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颇的原始事迹几乎全出自《》，特别是专门为他设的《史记·廉颇列传》，要想了解真正的廉颇，我们应该认真地研究这些原始的东西，而不应该受到文艺作品的影响。

大将军廉颇攻齐、魏、燕等弱小国家，可谓是战绩赫赫，但是面对主要敌人秦国，就不是这样了。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伐韩，军于阏与。

王召廉颇而问曰：‘可救不？’对曰：‘道远险狭，难救。

’”赵王又问，“奢对曰：‘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

’王乃令赵奢将，救之”。

结果是赵奢“大破秦军”，打了胜仗。

同样是“道远险狭”，在赵奢看来是胜利的条件，而在廉颇看来却是不能出兵的理由。

在秦军面前，畏惧不前的廉颇与赵奢的对比是多么鲜明啊！ 既然是专门为廉颇作传，就不可能掩其战绩而不书的，然而，记廉颇的对秦作战仅仅一次，就是秦赵的第一阶段。

赵孝成王七年（公元前259年），“秦与赵兵相距长平，时赵奢已死，而蔺相如病笃，赵使廉颇将攻秦”（《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看得出来，赵国是在“赵奢已死，而蔺相如病笃”，无人可以出征的情况下，不得已才让廉颇出战的。

司马迁说的话很实在。

结果如何？战斗一开始，“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茄。

六月，陷赵军，取二障四尉。

七月，赵筑垒壁而守之。

秦又攻其垒，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

廉颇因首战失利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

廉颇的坚壁不出，并非像有人说的那样是英明之举，而是不得已而为之。

长平之战，双方前后参战总人数当以百万计，旷日持久地磨蹭下去，谁都承受不了。

如果廉颇能在远道而来的秦军立足未稳部署不定时给以重创，长平之战应该不会是这个结局。

可是，由于廉颇初战失利，既而是消极防御，使得秦军有了重新调整部署的时间：一、调担任主帅；二、秦王亲自到前线督战；三、“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

至此，赵国败局已定，就是谁也无力回天。

坚壁不出，并不是赵国的战略初衷，因此“赵王既怒廉颇军多失亡，军数败，又反坚壁不敢战，而又闻秦反间之言”，撤了廉颇的主帅职务。

赵王的怨怒是有根据的，被撤主要是廉颇本人战绩不佳，秦国的反间计只是起了催化剂的作用，根本原因还是廉颇违背了赵国的作战意图，作战失利。

长平之战，伤了赵国的筋骨，后人皆大骂，其实，败势先已由廉颇铸成了，纵是他们来了，也无可奈何。

由此看来，廉颇只能欺负小国，在对强秦的作战中就不行了：第一次是害怕，连出兵都不敢；第二次是失败，并无英雄的样子。

的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开篇就说，廉颇“以勇气闻于诸侯”，但那时是秦国着力南下，主力在巴蜀荆楚，赵国与周围国家相比尚属强大，廉颇假借着虎威，尚可打一些胜仗。

但在秦人来攻时，他与赵奢、、蔺相如等敢打敢碰的人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然而，赵奢、李牧、蔺相如都没有廉颇名气大，这是因为廉颇还有一个负荆请罪的故事。

由于负过荆请过罪，仿佛廉颇是个襟怀坦荡、勇于改过的君子。

可是，他这个人有了错误就改，改了却再犯。

长平战后，赵王曾再次起用廉颇，“以尉文封廉颇为，为假相国”（《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是比以前更重用了。

赵悼襄王立，因燕人乐乘伐燕有功，“使乐乘代廉颇。

廉颇怒，攻乐乘，乐乘走。

廉颇遂奔魏之大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因为别人比自己功高了官大了，廉颇就犯了老毛病，把人家乐乘撵跑了还不算，竟然弃强秦压城的国家于不顾，为了个人怨愤，再一次耍小孩子脾气，跑到别的国家去了。

可能是魏国也看明白了廉颇这个人，“廉颇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不但没有重用，而且不信任他。

后来他从魏国又跳槽到了楚国。

在楚国，他也没得到重用，这时，他说出了“我思用赵人”，可惜，为时晚矣。

最后，廉颇老先生一个人默默无闻地客死在异国他乡。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共记廉颇、赵奢、李牧、蔺相如四个人，以攻战取胜论，赵奢、李牧、蔺相如三人皆在廉颇之上，司马迁以廉颇为记叙之首，并非是因他功勋最着，而是因为廉颇居赵为官时间最久，以他为主线便于叙述赵史，以补《史记·赵世家》之简约。

作为艺术形象的廉颇，可以保留其光辉，但是对于历史的廉颇，必须要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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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太监的姓名是怎样由冯元一变成高力士的？姓名之变究竟和武则天有没有联系呢？ 他姓名来由，两《唐书》记载非常详细和一致。

