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活着的时候，唐太宗把他当作“镜子”，主动结成亲家；魏征去世的时候，唐太宗“废朝五日”，亲笔撰写碑文。

然而魏征尸骨未寒，唐太宗就地变了卦，不但下旨解除了衡山公主和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而且一怒之下竟然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

网络配图 对于唐太宗这种“雷人”的异常举动，有人认为是魏征生前大力举荐的杜正伦、接连落马，伤了唐太宗的心；也有人认为是魏征曾将自己记录的与太宗一问一答的谏诤言辞，拿给负责编写起居录的褚遂良作参考，犯了唐太宗的忌。

这两种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究其根源却是因为魏征屡次过火的“犯颜直谏”，使唐太宗产生“逆反心理”，推倒墓碑不过是唐太宗因为长期受到压抑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歇斯底里的发泄。

唐太宗是历史上少有的开明君主，为了开创大唐盛世的局面，为了实现千古一帝的梦想，他给了魏征“无限话语权”，让魏征时刻提醒和劝谏自己。

在国家大事上，魏征像一位元老，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好像在教诲一个没有主见的幼主；而在私生活上，魏征像一位长辈，，，更像是在教育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

据史料记载，魏征在为唐太宗效力的17年内，有史籍可考的谏奏前后达二百余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甚至连皇帝的私生活都要管上一管，很多时候都让唐太宗下不了台。

网络配图 魏征比唐太宗大20岁，如果放在时下，就是“60后”与“80后”的关系。

年龄上的差距，代沟上的隔阂，意见上的分歧，必然会造成二人之间的冲突。

魏征在呕心沥血的同时，却忽略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自己的主张、理想、爱好和私生活。

唐太宗那种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标新立异的开拓劲，以及自由生活的做主权，在很多时候都受到了魏征的干涉和阻挠。

难怪有一次唐太宗守着的面大骂魏征：“早晚有一天，朕非杀了这个庄户佬不可！”能把“从谏如流”的唐太宗逼到这个分上，魏征的进谏确实过了头。

爱太深，容易出现裂痕。

魏征这种慈父般的过火关爱，在唐太宗眼里却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

当皇帝的在很多时候说了不算，反而要看大臣的脸色，这种长期逐步积累起来的压抑，总有一天就会像火山一样突然喷发，而魏征的“荐人失察”和“谏言外流”不过是唐太宗“悔婚砸墓”事件的导火索。

贞观十八年，不听劝谏、一意孤行的唐太宗在攻打高丽受挫后，不由得发出了“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的长叹，立即“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

人，总是在受到挫折后，才明白“忠言逆耳利于行”的真谛，皇帝也不例外。

网络配图 唐太宗一面倡导“宽大安抚”，实行开明统治，体现人文关怀；一面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疑忌心理，对大臣动辄问罪，轻则贬黜，重则杀戮，甚至连尉迟敬德、这样一些佐命功臣，也未能幸免。

尤其是到了贞观中后期，随着“隋亡为戒”历史教训的逐渐淡忘，随着骄傲自满情绪的不断滋长，封建帝王的专制本能越来越多地在李世民身上体现出来。

皇帝高深莫测，臣子如履薄冰，在君臣的政治游戏中，皇帝始终是赢家。

难怪岑文本被唐太宗任命为中书令后，不仅高兴不起来，反而面露忧色。

母亲问他为什么，他说：“非勋非旧，滥荷宠荣，位高责重，所以忧惧。

”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他正色道：“今受吊，不受贺也。

”寥寥数语道出了他对“伴君如伴虎”这句至理名言的深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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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日出早起，梦境清明，神酣气畅”。

漏下二鼓，指晚九点。

有人开玩笑说，为什么不找点乐子呢，譬如请同僚小酌几杯啥的。

可惜不成啊，当时都察院有禁令：“文武官员，私宅免见。

”做官的不许串门子，洗洗睡吧。

图片来源于网络 私宅免见，在古代就叫“谒禁”或“禁谒”。

谒禁，指不许接待来访者;禁谒，指不许随便拜访别人。

这个制度据说是晚年首创，目的是为了抑制官场“干进”与请托之风，后来推广至百司衙门，门首竖立一个谒禁的小牌牌，某些司法律政机构如大理寺、台谏等还要加上“不许出谒”的提示。

因为这个制度，时任谏官的司马光与他的老师——退休宰相，曾比邻而居，却如隔河汉，多年不能谋面。

谒禁制度固然很冷，亦有悖人情社会之传统，但对于堵塞“后门”、根绝“圈子”，预防腐败和山头主义，效果还是明显的。

《青箱杂记》云：“皇祐、嘉祐中，未有谒禁，士人多驰骛请托，而法官尤甚。

”官员跑关系跟鸭子赶趟似的，可想而知，法纪废弛到了何种地步!然嘉祐三年推行谒禁后，官风迅疾为之一新，“任事蔑残刻之人，决狱多平允之士”，短短数年而成“嘉祐之治”，仁宗晚年确乎下了决心，当时的政论家陈师锡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甚盛之时，远过汉唐。

” 读史常让人揪心之处，莫过于革故鼎新后又回到原点，你看历史上的那些变革，哪一次不是变了废掉，废了又变，变了再废?到末了都是无用功，谒禁制度亦不例外。

起用“六贼”之后，谒禁几成摆设，许多官员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府邸，干吗呢?不奢望见面，而是将“孝敬”放门房，顺便签到留个名儿，万一被太师看到了呢。

图片来源于网络 谒禁一弛，像那样假装“贺钱万”，骗走吕家姑娘的事儿，还不过是笑谈;而攸关百官作风问题，就得严肃了。

当官员变身“交际族”，背后暗藏了什么不消多说，今天的百知道，无非升学、就业、谋职、升迁、生意、拿项目和诉讼而已。

譬如蔡京就尝到了甜头，明码标价卖官鬻爵：“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

”譬如“六贼”成了朋党，互相勾结，把持朝政，打击异己，搜刮民财，贪污腐败，无恶不作。

于是，方腊反了，金兵来了，国家亡了。

可见官员的作风问题，实在小觑不得，人心向背，尽在其中;不重视之解决之，霸王别姬，在所难免。

当历史的车轮吱吱呀呀走到晚明，由于嘉靖、二帝数十年的怠政，谒禁制度再次被当做了废纸，满朝皆是交际族。

吏部尚书赵南星指出：“今之士人，以官爵为性命，以钻刺为风俗，以贿赂为交际，以嘱托为当然，以徇情为盛德，以请教为谦厚。

”没了谒禁制度的约束，以至朝野处处帮派，党争频仍。

更有甚者，官员们交际成瘾：每天上午，盥栉未毕，“客已到门”，“彼往此来，踵相随属”;到了午时，交际完毕，去衙门上班，“以昏倦之余”料理公事，日日如此。

没几年，大也亡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 清初几位，是善于汲取历史得失的，在谒禁上打了一场持久攻坚战，特别是皇帝，不惜背负“刻薄寡恩”之骂名，官员作风建设创造了“奇迹”，史载“雍正一朝，无官不清”，为盛世奠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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