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贞吉(1508-1576)，字孟静，号大洲，内江桐梓坝人(今内江城区)。名臣、学者，右丞相后裔，为人“好刚使气”。隆庆年间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学士、掌都察院事、太子太保。因在内阁任上与不合，辞职归乡。他“学博才高”，工诗文，文章雄快，与杨慎、任瀚、熊过并称“西蜀四大文学家”。 内江城区沱江之滨，有一个西南地区最大的休闲广场——大洲广场。建成10多年来，一直是内江市民休闲、、观光等的好去处。内江别称甜城，城市广场为何取名大洲?热情的内江人会告诉你，这是为纪念内江历史名人赵贞吉而取名的。 内江以张大千故乡而闻名世界。但在内江历史上，还有很多名人，明朝隆庆时期的内阁宰辅赵贞吉就是其中之一。赵贞吉(1508-1576)，字孟静，号大洲，内江桐梓坝人(今内江城区)。除在政治上的作为外，他的诗文在当时也有很高的知名度，与杨慎、任瀚、熊过合称“西蜀四大文学家”。 《明史·赵贞吉传》说他“学博才高，然好刚使气”，而在更多人看来，赵贞吉的“好刚使气”，更多的是体现了读书人的风骨。明朝著名大臣、学者、诗人、教育家孙应鳌在《赵大洲墓志》中评价赵贞吉说：“屡进不喜，数罢不忧，任劳怨不诎，触权势不惧，真人伦之师表，世儒之筮龟也。” 人称天童，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 五代时期，赵贞吉的先祖迁到今内江市中区四合镇土主山下定居。此后，家族逐渐兴盛发达，成为当地望族，延续数百年。 赵贞吉的五世祖赵洪曾任都游奕使(军职)，镇守驻扎在资州(今资中县)的安夷军城寨。赵洪的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司令员，管的是骑兵，职责是“维制诸蛮”。 赵贞吉的十世祖赵雄，资州人，一生力主抗金，在南宋时官拜右丞相。 赵贞吉的祖父赵文杰，明朝成化22年(1486)考中举人，初任武功县(今陕西武功县)训导(相当于今县教育局副局长)，后任云梦县(今湖北云梦县)知县，为官廉正。 赵贞吉的父亲赵勣，号静山主人，有4个儿子，赵贞吉是老大，另外3人是赵蒙吉、赵颐吉、赵复吉。赵贞吉位居高官后，赵勣父因子荣，按例被封为翰林院编修，赠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资政大夫，世称资政公。 正德3年(1508)，赵贞吉出生在这样一个诗书仕宦家族中。他“生而神颖”，6岁能对句，看一本书，能说出其中三分之一的内容，再读一遍，就能背诵了。 祖父赵文杰在武功县任职时，赵贞吉在武功县的学校读书，一天能看“数卷”，大家称他是天童。 15岁那年，赵贞吉读著名心学大师的《传习录》，惊叹地说：“我本来怀疑万物的规律是远离本心的，现在才知道真正的归向。”就想去找王守仁学习，但父母没同意。无奈下，赵贞吉只得“遍诵六经自求之”。 嘉靖7年(1528)，21岁的赵贞吉在四川乡试中夺得第四名，考中举人。 考试前，赵贞吉专门去新都拜谒在嘉靖3年(1524)的礼仪之争中被削籍为民的大学士、内阁首辅。 杨廷和非常欣赏赵贞吉：“是将为社稷器，吾儿慎(杨慎)弗逮也。”赵贞吉这孩子将来是国家社稷的栋梁之才啊，我的儿子杨慎都比不上他。不得不说，老杨先生的识人眼光是很厉害的。 赵贞吉拜在杨廷和门下，并结识了杨慎。从嘉靖7年到嘉靖14年(1535)，赵贞吉在杨廷和门下求学，并跟随杨廷和游览了川中不少，极大地开拓了眼界。 嘉靖14年，27岁的赵贞吉赴京赶考，以第二甲第二名、所有考生第五名的成绩，考取进士，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深造学习。毕业考核中，他以优异成绩“留馆”，任职翰林院编修。 嘉靖帝当时喜欢“修仙”，任用方术之士。赵贞吉看不下去，上疏《乞求真儒疏》，希望任用贤达之士，莫要信奉方士。 嘉靖帝很不高兴，赵贞吉赶紧请假回家“休养”避祸。这是赵贞吉仕途中的第一次挫折。 