《旧唐书》说：高力士“少阉，与同类金刚二人，圣历元年岭南讨击使李千里进入宫。

则天嘉其黠惠，总角修整，令给事左右。

后因小过，挞而逐之。

内官高延福收为假子。

”《新唐书》中说：“圣历初，岭南讨击使李千里上二阉儿，曰金刚，曰力士，武后以其强悟，敕给事左右。

坐累逐出之，中人高延福养为子，故冒其姓。

”从两《唐书》的叙述内容看，高力士的姓名之变与李千里、高延福两个人有着直接的关系。

其中由“元一”到“力士”的名字之变，是岭南讨击使、唐太宗第三子的儿子李千里一个人的事，他向宫中晋送阉儿前，就为这个小太监取好了名字，入宫前，高力士的姓名应该是冯力士。

入宫后，武则天对这个阄儿很感兴趣，可不久力士犯了错误，被武则天鞭打了一顿，轰出宫外，宦官高延福收养为干儿子，这时的力士才跟着姓了高。

两《唐书》的史料说明，小太监的姓氏由冯变高、名字由元一变力士，和武则天根本没有直接联系。

一九七一年，在陕西省蒲城县金粟山的泰陵附近，高力士的神道残碑找到了，碑文对高力士姓名叙述令人震惊，碑文云：“公本讳元一。

则天圣后赐，改名力士。

”这块碑文的惊人之处是武则天的“赐姓改名”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发现与史料完全不同的记载。

自此，有关高力士姓名来由的争论就多了起来。

正当人们对武则天“赐姓改名”的真假争论不休时，－九九九年七月，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渭南市文物局联合对高力士的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扒出了保存完好的随高力士棺木深埋地下千年的《墓志铭》，其铭文记载依然是：“公本姓冯，初讳元一，则天圣后赐姓高，改名力士。

”两块碑文异口同声地咬定高力士的姓名就是武则天赐给的，这是真实的历史吗？他亲爹冯君衡干爹高延福两位的墓志中怎么写的？ 冯君衡的《墓志铭》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少子力士，右监门卫大将军。

以将军少养於，故举家从其姓焉。

”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力士姓高，的确是随干爹姓而来的，和武则天赐姓改名没有什么联系。

同样地，力士干爹高延福的《墓志铭》中提到高力士的身世，用“府君之宠嗣曰力士，我大君之臣也”描写之，只说明力士与高延福之间养子与干爹的关系，依然没有提及武则天赐姓改名。

值得一提的是，高力士的亲爹冯君衡的《墓志铭》碑文，出自玄宗时期的丞相张说之手。

当时的高力士权倾朝野，开元十四年，张说因贿赂罪被告发，玄宗收拾张说时，高力士极力劝说，玄宗便放了张说一马，高力士可是张说的大恩人。

如果历史上真有“赐姓改名”之事，张说肯定会在碑文中鼓吹一番的。

《新唐书》中曾说，“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与物质赏赐有别，姓名的赐予是帝王对臣子褒功奖德的精神奖赏，是一件无尚光荣的事儿。

如果高力士真有武则天的赐名，张说在他爹的墓志铭中说上两句儿的，这可是点滴之恩、涌泉相报的大好事。

令人奇怪的是，张说对则天赐名之事只字未提。

如果是为了避忌武则天篡唐才隐去了这档子事儿，那么，代宗时期奉诏而立的高力士墓志中为何大力宣扬女皇赐姓之事呢？看来，避忌一辞，是说不通的。

武则天篡唐建周后，赐名的记载很少，褒奖之类的几乎没有，相反，她大量地把反对自己的势力改为恶姓，以此丑化仇敌。

给力士赐姓改名，褒奖不可能，丑化不会有，所谓的“则天赐姓改名”一说，纯属虚构。

炮制这个谎言，给高力士脸上贴金，抬高其身价。

这与高力士墓志中所说的“武后期壮而将之，别令女徒鞠育，将复公侯之庆，俾加括羽之深，令受教于内翰林。

学业日就，文武不堕，必也射乎，五善既闲，百发皆中”等说法前呼后应。

相反，高力士被武则天轰出宫之事，两《唐书》用“坐累逐出”、“后因小过，挞而逐之”概括之，而高力士的墓志中则隐去了这一段不光彩的历史。

看来，只要是贴金的，没有也写，只要是丑化的，有也不写，“言功盖过”才是高力士墓志铭的真实风格和特点。

高力士的《墓志铭》写于宝应年间，有什么历史背景？ 宝应元年（762年），唐代宗即位后，流放巫州的高力士遇赦还京，走到朗州时，得知他的主子玄宗太上皇驾崩，绝食七日，呕血而卒。

高力士的这一忠君形象深深刻在了代宗的脑海里，并在他的梦中得以重现。

宦官李辅国骄横无比，为所欲为，不把代宗放在眼里。

一代贤宦高力士，他，致死不渝。

在代宗心目中，当朝宦官李辅国就是一个大坏蛋，而故人高力士则是他久仰钦佩的大贤臣。

同样的宦官，差距咋这么大？代宗给高力士树碑颂功，褒奖高力士，丑化李辅国，抬出祖奶奶武则天，玩“赐姓改名”，忽悠一下后人。

然而，历史终究不是故事，胡编乱造最终是会露出马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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