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研究生钻取骨粉来提取古人DNA。
考古发掘现场
王传超（左二）与同行专家讨论人骨上的古病理特征。
厦门大学古人类DNA超净实验室中正在进行古DNA提取实验。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师生在山东汉代考古遗址开展古人体质测量研究。
王传超在考古遗址现场调研和采集古人标本材料。
（神秘的地球uux.cn）据福建日报（记者 林蔚/文 受访者供图）：近日，位于莆田木兰溪流域的考古调查有了重要发现：根据最新公布的调查研究报告，首次发现的山边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把当地有人类生存活动的历史至少提早到距今2万年。这再次吸引了人们对福建古人类研究的关注。在福建古人类研究领域，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近年来频频取得重要研究成果，令人瞩目。
“女娲有体，孰制匠之？”
这是出自屈原《天问》中的一个充满哲理的问句：造人的女娲，自己的身体又由谁来造？
这句话也是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传超的微信个性签名。
今年的10月3日，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瑞典科学家斯万特·帕博（Svante Pääbo），以表彰他对已灭绝人种的基因组和人类进化的发现。而王传超及其正在从事的古人类DNA研究，更因为他“导师的导师”就是斯万特·帕博，受到关注。
事实上，从2021年在《自然》杂志（Nature）发表东亚人群形成史研究成果，并首次公开台湾岛内古代人群DNA数据开始，王传超及他所在的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就已在学界备受瞩目。
日前，因为对《鬼吹灯》中“九层妖塔”原型古墓基因密码的破解，王传超团队再一次为大众所聚焦。
揭开“九层妖塔”神秘面纱
“九层妖塔”、文成公主、吐蕃国师鸠摩智……这些脍炙人口的文学历史形象都和我国青藏高原上一个神秘的古王朝——吐蕃有关。
小说《鬼吹灯》中有着这么一段对于“九层妖塔”的描写：地下耸立着一座用数千根巨木搭成的“金”字形木塔，木塔的基座有将近两百米宽，用泥石夯砌而成，千年柏木构筑成了塔身，一共分为九层……
“九层妖塔”并非虚构，原型是位于青海省都兰县热水墓群的一座墓葬——血渭一号大墓，也称热水一号大墓。该墓群位于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扎麻日村东南约2000米处的察汗乌苏河上，处于青藏高原东北缘。自2014年被发掘以来，青海省都兰县热水墓群虽较早就被确定为吐蕃古墓葬群，但该遗址的人群来源及族属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吐蕃王朝是中国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史料记载的政权。然而，以往对吐蕃的研究都是集中于文献史料、宗教艺术、石像板画及出土文物等，而对于吐蕃人群来源的科学问题却鲜有涉及。
“九层妖塔”的主人来自何方？近日，王传超团队与复旦大学文少卿团队在iScience期刊上，联合发表题为“Cultural and demic co-diffusion of Tubo Empire on Tibetan Plateau”（吐蕃王朝在青藏高原上的文化和人群共扩张）的研究论文，首次正面回答了这一问题，揭开吐蕃古人的神秘面纱。
“目前国内关于古代人群历史的研究往往局限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缺乏自然科学的有效的实证分析。”王传超介绍，“我们这次研究正是用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等现代科技手段分析研究古代人类遗存的典型案例，直接对吐蕃墓葬人骨进行古基因组分析，从生物学角度讨论了吐蕃人群来源模式。”
用最现代的前沿技术，探索最古老的人群源流奥秘。