外敌入侵，廷议上力主抗击蒙兵 赵贞吉的“好刚使气”在此后的仕途生涯体现得最为突出。这个性格是一把双刃剑，有时能办成好事，有时又给自己带来祸事。 嘉靖29年(1550)八月，蒙古俺答率兵入侵，劫掠通州后进逼北京。一时之间，“京师戒严，势甚危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庚戌兵变。 俺答派人送信，要求明朝开辟通贡贸易。内阁首辅因为正在家里专心致志地给嘉靖帝写青词(举行斋醮时献给上天的奏章祝文)，嘉靖帝叫内阁次辅召集百官商量对策。 此时，赵贞吉已回朝升任中允(掌管司业事务)，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除赵贞吉外，大家都很清楚严嵩是求和派，而皇上是什么态度还未知。所以，为避免说错话，保持沉默是最好的办法。 赵贞吉看到大家半天不说话，心里憋得慌，主动发招了。《明史》用“奋袖大言”形容赵贞吉当时的动作，“奋袖”即挥动衣袖的意思，“大言”即高声说话。这两个词语很传神，把赵贞吉当时的言行刻画得。 赵贞吉情绪激动地说，在京师城下与敌人缔结和约，《春秋》认为是一种耻辱。如果答应通贡贸易，他们就要进城来。到那时，假如他们没完没了地又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又该怎么办呢? 老于世故的徐阶听出了赵贞吉的画外音，乘势追问：“听你的意思，一定是有好主意咯?” 赵贞吉也不含糊，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一是请皇上马上到正殿主持大局，下诏检讨自己的过错，以凝聚人心; 二是登记并宣扬周尚文的功劳，以激励边防将士，并把沈束从监狱里放出来，; 三是不要过于计较将领损兵折将，对战败的将领减轻刑罚，加重奖赏有功之臣; 四是派官员向将领们传达皇上的指示精神，并监督他们奋勇作战。这样一来，打退敌人就很容易了。 赵贞吉说这话的背景需要交待一下。周尚文原是大同总兵官，长期在大同、宣化一带与作战，屡建战功。嘉靖27年(1548)，周尚文去世。 礼科给事中沈束要求给予周尚文以恤典(即给予追封和赠谥)，严嵩因周尚文曾在6年前弹劾过儿子而加以阻挠。沈束上疏斥责严嵩，惹恼嘉靖帝，被打入诏狱。 赵贞吉说了这么多，最终廷议还是没讨论出个所以然来。但却被另外一个人听进去了，这人是嘉靖帝派来旁听廷议的宦官。 宦官回去如实禀报，本来心里有些慌乱无主的嘉靖帝，似乎从赵贞吉的话里找到了些许勇气，觉得赵贞吉说得有道理，只是不该把周尚文和沈束拿出来趁机说事。 嘉靖帝召见赵贞吉，提拔他为左春坊左谕德兼河南道监察御史，派赵贞吉带5万两白银去军营褒奖有功将士，传达皇上的指示精神，并在前线督战。末了还带一句，叫严嵩拟旨。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结果还是被搞砸了，赵贞吉摔了一个大跟斗，问题出在他的脾气上。 忠心孤胆，单骑押送巨款到前线 话说廷议散会后，赵贞吉见自己的主张并没得到实质性的肯定，心里着急啊，就去找严嵩，希望自己主战的想法能得到严嵩的支持。 赵贞吉找严嵩的情形，《明史》用了“盛气”一词。这个词值得玩味，结合当时的情景，赵贞吉浑身充满了主战的情绪，应该是“豪气”的意思。 严嵩是靠给嘉靖帝写青词起家的，对皇上交给的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倾注了很大的精力，甚至废寝忘食。赵贞吉这么一个小官来找他，严嵩凭啥接见?更何况廷议上赵贞吉为周尚文和沈束说话，让严嵩心里哪能舒服得了? 严嵩拒绝接见赵贞吉。按说，严府门人只是传达领导的意见，但赵贞吉却和门人杠上了，指着鼻子破口大骂门人。 凑巧的是，严嵩的干儿子、通政使赵文华也来拜见严嵩。赵文华见状，多了一句嘴：“公休矣，天下事当徐议之。”老赵啊，你就歇歇吧，天下大事应该慢慢商议才是嘛。 正在气头上的赵贞吉，把枪口转向赵文华：“汝权门犬，何知天下事?”我呸，你这个严嵩的走狗，你也配懂什么是天下事? 这下真坏事了。打狗也得看主人啊，赵贞吉骂赵文华，不是也在骂严嵩吗?