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立之后，文字狱在各朝各代都时有发生，但论数量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当属了。

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对于抱有以文化为中心的传统华夏观念的广大汉族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满族人的统治大都怀有极强烈的敌对情绪。

虽然大规模的武装反抗失败了，但反清复明的思想又通过各种文字作品在民间广为流传，使清廷坐卧不安。

所以，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清朝的统治者对汉人的反清思想一直严加防范，严厉打击，致使文字大狱泛滥，这是满、汉民族矛盾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同时也反映出清朝统治者以少数的满族人驾驭人口众多的汉族人的一种不自信。

清代的文字狱从康熙初年就拉开了帷幕。

康熙二年(公元1663)，还在四大臣辅政时期就发生了清代文字狱史上的一桩大案一—庄廷陇《》案。

庄廷陇本是浙江湖州富豪庄允诚之子，明末入选，但后来因病双目失明。

庄廷陇有感于左丘明失明后写《国语》的事迹，也想创作一部传世之作。

他用1000两白银买到朱国桢撰写的《明史》稿本，又出资延臣请到一批江浙名士补写了朝和南明的史事，成书后名为《明史》。

书中奉南明的弘光、隆武、永历政权为正朔;不尊清朝祖先，称为建州都督，直呼其名;不使用清朝年号，而用年号;对降清的明朝将领称为“叛”…….字里行间流露哀悼故国之情。

康熙二年，因贪污被贬的原浙江粮道李廷枢知道后，将此事告乍诉他的亲家也因贪污被革职的吴之荣，二人贪婪无度，想借此讹诈庄家，于是向朝廷告发此事，而成大狱。

此时，庄廷陇已死，但他的尸体还遭屠戮，其父被捕，病死于大狱。

此案株连甚众，凡为该书作序、校补、刻印、编撰的人，以及家族中15岁以上的子侄共70人被斩决，而被流放的达数百人。

康熙亲政后，实行仁政，一度控制了文字狱的恶性发展，但到康熙晚年又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南山集》案。

戴名世，安徽桐城人，清初著名学者，曾任编修。

但他对清廷官修《明史》不满，想自己编写一部。

后来，他的弟子龙云鄂和族人方正玉把他的文章、书信结集刊行，取名《南山集》。

书中记录了南明抗清的史事，采用南明的帝号，触犯了清廷的忌讳。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都察院御史赵申乔参劾《南山集》倒置是非。

又因为《南山集》一案被牵连进当时的诸皇子的储位之争，审理此案的过程中还引起两江总督噶礼和江苏巡抚张鹏翻之间的相互攻击，种种因素使得案情扑朔迷离。

经过长达半年之久的审理，刑部最后的判决十分严厉，要判处戴名世凌迟处死等。

康熙对此案很慎重，最终戴名世被判处斩，其余受株连的人都得以从宽处理。

朝的文字狱是最为严厉的。

即位之初，雍正就将编修《古今图书集成》的著名学者陈梦雷父子发配边外，这还主要是因为父子当时依附在雍正的政敌诚亲祉的门下，而成为了皇权斗争的牺牲品。

此后，又有汪景祺案和查嗣庭案，皆因二人分别是的幕宾和依附隆科多，所以这些文字狱都是因雍正初期统治集团内部斗争而引发的。

在雍正朝如此众多的文字狱案中，以投书案和文字狱案最为重要。

吕留良，浙江石门人。

清初学者，早年参加抗清活动，明朝灭亡后，他始终不肯到清廷为官，拒不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后来，干脆削发为僧，归隐山林，。

他的著作中强调“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这实际上是表达了保持民族气节，不做满族臣民的强烈的民族情感，他的这种立场影响很大。

曾静是一名落第的书生，他就深受吕留良反清复明思想的影响，对吕留良十分崇拜。

于是，曾静派他的学生张熙到浙江访求吕留良的遗稿，并与吕留良的门人严鸿逵及其再传弟子沈在宽等结识。

雍正六年(公元1728)，曾静得知川陕总督遭到清廷的猜忌，他又误以为岳钟琪是抗金名将的后人，就写了一封信让张熙投书岳钟琪，劝他起兵反清。

信中列举了弑父、逼母殉死、杀兄屠弟、、诛忠用奸等十大罪状，完全否定雍正即位的合法性。

如此直指当朝，胆量之大，实在惊人。

但岳钟琪在铲除年羹尧集团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得雍正信任，雍正命他接替年羹尧任川陕总督。

本来这个职位一直由满人担任，而他以汉官高升此职，确实引来一些人的诽谤和攻击。

为了向皇帝表明心迹，岳钟琪立即亲自审问化名张倬的张熙，但张熙宁可舍身取义，也不肯开口。

岳钟琪无奈密报雍正，雍正则回复说让他设法诱使张熙招供。

岳钟琪便谎称自己早有谋反之心，对张熙用刑不过是想考验他。

于是，这个毫无经验的张熙将老师曾静，以及平时往来交好诋毁清朝的人物姓名、住处都说了出来。

岳钟琪将张熙供出的湖南、浙江等地十余人的名单密报雍正。

雍正借曾静案又进一步挖掘出这些关于他失德的谣言都来自于皇八子允禩集团，于是一场文字狱与一次彻底消灭允禩集团的斗争同时开始了。

雍正命人将有关这个案子的上谕，连同曾静、张熙的口供和忏悔，以及吕留良的诗文，还有自己的辩驳文章编成了一本《大义觉迷录》，刊行于世，并下令将此书作为州县官学的教材，以宣扬自己初政的伟业和嗣位的合法。

对一脉则严厉惩处：吕留良和其子葆中，被开棺戮尸;门人严鸿逵死于监狱后，又被戮尸，斩首示众;吕家全部财产被没收充官;吕留良的学生以及刻印、收藏吕氏书籍的人，不是被杀，就是被革去功名，或流放到边疆为奴。

曾静和张熙却没有被杀，雍正命他们现身说法，到江浙一带宣讲皇帝的“圣德”。

雍正皇帝在处理曾静、吕留良一案上奇特又富有策略，他以曾案为导火线、以谋反书为突破口，从而把焦点自然地引到“华夷之辨”上，刊行《大义觉迷录》，证明清朝统治的合理性和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将政治斗争和思想控制有力地结合起来，适应了巩固自己统治的政治需要。

曾、吕之案后，雍正更加密切注意对知识分子即阶层的思想控制，文字狱案仍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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