在此次研究中，王传超团队主要负责对该遗址10例距今1380年到1202年的古代个体全基因组序列，进行数据比较分析，从而得到群体遗传历史。
“面临的最大困难是青藏高原地区此前的遗传学研究较为薄弱，能够进行群体遗传学分析的数据较少。”现已在德国美因茨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的郭健新，当时以厦门大学考古学博士的身份参与到了这一工作中。他告诉记者：“因此，我们对之前的古今青藏高原人群DNA数据应收尽收，整合几乎全部公开发表的数据，与我们这批古DNA样本进行群体遗传学分析。”
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王传超团队在厦门大学生物人类学实验室使用厦门大学高性能计算平台（HPC）和两台高性能服务器完成了大量的计算分析。最终，从基因层面解析了吐蕃古人的遗传多样性和形成历史。
“这意味着我们从遗传学上知道了吐蕃是什么、是怎样的一群人。”王传超解释，“这一研究通过对吐蕃古人的DNA研究，实证了吐蕃属于汉藏人群，反驳了鲜卑说和印度南来说，为吐蕃人群的源流提供全面翔实的实证证据。”
在厦大“玩穿越”的“混搭范”
朱孔阳是成功测序吐蕃古人基因论文的第一作者，也是厦大生命科学学院的博士生。
生物学、考古学、语言学、人工智能……在厦大进行古人类研究的老师和学生来自多个领域，组成了一个“混搭”的学术团队“玩穿越”。
朱孔阳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混搭”的必要性：“在一项群体遗传史的研究中，考古方向的学生会首先对遗址的文化类型、个体遗骸的埋葬方式进行考察，并带回样本交由生命科学方向的学生进行古DNA的提取和解析。”
“群体的迁徙历史往往和他们使用的语言有很高的相关性，因此语言学方向的学生也能为我们解析群体的遗传历史提供帮助。最后是人工智能方向的学生会负责群体遗传历史解析过程与程序、算法开发相关的一些研究内容。”
在学术跨界、学科交叉的硬核实力支撑下，厦大人类学学科穿越万年时空“对话女娲”的努力在近些年频出成果。
2021年2月，王传超团队联合全球43个单位85位共同作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重磅研究成果，其广泛搜集东亚地区重要遗址的人骨，使用捕获测序方法成功提取并测序了中国、蒙古国、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日本等距今8000到1000年前诸多重要遗址的166个古人的基因组，通过古DNA精细解析了东亚人群遗传结构，系统性地重构了东亚人群形成史。
这项研究中包括了一项令人瞩目的重大成果：首次成功测序了台湾岛内的古人基因组。研究团队对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800年的台湾汉本和公馆遗址46具人骨成功进行了古DNA提取和测序。这些样本的父系Y染色体类型和母系线粒体DNA类型也普遍出现在现代台湾人中。同时，台湾古代样本、现代南岛语人群，都和大陆东南沿海古代人群、现代壮侗语人群共享更多的等位基因位点。
王传超分析道：“研究结果支持南岛语人群与大陆壮侗语人群同源，为汉藏同源、台湾南岛与大陆壮侗同源提供古基因组学证据。”
这是一项向厦大人类学科的前辈致敬的研究成果。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厦大人类学科创建者林惠祥就已通过论证印纹陶、有肩有段斧锛器等遗存的特殊存在，将台湾史前文化看成“祖国大陆东南一带的系统”，并且从考古学、民族学角度阐述台湾少数民族的文化形态及其与祖国东南沿海百越民族的关系。
福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是南方汉人、百越以及苗瑶各族群起源、迁徙和多样化的重要地区，也是人群进入台湾和东南亚的主要通道，有着丰富的考古和民族学资源条件，十分适合开展人类学研究。
“混搭”，一直是厦大人类学研究“玩穿越”的姿态。自创建以来，其始终坚持人类学学科“四分支”即文化、语言、考古和体质协同发展。伴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扩展，研究队伍跨学科、跨方向的发展趋势愈发明晰。