严嵩好歹也是内阁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手里有的是小鞋，随时可以搞批发，赵贞吉主动找严嵩穿上一双了。 嘉靖帝提拔赵贞吉并分派任务，不是叫严嵩拟旨吗?严嵩在诏书中用起了阴招：一是没给赵贞吉督战的权力，二是没说赵贞吉可以带卫士前往军营。 这两个问题非常致命：没说明督战，军营将士谁愿听赵贞吉的?没派卫士护送，赵贞吉带5万两银子去军营，万一路上遇到蒙古骑兵，谁来保证安全? 但在赵贞吉看来，这都不是问题。赵贞吉在街上雇佣了几辆马车，领取5万两银子后，在三弟赵颐吉(嘉靖25年即1546年考中举人)的陪同下，在蒙古骑兵随时可以冒出来的情况下，直奔前线军营。 赵贞吉运气真的好，一路飞奔，居然顺利地把几车巨款送到了军营。然后，赵贞吉情绪激昂地在军营中游走，传达皇上的旨意，发放赏金，“一时将卒感奋”，士气高涨。 第二天，赵贞吉回城，把颁旨发赏过程、应敌方案和增加督战权的请求写成奏疏上报。严嵩又使出阴招，把赵贞吉写的应敌方案和增加督战权压下，只把颁旨发赏过程给嘉靖帝看。 嘉靖帝看了奏疏鬼火冒，认为赵贞吉，只管吹嘘自己如何艰巨地完成任务，而不汇报前方军情，甚至连一点应敌措施也没有。再加上廷议上赵贞吉为周尚文、沈束说好话这个让人心塞的事情，嘉靖帝认为赵贞吉在诓骗朝廷。 嘉靖帝下旨，叫把赵贞吉抓起来，打入诏狱，廷杖40次(《明世宗实录》说是50次，《明史窃》说是90次)，贬为荔波县(今贵州荔波县)典史(掌管缉捕、监狱事务，没有官阶)。 赵贞吉这个跟斗摔得太大了，由此在京外漂泊了11年。直到嘉靖40年(1561)，53岁的赵贞吉才在徐阶的帮助下，被召回京城，担任户部右侍郎。 进入内阁，与高拱争执却被排挤 嘉靖帝驾崩后，隆庆帝继位，赵贞吉出任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隆庆2年(1568)，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赵贞吉的命运。 那天，隆庆帝去视察国子监(中央最高学府)。国子监的祭酒(校长)胡杰，因被弹劾罢免，由赵贞吉代理祭酒。 正巧那天是赵贞吉为太学生们上课，讲的是《尚书》中的《大禹谟》。赵贞吉按规矩站着讲课，仪表威严，声音洪亮，引经据典，侃侃而谈。 隆庆帝听了一会儿，觉得这个老头很有学问和见地，非常钦佩，特意赐他坐着讲课。回宫后，隆庆帝下旨，让赵贞吉做自己的日讲官(给上课，回答皇帝咨询兼记录皇帝言行的官职)。 不久，赵贞吉升任南京礼部尚书。赵贞吉已经出发了，隆庆帝舍不得他走，叫人把他追回来，让他就职不到任，留在北京给自己继续讲课。 赵贞吉曾在现在的北京东城区购置了一处住宅，“”后成为段祺瑞政府的内阁交通总长兼任财政总长曹汝霖的宅第，人称赵家楼。1919年，因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事件而闻名中外。 隆庆3年(1569)八月，隆庆帝任命赵贞吉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要事务，进入内阁，协管詹事府事务。当时内阁班子为芳(首辅)、陈以勤(南充人)、赵贞吉和。同年十二月，高拱再次入阁，内阁班子增为5人。 已经62岁的赵贞吉勃发出全新的战斗力。他对隆庆帝说，现在朝廷纲纪、边防事务都废弛了，他想大胆做一些事情，为国尽忠、死而后已，希望陛下能为他做主。隆庆帝当然高兴得很。 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赵贞吉的性格仍像年轻时那样书生意气，而且在职场中处事仍不“圆滑”，动辄就拿辞职说事。 不久，蒙古军队打进大同，总兵官赵岢失职，总督陈其学为掩盖部下过错，反而向朝廷报捷，被御史燕如宦揭发。 赵贞吉认为，谎报军情应重罚，而兵部尚书霍冀只想把陈其学贬官就完事。赵贞吉争不过，打报告说要辞职。隆庆帝没同意，给他加官为太子太保(从一品官衔)。 给事中杨镕(四川人)弹劾霍冀贪污，奏请削去霍冀官职，隆庆帝没采纳。霍冀认为是赵贞吉在背后作怪，上疏弹劾赵贞吉，历数赵贞吉的“罪状”。