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特约评论员 周威 据@铁路南京站通报，10月27日，一头野猪闯入南京南站至紫金山东站间高铁联络线，与D5515次列车相撞，引发设备故障停车。随车机械师下车排查处置故障时，被邻线列车碰撞，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记者注意到，南京市的野猪已经泛滥成灾。南京市林业站站长孙立峰接受媒体采访称，南京8个行政区均有野猪分布，且种群密度呈总体上升趋势，从2021年的每平方公里3.24头增加到2023年的4.43头。而此次高铁事故发生地附近的紫金山区域，就是野猪的主要分布地区之一。 从2017年开始，就多次出现过野猪闯入市区事件，南京市还曾编制过偶遇野猪指南，画出野猪出没的重点区域，提醒人们注意防范。就在本月，也出现过野猪闯入酒店大堂、被困马路围栏事件。 澎湃评论： 城市发展与野生动物保护的博弈 这名机械师的不幸让人痛心。很多人在看到这条新闻时，也会产生一些疑问，比如悲剧到底是个意外，还是因安全管理不到位造成的？更具体点说，当列车遭遇野生动物碰撞等突发状况时，是否有足够规范的处置流程？特别是在临近线路仍有列车通过的情况下，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如何保障？这还有待相关部门的进一步调查和信息披露。 与此同时，事故确因野猪撞上高铁而起，此事也再次将野猪与人类的“领地之争”话题，推到了公众视野。 野猪泛滥，已是个老话题。据报道，我国目前有26个省份857个县区存在野猪致害的情况，野猪“下山进城”主要是为了获得食物，也可能与想要开辟新领地有关。对于不同地区来说，野猪致害的影响也不一样，在农村主要是破坏农作物、种植的药材林果等，在城乡接合部主要是对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及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构成威胁。 野猪泛滥，其实是生态环境改善带来的“副产品”。在这方面，南京可谓典型。作为长江下游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城市之一，南京独特的地形地貌——江河湖泊与山地丘陵的交织，为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很多国家一、二级珍稀野生动物（如长江江豚、黑鸢等）都有较大规模的种群存在，就是生态环境向好的力证。但是，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又使得城市不断向山区拓展，人类活动空间与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边界日渐模糊。 生态的改善带来了新的挑战：野猪等野生动物因缺乏天敌制约，数量快速增长，加之其超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和觅食范围的扩大，与人类活动的交集愈发频繁。特别是每年进入秋季，野猪迎来繁殖高峰，其活动范围因为求偶、觅食等行为的影响会进一步扩大，这一时间段也成了野猪“肇事”的高发期。 面对横冲直闯、性情凶猛的野猪，怎么办？ 野猪已经被移出“三有”动物名录，通过科学组织捕猎来控制其数量、减少其致害性，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办法。不过，我国的很多野猪栖息地都在自然保护区内，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和《自然保护区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这些区域都是禁止狩猎的。此外也有专家指出，一旦开了狩猎的口子，狩猎枪支管理、捕猎装置的贩卖和使用管理如果不当，很可能殃及其他野生动物，让经过巨大努力取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恢复成果功亏一篑。 所以，需要建立起一个多层次的防范和补偿体系，既要保护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又要维护好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农村地区，野猪对农作物的破坏一直是困扰农民的一大难题，由此带来的赔偿问题也由来已久。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农业保险制度，但野生动物致害往往游离于保险范围之外。一些地方虽然设立了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基金，但补偿标准不一、申报程序烦琐，导致农民积极性不高。