但由于历史原因，作为人类学四大分支之一的体质人类学，长期以来是厦大人类学学科体系中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这成为王传超选择厦大执教的缘起。
“无用之用，也可大用”
上世纪80年代，湖南医学院报道了长沙马王堆汉代女尸的古核酸研究成果，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例古DNA研究。
1998年，吉林大学和复旦大学先后建立了古DNA实验室，通过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的分型，对我国北方地区的草原游牧民族的族源开展研究。
2008年，二代高通量测序技术开始应用于古DNA领域，古DNA研究进入了古基因组学时代。
2013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德国马普所合作，对4万年前田园洞人的21号染色体进行了捕获测序，标志着国内古DNA研究也开始转向古基因组学。
……
对于国内古DNA研究发展的每一个时间节点，王传超都烂熟于心，娓娓道来。
2017年，王传超结束了德国马普所和哈佛医学院的博士后研究回国。国际顶尖学术机构的科研经历，令他深知国内古DNA研究起步晚，还落后。他在厦门大学建立起古DNA实验室，带领团队日以继夜开展研究，为解析汉藏同源、南岛与壮侗同源，反驳泛欧亚语的农业传播假说，印欧语的起源和扩散等科学问题作出重要贡献。
尽管学术成果累累，王传超所从事的古人类研究依然是个长期以来少有人知的“冷门学科”。
从“冷门”到“热门”的转变发生在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颁发。获奖的古人类研究科学家斯万特·帕博领导德国马普研究所的团队对已灭绝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分析，其后，又成功解析了4万年前生活在北亚的丹尼索瓦人（Denisovan）的全基因组。由此，人类起源模型被修正为“晚近非洲起源附带杂交”。
在带来关注热度的同时，认为此次诺奖授予“爆冷”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面对争议，曾经也在德国马普研究所工作过的王传超有着自己的看法：“斯万特·帕博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通过古DNA回溯人类历史、研究人类演化。在一条寂寥的小路上探索出了广阔天地，没有他的执着和坚守，也就没有我们对人之为人、何以为人的深刻理解。”
人之为人，何以为人？这，其实也是他对古人类学研究工作意义何在的深入思考。
王传超认为，从基础科学层面，古DNA研究为人类的起源和演化历史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从应用科学层面，在帕博解析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基因组研究的基础上，后来的研究人员发现古人类的DNA片段可以帮助我们适应欧亚低紫外线辐射的环境。研究人员通过比较藏族人跟全世界不同族群的基因发现，藏族人适应高海拔缺氧环境的基因与丹尼索瓦人相关，这也可以间接推断出丹尼索瓦人的相关基因进入到了藏族人身上。除此之外，尼安德特人的基因也可能和烟酒上瘾、血栓、营养失衡、尿道功能失常、光化性角化病等有关。
“40年前对古埃及木乃伊感兴趣时，斯万特·帕博绝不会想到他纯属好玩的研究，能给人类众多健康与疾病相关的问题找到原因。”
“无用之用，也可有大用。”王传超说。
记者手记
当最年轻与最古老“打破次元壁”邂逅
王传超的B站（哔哩哔哩网站）账户上共有15个视频，4100多粉丝。视频从2020年开始更新，绝大部分是他为自己学生远程上课录制的视频，上完课后顺手上传，没有任何其他的后期制作。
与他严谨的治学态度相比较，这波B站上传视频的操作足以让王传超被粉丝们认为是“敷衍的UP主（上传者）”了。但是，这不妨碍他的视频收获了10.2万的播放量和2700多个赞。这还不包括在每个视频评论区展开的热烈讨论，以及视频播放过程中的弹幕讨论。