赵贞吉非常气愤，再次请求辞职。隆庆帝挽留了赵贞吉，免去霍冀的官职。 赵贞吉这两次都赢了。但，最终还是栽在了高拱手里。 高拱和赵贞吉都是个性突出、脾气很大的人，两人水火不容。当时赵贞吉掌管都察院，高拱掌管吏部，两人分管的部门在考核官员上有职能交叉。 隆庆4年(1570年)十月，御史叶梦雄上疏惹恼隆庆帝，隆庆帝要求都察院与吏部一起考察言官，降职一批人，再提拔一些优秀言官。 高拱利用这个机会，想把赵贞吉提拔重用的言官打下去。赵贞吉要保护那些正直的部下，就以牙还牙，把高拱提拔的官员列入降职名单。 高拱弹劾赵贞吉有私心，有舞弊行为。赵贞吉上疏辩解，说高拱做事，破坏选拔制度，第三次提出辞职。 没想到，这次隆庆帝同意了赵贞吉辞职的请求，赵贞吉被高拱排挤掉了。赵贞吉从入阁到退出，只干了一年又3个月的宰辅。他的政治生命宣告结束。 晚年时光，在内江留下诸多遗迹 赵贞吉回到了故乡内江。晚年的几年时间，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致力于家乡的文教事业、结交文友、游历家乡山水和上。 此前他回乡时，在桐梓坝背后的狮山(今内江师范学院美术系大楼背后)下创办了赵家子弟的学校狮山山房。晚年回乡后，又在今内江市区桂湖街北侧的玉屏山上创办了玉屏书院。 今内江市中区史家镇与四合镇之间，有一座三堆山。赵贞吉在山下搭了一座草庐，闲来无事时，就与三堆铺(今史家镇)著名的家族中的高公韶等人往来，诗文唱和频繁。 他还和当地名士刘望之等交往密切，经常去刘望之家“蹭饭”，刘望之每次都用乡里特色小吃招待他。赵贞吉有一句诗写道：“从吾饱吃黄麻饭，五岳峰头好自夸。” 赵贞吉崇信，精通佛理，自号大洲居士。对心学、释学的研究，在当时是一流水平，后世的归有光、黄宗羲、李贽等人对他非常崇拜。他曾遍游内江境内的主要寺庙，留下不少诗文题刻。 4年(1576)，69岁的赵贞吉“端坐而逝”，享年69岁。万历帝闻讯后，为他停朝一天，谕祭褒扬，追赠他为少保，谥号文肃。 赵贞吉墓位于内江市中区四合镇三山村的碑亭湾。内江当地为纪念他，曾为他立了5座牌坊。他的后人把他的诗文汇编成《赵文肃公文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归有光(1507年1月6日—1571年2月7日)，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世称“震川先生”。，苏州府太仓州昆山县(今江苏昆山)宣化里人。中期散文家、官员。 嘉靖十九年(1540年)，归有光中举人，之后参加会试，八次落第，遂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谈道，学徒众多。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作乱，归有光入城筹守御，作《御倭议》。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归有光六十岁时方成进士，历长兴知县、顺德通判、南京太仆寺丞，故称“归太仆”，留掌内阁制敕房，参与编修《世宗实录》。隆庆五年(1571年)病逝，年六十六。 归有光均崇尚唐宋古文，其散文风格朴实，感情真挚，是“唐宋派”代表作家，被称为“今之”，后人称赞其散文为“明文第一”。与唐顺之、王慎中并称为“嘉靖三大家”，又与胡友信齐名，世称“归、胡”。著有《震川先生集》、《三吴水利录》等。 人物生平 不顺 归有光于正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507年1月6日)出生在苏州府太仓州昆山县(今江苏昆山)宣化里一个日趋衰败的大族之中。他八岁时，年仅二十五岁的母亲就丢下三子两女，父亲是个穷县学生，家境急遽败落。也许就是这种困境，迫使年幼的归有光过早地懂得了人间忧难，开始奋发攻读。 归有光自幼明悟绝人，九岁能成文章，十岁时就写出了洋洋千余言的《乞醯论》，十一、二岁“已慨然有志古人”，十四岁应童子试，二十岁考了个第一名，补苏州府学生员，同年到南京参加乡试。