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官僚之家，从小不拘小节，颇爱，是个典型的“公子哥儿”。好在母亲要求严格，对他的学习抓得紧，使他19岁就得以高中进士，步入了衣食无忧的公务员队伍，因为才能出众，官职“噌噌噌”往上升，连连提拔重任，后来甚至还当上了宰相。寇准虽然身为领导干部，工作上也很努力，出过很多政绩，但“公子哥儿”的性格却从来没有改变过，唱歌跳舞，公款吃喝，次次都有份，还喜欢豪华的排场，奢靡的享受。 他喜欢跳“柘枝舞”，这是从西域石国传到中原的舞蹈，石国又名柘枝，这种舞蹈便称“柘枝舞”，在中原一度非常流行。寇准经常邀请文朋诗侣在家里开舞会，夜以继日，，时人送他一外号，称为“柘枝颠”，可见其痴迷程度。网络配图 寇准性格豪爽，出手大方，喜欢吃吃喝喝，特别喜欢夜宴。在邓州(今河南邓州市)，他任知州，就常常组织同事朋友们通宵达旦地宴饮。每当夜晚，寇准的知州府总是高朋满座，灯火辉煌。当时，一般人家是舍不得用蜡烛的，没钱嘛，往往早睡，而知州府不仅大厅里烛光通明，就是马棚、茅厕这些地方都彻夜点着蜡烛，往往烛泪成堆，非常扎眼。 寇准爱酒，近乎疯狂。据说他酒量极大，朋辈中少有敌手。他在永兴军(今陕西省西安市)任通判的时候，不论官职大小，也不论地位高低，只要你能沾酒，必定拉来碰杯，不醉不罢休。他有个副手，能喝两杯，寇准天天拉着他陪酒，但人毕竟是血肉之躯，海量也经不起车轮战，不几天，便喝病了。但是，寇准丝毫没有停杯的意思，还是天天拉着他喝，眼看性命都要搭上了，副职的老婆，最后迫不得已，竟然一纸讼状告到了衙门，才终于在寇准的酒杯下救出自己的丈夫。网络配图 至于玩，寇准也是花样百出，什么都喜欢玩，什么都会玩。每当生日，他都会早早搭起彩棚，广发请帖，大摆宴席，十分铺张。酒醉饭饱之际，他还穿着黄道服，头上插花，跨下跑马，与朋友们嬉戏玩乐，花样不断翻新。然而，“黄道服”毕竟只有才能穿，加上的标准接近皇帝，知道后，他叫来宰相，大发脾气，说寇准什么都效仿我，这怎么行?好在王旦理解寇准，他呵呵一笑说，寇准什么都好，就是偶尔不明事理，有点傻。王旦这样说，皇帝不好再发怒，只得尴尬地说，是的，的确有点傻。 寇准虽然是个“公子哥儿”，但口碑却还不错。后来，时期的宰相夏竦也追求豪华，生活奢侈，但议论的人很多，他十分不解，便对家里的门客说，寇准生活奢侈，生前死后皆无非议，到了我这里，为什么那么多人讲怪话呢?网络配图 门客给夏辣讲了一个故事：寇准做官，经常与下属一起郊游，野餐，有一次喝得正起劲，路上传来一阵毛驴的铃声，派人一问，原来是一个任期已满的外地县令驼着行李路过，虽然素昧平生，但寇准却像对待老朋友一样，热情地邀请县令同席，开怀畅饮，其乐融融。寇准对待陌生的路人都相敬如宾，而您身为宰相，对待部下同僚却连最基本的礼节都没有，遑论其他，评价不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啊! 寇准对生活质量要求极高，但私心不算太重，不插腰包，不营私产，有酒大家喝，有福大家享，，有情有义。据王君玉的《国老谈苑》说，寇准出入宰相三十年，自己从没置过房产，处士魏野曾经赠诗曰：“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寇准因此得了一个“无地起楼台相公”的雅号。魏野此诗还流传到了漠北，契丹人十分佩服寇准的精神。宋真宗末年，契丹使者访问京城，点名要拜见“无地起楼台相公”，当时寇准正被贬职偏远之地，害得宋真宗立即把他召回，重新重任。“公子哥儿”不一定都是“败家子”，在寇准身上得到了印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开宝六年(973年)的一天，在朝堂之上按照惯例会见当年新考上的进士。新录取的进士有十一人，诸科二十八人。这些未来官场的后备干部们来到日常主持重要会议和政务活动的讲武殿，接受国家最高权力者的接见。在简单的试探之下，赵匡胤居然从中间揪出了两个滥竽充数的人，认为他们在这些人中间“材质最陋”，水平最稀疏。这两个人，一个是进士武济川，一个是三传刘浚。 在此之前，像这样的接见与谢恩活动都是程序化，与考试本身并无本质上的联系，甚至连面试都算不上。但是这次与以往不同，赵匡胤好像格外地重视，他将吏部的铨选职责也揽在自己的身上。吏部从那些通过科考的考生中铨选官员，类似于今天的组织部门找当事人谈话，要通过简短的谈话过程，来考察考生的“身”、“言”两大入仕指标。这样的考察形式本来就是不靠谱的，就算“言”可以通过说话者的谈吐对其个人水平有个大致了解，但是“身”则成了一档选秀节目，就是用外表去衡量一个人是否具备做官的才华，完全成了以貌取人。 就是这两个简短的程序让武济川、刘浚露出了马脚，他们在回答赵匡胤的问话时，答非所问，完全跑题。这让赵匡胤非常愤怒，难道我堂堂帝国选拔来选拔去，就选出这样的人才?他当朝就撤去二人功名，退回原籍。打发完两人，赵匡胤开始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这场科考的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李昉，李昉刚刚重返赵宋帝国权力中心并成功地掌握了干部选拔权。按照以往的历史经验，随着这些高中的考生们陆续进入官场后，昔日的考生就成了自己的“门生”，也将是他权力世界的宝贵财富。那样的话，李昉的政治地位将会得到大幅度地提升。就在李昉对未来无限憧憬的时候，赵匡胤居然在一场简单的殿试中发现了问题。 在随后的调查中，赵匡胤了解到被他除名的考生武济川与李昉有同乡关系。赵匡胤的愤怒可想而知，主考官李昉难以洗脱罪名。在这次事件后，赵匡胤作出两项决定，一是重新考试;二是赵匡胤经过调查，确认原来的主考官李昉在主持考试过程中的确存在不公，于是就抹掉了李昉翰林学士的头衔，并让他背了一个降职处分。 有意思的是赵匡胤重新组织的那场考试，除了之前已经除名的武济川，李昉所录取的其他十个进士再次被录取。让人感到不解的是，从第一名到第十名，连顺序排名都原封不动。除了这十人又补录了二十六名进士，“不过附名在此十人之后”。这样看来，考场舞弊事件不过是赵匡胤借题发挥的由头，他的真实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把官员的选拔权抓到自己的手里，借此削弱文人官僚的权力，来强化自己手中的皇权。而李昉不过是这场弈局中的一个棋子罢了。 赵匡胤最担心的是，像李昉这样的在朝大臣之间或大臣和一般士大夫之间抱团的派系(朋党)，成为中央集团的一股分割力量。这场似有若无的“科场舞弊事件”最大的得益者是宋太祖赵匡胤，他借着这样一个事件，为科举考试增加了一道新的考试程序，那就是让士子与皇帝面对面地殿试。这样一来，皇帝就把对文官的选拔权牢牢地攥在了自己的手中。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