古人类研究，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目光。
教授、博导、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拥有着一长串头衔，研究着动辄以万年为计量单位的“古人”，“85后”王传超却不是人们刻板印象中白发长须老夫子的形象。他运用着最现代前沿的科学技术，带领年轻朝气的团队，在B站这样的“二次元”平台自如社交，同时又研究着“女娲有体，孰制匠之”这样始自远古的宏大命题。
在采访厦大古人类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为最年轻与最古老在这里“打破次元壁”的邂逅所惊艳。令人惊艳的，不仅仅是一个个重磅的研究成果，更是一种科研工作人员“把冷门做到热门”的恒心定力。
可以想见，在诺贝尔奖带来的热度过后，古人类研究极有可能又淡出公众视野。毕竟，“板凳需坐十年冷”才是学术研究的常态。但是，当最年轻与最古老的惊艳邂逅已经唤起公众特别是年轻人对于科学的好奇与热诚，那么，穿越万年时空“对话女娲”的旅程就必将不再像从前那样寂寥孤清，而会成为一条越走越宽阔的阳光大道。
陕西蓝田发现考古鼻祖北宋吕大临家族墓
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与兄吕大忠、、吕大钧，并称“蓝田四贤”。13日，陕西省研究院研究员张蕴在中国社科院“2009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考古学论坛上详细汇报了陕西蓝田县“中国考古学鼻祖”吕大临家族墓地的发掘情况。 吕大临是中国最早的金石学家(青铜器专家)，他的大部分著作已散佚，只留下《易章句》和《考古图》。《考古图》将青铜器和青铜器铭文做为一门学问系统地进行研究，并对文字加以考证，奠定了现代考古学、古文字学的基础。 2006年3月至2009年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对陕西蓝田县五里头北宋吕式家族墓地进行调查、测绘、勘探及发掘，共清理墓葬29座(成人墓葬20座、婴幼儿墓葬9座)，出土遗物700余件，砖、石墓志铭24合，另勘探出家庙遗址一座。 北宋吕式家族墓葬排列脉络清晰，中轴线上自南向北纵向为长子长孙系列，横向按辈份分排布置。墓地使用时间为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至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共计埋葬五代吕氏族人。 随葬器物种类有瓷、陶、石、铁、铜、锡、银、金、漆及珠贝类。其中，瓷器品相好，以耀窑为主，兼有景德镇湖田窑、定窑、建窑产品。石器以当地骊山石打造，做工精细。有茶具、香具等。 北宋时稀有珍贵的白茶，即赞之“如玉之在璞”的冲泡味道无异伦比的茶叶，在蓝田吕氏墓葬中发现。另外，还发现不少闺阁化妆用品，如白粉、等，经成份分析，都是矿物质。 出土的众多墓志铭文不仅确定了大部分墓葬主任的名讳身份，还为研究北宋官制、科考制度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吕大临的墓葬早年被盗，墓志遗失，但墓葬位置也可基本确定，对研究中国考古学史亦具有重要意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迈锡尼文明的遗迹在什么地方是怎么回事？考古史上又有什么样的发现
遗迹 迄今为止最有代表性的遗址为克诺索斯，它不仅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同时它在从直到古典文明萌芽如此长时间的跨度内的连续性也是很珍贵的。其他重要的考古遗址有希沙立克、迈锡尼、斐斯托斯、圣三一、梯林斯、费拉科庇、帕莱卡斯特罗(Palaikastro)以及古尔尼亚(Gournia)。 内部见证 建筑结构：宫殿的废墟、宫廷别墅、民房、圆顶墓、墓室腔、工事(爱琴海岛屿、希腊大陆以及安纳托里亚西北);没有发现明显的神庙建筑，但在凹雕和壁画上辨认出神龛和“temene”(宗教围墙，如同J.L.Myres于1904年在帕莱卡斯特罗附近的佩特索法(Petsofa)所发现的遗迹)。资料和镶嵌装饰中还有对宫殿和房屋的表现。 