“弱冠尽通六经、三史、大家之文”的归有光，开始时对举业满怀信心，但他参加乡试却连连落第，五上南京，榜上无名，其间惨淡经营，寒窗十五载。嘉靖十九年(1540年)，三十五岁的归有光参加南京乡试，受到主考官张治的欣赏，把他视为国士，称他是“贾(谊)、董(仲舒)再世”，将其拔为第二名举人，期待归有光能更进一尺，早日成为进士。此时的归有光已是纵观三代两汉之文，遍览诸子百家，上自九经二十一史，下至农圃医卜之属无所不博。归有光的古文和俞仲蔚的诗歌、张子宾的制艺被誉为“昆山三绝”。以归有光的才学和声望，考取进士应是胜券在握了。在乡试高中的同年冬天，归有光雇上车马日夜兼程北上，准备应第二年的礼部会试。谁知这次会试竟是名落孙山。 南下还乡后，归有光移居就近的嘉定安亭江上，开始了一边读书应试，一边谈道讲学的生涯。四方学士纷纷慕名而来，少时十几人，多时百余人。归有光的家境一直困贫，全靠妻子料理家事维持生计。居安亭期间，王氏治田四十余亩，督僮奴垦荒，用牛车灌水，以所收米粮供全家及弟子之食，让归有光专心讲学。归有光纵论文史，谈经说道，一时间弟子满门，海内学者文士皆称归有光为震川先生。 归有光名扬海内，连恃才居傲的()对归有光也肃然起敬。一日，状元出身的礼部侍郎诸大绶回乡招请徐文长聚会。可是从黄昏一直等到深夜，徐文长才迟迟而来。问其缘由，说“避雨一士人家，见壁门悬‘归有光今欧阳子也’，回翔雒读，不能舍去，是以迟耳”。诸大绶命仆人取那轴归有光的文章来，张灯快读，相对叹赏，至于达旦。 然而，归有光的命运却是困蹇不堪。三年一次的会试，次次远涉千里而去，一连八次都是落第而归。其间四十三岁时，失去了最心爱的长子，时隔一年，又失去了任劳任怨、与己分忧的妻子王氏。仕途的蹭蹬，把这位名扬海内的古文家长期抛弃在荒江僻壤之上。加之失子丧妻的哀痛，使他的生活更加艰难。不过，坎坷的生活，倒也磨炼了归有光深沉坚毅、不屈服于权势与恶运的性格。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作乱，归有光入城筹守御，并写下《备倭事略》、《论御倭书》、《上总制书》等，分析敌情，条陈方略，向当局献计献策。后来他还写下《昆山县倭寇始末书》、《海上纪事十四首》等，流露了的爱国情感。 勇抗巨子 明代科举场上舞弊之风甚盛，虽不重的行卷之习，但是有宗师和大官僚的提携是仕进的重要捷径。归有光久困场屋，对这一科举内幕应是十分明了的。可是，他却绝不从旁门邪道跻身仕途。乡试中举时的宗师张治对归有光十分欣赏，他为归有光后来不能中式深感惋惜，几次“欲以旧谊招致之”，然归有光“卒守正不一往”。归有光屡不中式时，尚未登位。穆宗身边的一位宠幸的宦官慕归有光之名，让侄子拜归有光为师，并几次让归有光进京私谒自己，都被归有光断然拒绝。穆宗登位后，这位宦官权势更大，归有光仍然绝不与之往来。归有光耿介正直、不事权贵的品格，表现在他整个人生的各个方面。在古文领域里，他始终坚持己见，不为群言所惑，敢于与当时统治文坛的“巨子”相抗争。 明代自开国之初的刘基、宋濂等留下一些好文章后，文坛上就开始弥漫起一股浮饰摹古的风气。从永乐到成化的几十年间，久居馆阁的“三杨”(、、)统领文坛，提倡昌明博大的文体，作文雍容华贵、平庸空泛，号称“台阁体”。于是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起来反对“台阁体”。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句摹字拟，以佶屈聱牙为高古。李、何等七子致力于诗作，散文并非其所长，但是他们的声势之盛，曾左右一世。到了嘉靖年间，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又继“前七子”而起，推波助澜，变本加厉，摹古之风愈演愈烈。归有光就是在这种散发着霉臭的摹古风气中异军突起的勇士，是一位敢于反抗潮流的文学家。 王世贞和归有光是同乡人，比归有光稍晚。但王世贞从二十二岁进士及第后，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以雄才博学，领袖文坛。这时的归有光，虽已颇有声名，但毕竟还是一个“独抱遗经于荒江虚市之间”的“老举子”。