现实表明，需要省级等更高层面建立统一的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机制，让受害群众能够及时得到合理赔偿，减少损失。 对于高铁、公路等重要交通设施，需要加强防护措施。比如，南京作为长三角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境内高铁线路密布，一旦发生野生动物入侵，后果往往严重。因此，在野猪活动频繁的路段加装防护设施、安装智能监测预警系统，都是必要的投入。同时，也要考虑修建生态通道，为野生动物活动留出安全道路，这也是减少人兽冲突的有效办法。 从长远来看，野猪致害问题的治理需要多管齐下。一方面要加强对野猪种群的科学监测和管理，在确保生态平衡的前提下，适度控制其数量；另一方面也要在城市规划中预留足够的生态空间，避免人类活动过度挤占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一些生态资源丰富的城市，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更要注意保护好生态廊道，维护生物多样性。 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类似的野生动物“肇事”事件或许还会时有发生。只有建立起科学的防范机制和合理的补偿制度，才能更好地应对城市化过程中的各类生态挑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本期编辑 邹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包公一直是公正廉明的代表，那既然说到廉，就要知道他的工资和收入有多少了，近日读史，无意发现有关包公报酬的记载，颇有意味。 包公在开封府当一把手的时候(《。职官志》)，每月粮三十石，其中米和麦子各一半;柴禾二十捆(每捆十三斤)、干草四十捆;冬天外发十五枰(每枰十五斤)木炭;月发“公使钱”一千五百贯、“添支钱”一百贯。网络配图 包公时在中央任职，头上还有龙图阁直学士和尚书省右司郎中的帽子。在开封当官属于外任藩府享受副部级待遇的高级官员。因此，包公享受朝廷无偿划拨的职务耕地二十顷(二千亩)，允许收租，不缴国税。按每亩租米一石估算，这个进项达二千石。 如此算来，包公年收入约为：铜钱二万零八百五十六贯、大米二千一百八十石、小麦一百八十石、绫十疋、绢三十四疋、罗两疋、绵一百両、木炭十五枰、柴禾二百四十捆、干草四百八十捆。 按当时物价，米每石四百文、麦子每石三百文;绫每疋一千六百文、绢每疋一千二百文、罗每疋四千文、绵每両四十文;木炭每枰一百文、柴禾每捆五十文、干草每捆十九文。 把实物换成货币，折合铜钱一千零二十二贯，加上货币收入二万零八百五十六贯，年收入约为二万一千八百七十八贯。据时任淮南转运史的张根说，他管理的淮南二十个州，每个州年上缴中央财政的税约一点五万贯。换句话说，包公的年薪比一个州上缴中央的税收还要多得多。当时的十贯钱与一両两黄金等值，那时的一両相当于现的四十克，包公的年薪相当于黄金八万七千五百一十二克。按二○一一年七月份金值每克三百三十元计算，包公的年薪相当于人民币二千八百多万元。这个水平比目前效益好的大型国企和上市公司的老总的年薪还要高。网络配图 美国前任总统的年薪是二十万美元，布什和的年薪都是四十万美元，新加坡总理龙的年薪为二百一十八万美元。包公的年薪折合成现在的美元约为三百八十七万美元。公务员的工资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包公时代，官员的工作很轻松。官僚制度设计上有“官”、“职”和“差遗”之分。“官”是一种等级待遇，相当于现在的“主任科员、处级调研员”之类，是拿工资的一种标准。“职”是加官的虚衔。“差遗”才是实际职务。 宋政府规定最低的官员配一名服务人员，宰相可配一百名，这些服务人员相当于现在党政机关的附属编制，国家发工资。碰上生日、官员退休或是死亡，政府还允许高级官员的直系、旁系亲属甚至门卫保安顶替到政府机关工作。 宋朝的公务员不仅好当，且门坎不高。宋末时，一次录取的进士有六七百人。进士及第就任命官职。如果你高考落榜，考十五次也没考上，那么政府就特授你“本科出身”，到真宗时应试五场而没有及第的就可以获得这样的称号。只要你有耐心、身体好，那怕没什么水平，捱到五次高考就了。网络配图 可以想象，包公当官的时代，有着这么高的年薪和应有尽有的各种待遇，他还犯得着去收礼收贿?为政清廉做起来也就比较容易了。这种做法跟新加坡高薪养廉的政策如出一辙。只是北宋的这种高薪政策有些离谱，不合国情。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北宋的公务员队伍相当庞大，加上为了稳定边界还要给随时可能把北宋王朝吃掉的辽、金每年的岁币和西夏的岁赐，最终导致政府的巨大财政赤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久女真打入汴梁，宋朝也随之死亡。这个教训实在不小。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