装饰结构：建筑元素，如圆柱、檐壁雕带以及不同的装饰线条;墙饰，如壁画、彩色浮雕以及马赛克拼贴。 家具 日常家具，如多种材料所制的各式器皿，从巨大的储物罐到微小的软膏瓶;厨房用具;宝座、椅子、桌子等等，都用石头或赤陶制成。 神圣的器物，如仪式所用物件及其模型，还有不少描绘它们的图像。 葬礼器具，如彩绘赤陶制的棺材。 艺术作品：塑形作品，如石头或象牙雕刻，浇注或锻打出的金属(金、银、铜及青铜)，或粘土、釉陶、糊料等所制的模型; 极少有迹象表明存在大型的立像，不过有许多小型雕像;各种花瓶，有大理石或其他石刻的、有金属铸造或锻造的、有粘土所制的，尤其是后者有许多种类并且存量巨大，装饰以精美的彩色主题，有时带有装饰塑形;透明或不透明的石头上的绘画;大量镌刻作品，如环座及宝石;以及从它们上翻印的许多大量粘土印模。 武器、工具及器具：石、粘土、青铜和(在最晚期)铁制，时有丰富的装饰和镶嵌;有许多对它们的描绘。没有找到实际上的盔甲，只有一些同死者合葬的仪式性的类似物件，如迈锡尼圆形墓中发现的金质的胸甲等。 私人用品：胸针(fibulae)、大头针、剃刀、镊子等，经常被发现作为对神的祭品，比如在克里特的迪克泰恩(Dictaen)洞中发现;没有任何织物留存。 书面材料：例如粘土泥版和盘子(只在克里特发现)，没有发现更脆弱的材料如动物皮、纸莎草等;宝石的镌刻和刻模;在陶器上用颜料书写的传奇(罕见);石头或陶器上刻画的人物。包括两种书写系统(线形文字A和线形文字B)。 墓葬发掘：洞穴或坑式，死者在里面同各种日常和奢侈品物件一同埋葬，置于棺材或小室内或只是简单地包裹起，没有火葬。 公共设施：如铺平、有台阶的路，桥，排水系统等。 外部证据 其他同时代文明的见证：如埃及壁画中对外来民族的描绘;在非爱琴地区对爱琴产品和风格的仿制;在埃及、闪米特及巴比伦文献中对爱琴海民族的指称。 后世文明的文学记录：尤其是希腊文明。例如、有关克里特和迈锡尼的传说等;对于神祇、教派等起源的说法，通过希腊古典学者如斯特拉博、保萨尼亚斯、西库鲁斯·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等传到我们的手中。 习俗、条令、仪式等的痕迹：在后来的爱琴地区，这些方面多少存在一些不和谐，可能显示出一套与当前文明不同的古代传统的存在;可能还有早期系统的语言学甚至实物遗存。 考古史 迈锡尼城堡的幕墙以及箭塔、它的纹章式的狮子门以及宏伟的“阿特柔斯宝库”在·施里曼的时代前在人们的面前静静地守候了数十世纪，所有人都认为它们所代表的只是荷马的英雄时代，希腊文明粗陋的开端。然而施里曼在这个门后面的墓穴中所发现的令世人大为震惊，特别是学者为它为它们所展现出的迈锡尼史前居民的精湛工艺而重新改变了对的看法。 然而在1867年之前就已经有大批的证据存世，如果它们能够被认真地收集和研究的话，施里曼的发现就不会显得这么戏剧性了。虽然有一些纳贡，比如埃及的底比斯第十八王朝的莱克玛拉(Rekhmara)墓中所发现的瓶罐带有特别的样式，已经被确认为属于地中海的一个民族;然而当时在地中海发现的史前残存为数甚少，不足以认定他们的栖居情况或是文明的程度。同样，1870年左右默默存放在各个博物馆的爱琴文物也不足以提供揭露隐藏在阿尔戈斯、特洛阿斯(Troas)和克里特神话之下的希腊秘密的钥匙，使它们能够得到更认真的对待。爱琴器皿自1840年起就在塞夫尔(Sèvres)和纳沙泰尔(Neuchâtel)展出，它们的来源一是米洛斯的费拉科庇，另一个是凯法利尼亚岛(Cephalonia)。 希腊王国成立之初被任命为雅典文物掌管人的德国考古学家罗斯(Ludwig Ross)，在他始于1835年对于希腊诸岛的考察中对一些早期凹墓(intaglio)产生了兴趣(此后它们以孤立石，德语“Inselsteine”著世);不过还要等到1878年牛顿(C.T.Newton)证明它们不是变形的腓尼基产品。1866年为了修建苏伊士运河而在锡拉希亚岛(Therasia)开采白榴火山灰，一种二氧化硅质的火山灰，在开采的过程中采矿工人们发现了一个原始的建筑结构。之后，1870年法国雅典学院在圣托里尼(锡拉岛)上发现了一批陶器，它们的风格在现在看来明显属于稍早于爱琴晚期的器具，此外同时发现了许多石质和金属的物件。地质学家福凯(Ferdinand A. Fouqué)根据所覆盖的喷发地层，多少有些武断地将它们定为前2000年。 