就是这样一个乡间穷儒生，竟然敢与的王世贞抗争。归有光在《项思尧文集序》中，批判王世贞的言辞十分激烈，其中说：“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导之欤?”归有光公开把王世贞讥之为“妄庸巨子”，王世贞得知后甚为恼火，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毫不客气地回敬道：“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王世贞在晚年完全改变了对归有光的看法，在为归有光像写的《归太仆赞》序中说：“先生于古文词，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代名家矣，”赞云：“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始伤。”他在给归有光古文很高评价的同时，也道出了自己的“迟暮自悔”之情。归有光用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使他的对手为之折服。 晚年入仕 归有光虽然“八上公车而不遇”，但还是不愿甘休。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归有光第九次参加会试时终于中了个三甲进士，这时他年已六十。满腹诗文经义，一心想为国出力的归有光虽年已花甲，壮志依旧未衰。因为归有光是三甲出身，不能授馆职，只能到僻远的长兴当知县。 长兴地处山区，长期没有知县，大小事务都由胥吏把持，豪门大族勾结官府为非作歹，监狱里关满了无辜的百姓，盗贼公行，民间。当时有人劝归有光不要去上任，以待更换，但他却毅然前往。他到长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办学校，培养后进。第二件事是整治恶吏，平反冤狱。把无辜办了死罪的三十余人省释出狱，为无辜受诬入狱的一百零七人平了反，把鱼肉百姓的恶吏和捕卒快手严加法办。每次审判听讼都让妇女儿童环立案前，不用官话而用吴语审讯，以便百诉。常常当堂决断，而极少具狱。对已入狱者按律令给衣食。一重囚母死，归有光准许他回家料理丧事后自己返回。那重囚料理完丧事后不听旁人嗾使，竟然自己返回。 归有光一心想学习两汉循吏，做廉洁刚正之官。上司之命若不便施行便搁置不办，而“直行己意”，他公开在《长兴县编审告示》中宣布：“当职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抚养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荐，是非毁誉，置之度外，不恤也。”在知长兴的短短两年中，归有光颇著政绩，深受百姓拥戴，但是这却召来豪强、大吏的不满。 隆庆二年(1568年)，六十三岁的归有光终因得罪豪强和上官，而被调任顺德府(今河北邢台)通判，管理马政。按明制，“进士为令，无为迁倅”。所以归有光的升迁实为重抑。对这一不公平的降职，归有光非常愤慨，他曾气愤地说：“号称三辅近，不异湘水投。”并连上两疏要求辞官，但被朝廷公卿扣压不能上达。归有光抵任后，筑土室一间，整日躲在其中，读书自娱，以示不满。归有光虽然对迁升顺德通判大为不满，但一到任上却还是兢兢业业，。他利用马政通判的清闲，广阅史籍，采访掌故，修了一部完备的《马政志》。 抱憾病卒 隆庆四年(1570年)，归有光到北京朝贺万寿节。同年，受大学士、赵贞吉推荐，升为南京太仆寺寺丞。后来又被首辅芳留在内阁，掌内阁制敕房，纂修《世宗实录》，身列文学侍从之位。归有光仕途晚达，十分兴奋，期望自己能借机阅读许多内府秘藏，在学术上获得更深的造诣。但终因劳累过度，在敕房任职仅一年，便身染重病，终于隆庆五年正月十三日(1571年2月7日)抱恨而逝，时年六十六岁。葬于昆山城东南门内金潼里(今江苏省昆山市金潼里邮电局附近)。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