同时，1868年比利奥蒂(Alfred Biliotti)在罗得岛伊阿利苏斯(Ialysus)的墓中发现了许多绘有图案的瓶罐，后来人们称之为第三和第四“迈锡尼”时期作品，它们由拉斯金(John Ruskin)带回并在大英博物馆内展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被认为只是年代未定的亚洲当地制品。也没有人试图将它们与四年后在阿提卡的墨尼第(Menidi)，靠近阿尔戈斯赫拉神庙(Argive Heraeum)的一个陵墓中发现的石刻“蜂窝墓”内所发现的物件所关联。 甚至施里曼在特洛伊(Troas)的希沙利克的第一次发掘也没有激起多大反响。直到第二层“焚毁的城市”于1873年出土，同它的工事和器皿、以及发掘者认为是其贮藏的大量金、银和青铜物件一起进入世人的视野后，才在圈内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并且最终跨越了这个圈子获得了普世的影响力。因此，当施里曼三年后来到迈锡尼墓前，所有的灯光都最终聚焦到了希腊史前的这段辉煌时期。发现表明，迈锡尼物件的制造和装饰风格同已知的所有艺术门派都不相同，而且对于“孤立石”和伊阿利苏斯器皿越来越广泛的发现，以及对早期锡拉和希沙利克文物的比对让我们对这一文明空间和时间上的深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人们普遍接受了将荷马笔下的物品和迈锡尼珍品作比照的做法，同时，无疑显示了《伊利亚特》中的文明是其祖先迈锡尼人的遥远遗产。 施里曼于1878年重新开展了对于希沙利克的工作，并且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底面地层的知识，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个“吕底亚”城市第六层所包含的爱琴遗物，直到1879年起担任施里曼助手的多普费尔特博士(Dr. Wilheim Dorpfeld)于后者去世之后对希沙利克继续进行的研究，才抓住了这一点。不过在施里曼1884年对于梯林斯上层的发掘已经使人们对史前的日常生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的这一贡献两年后由特松塔斯(Christos Tsountas)在迈锡尼宫殿的发现进一步加深。然而施里曼在梯林斯的工作直到1905年才重新继续，证实了一直被猜想的事情，即在他所发现的宫殿的底下还有另一座更早的宫殿。 自1886年起，所有的发现，包括阿尔戈利德地区之外的坟墓，包括特松塔斯对迈锡尼建筑和小墓葬的持续发掘，以及独立于施里曼所发现的另一座宝库，统统被收集到雅典的国家博物馆。在同一年，许多圆顶墓在不同的地方被发掘出来，包括阿尔基那(Arkina)、阿提卡半岛的厄琉息斯、位于色萨利的沃洛(Volo)附近的迪米尼(Dimini)，泰格图斯(Taygetus)山西侧的坎波斯(Kampos)以及位于凯法利尼亚岛的马斯卡拉塔(Maskarata)。许多墓葬都被盗劫过，但还是留有一些器具。其中最富有的坟墓是1889年于拉科尼亚的瓦斐奥发现的，除了许多珠宝和金匠工艺品之外，还有一对特别珍贵的刻有猎牛场景的金酒杯。此外有一些绘画风格粗犷的碎陶器让人十分困惑，直到对克诺索斯宫殿的发掘之后这个谜团才得以解开。 在1890年和1893年斯泰斯(Staes)在阿提卡的托里库斯(Thoricus)清理出一些不这么富庶的圆顶墓;另一些石头凿出的“蜂窝墓”或墓室被发现于斯巴达、阿提卡的阿斐德纳(Aphidna)、爱琴那(Aegina)、萨拉米、阿尔戈斯赫拉神庙、阿尔戈利德的瑙普里亚(Nauplia)、底比斯附近、德尔斐以及距离色萨利的拉里萨(Larissa)不远的地方。在结束于1888年的发掘中，许多迈锡尼风格的陶器碎片被发掘出来;但是在奥林匹亚却没有任何收获，或许是它们在引起注意之前就被弃置一旁;德尔斐的神庙遗址没有任何明显的爱琴物件。美国人对阿尔戈斯的赫拉神庙于1895年的发掘也无法证明它在史前时期是重要的地址，然而，就像它毗邻迈锡尼的地理位置所提示的，在爱琴时代后期有被居住的迹象。 对史前文物的寻找现拓展出了希腊大陆。一些爱琴中部岛屿，比如安提帕罗斯(Antiparos)、伊俄斯(Ios)、阿莫尔戈斯(Amorgos)、希洛斯岛(Syros)以及锡弗诺斯岛都发现有异常丰富的爱琴中期文物。西兰(Syran)的墓葬系列埋藏着蜷缩的尸体，正是已知在爱琴最典型的发现。米洛斯岛很久以来就以盛产早期物件而著称，却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发掘，直到1896年英国雅典学院接手，在费拉科庇发现了除了新石器时代以外爱琴文明各个阶段的文物。 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塞浦路斯地图上(如米雷斯—J. L. Myres和李希特—M. O. Richter在塞浦路斯博物馆的编目上所给出的)仅在墨萨奥拉(Mesaor‘a)地区附近就显示了多于二十五个的定居点，其中萨拉米(Salamis)附近的恩科米(Enkomi)所得的爱琴贵金属珍品是迈锡尼之外最丰富的。商特尔(E. Chantre)在1894年于弗里吉亚以及普提里亚(Pteria)找到了类似希沙利克所产的无光泽的物件。而随后派往安那托利亚西北的英国考古探险队每一次都能够从偏远的林达库斯(Rhyn-dacus)、桑加利乌斯(Sangarius)以及哈里斯(Halys)等峡谷中带回爱琴样式的陶器样品。 而在埃及，1887年皮特里(W. M. F. Petrie)于卡洪(Kahun)，在法尤姆(Al Fayyum)发现了克里特风格的彩绘陶瓷碎片。1889年他溯尼罗河而上，在阿玛纳山(Tell el-Amarna)幸运地发掘出不少于800件爱琴花瓶。如今在开罗、佛萨、伦敦、巴黎和博洛尼亚的众多埃及文物收藏中也已经辨认出不少对爱琴制品的仿制之作，这已经足以偿还爱琴文明在之前对埃及艺术欠下的债了。1885年在西顿(Sidon)发现了两件爱琴陶器;而21世纪初在巴勒斯坦基金会(Palestine Fund)对于菲利斯丁(Philistines)的发掘中出土了许多爱琴残片，特别是塞浦路斯陶器。 西西里岛东南部自从奥尔西(P.Orsi)对于伦蒂尼(Lentini)附近的西塞尔(Sicel)墓于1877年的发掘以来，已经成为了一个早期文物的源泉，其中有自希沙利克的第二层以来对爱琴装饰主题的持续模仿。撒丁岛也有爱琴文明的遗址，比如在特蒂(Teti)附近的阿比尼(Abini)。西班牙也在加的斯(Cádiz)和萨拉戈萨附近的墓葬中出土了经辨认为爱琴风格的文物。 然而，在爱琴海有一片土地，它的富饶在任何时候都能使所有其他的地方黯然失色，这个地方就是克里特。它的丰富使我们不得不认为它就是爱琴文明的源泉，并且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政治和社会中心。1885年伊达山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精美的青铜器，然后人们又陆续找到了一些有铭刻的纪念物，例如著名的哥提那法律(Gortyna)，这些发现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不过第一批被确认为爱琴文物的是1878年卡罗恺利诺斯(Minos Kalokhairinos of Candia)在克诺索斯发现的一些物件。继而哈尔布赫尔(F. Halbherr)在墨萨拉(Messara)南部平原的发掘工作也很有收获。施蒂尔曼(W. J. Stillman)和施里曼在克诺索斯进行了不太成功的尝试，最后还是阿瑟·埃文斯在1893年走进了历史，他在继后的几年内游历了整个岛屿，收集了零星的一些意义不详的材料，使他慢慢感觉到重要的发现即将到来。他也收集了足够的证据而预期能够发现书写的文字，而在此之前没有人指望能在爱琴文明里找到这种东西。最终的突破出现在1897-98年，克里特文明终于向人们揭开了它的面纱。 因此这里所称的“爱琴地区”已经扩大到了包括克里特和塞浦路斯在内的爱琴海群岛、希腊半岛以及爱奥尼亚诸岛以及西安那托利亚。仍需要证据来加入马其顿和色雷斯海岸。它的分支可以延伸到西地中海地区，西西里、意大利、撒丁那以及西班牙，以及东地中海地区，包括叙利亚和埃及。而对于昔兰尼卡地区还需更多的了解。 随机文章杨家将历史真相是什么？溥仪吃个「开胃菜」！为何宫女也会害羞？这嗜好不寻常朱元璋到底有做哪些政绩?盘点世界十大禁用刀，三菱军刺捅人非死即残废（个个见血封喉）美国土星5号运载火箭，长110米起飞重量3000吨（冯布劳恩设计）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