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鲁襄公三十年，子皮将郑国权力授予子产。然而，面对外有两大强权，内有“七穆”争夺的局面，子产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弱族，他不敢贸然答应，因此他说道：“国小而偪，族大宠多，不可为也”。 我们都知道，此时子皮的地位在郑国无人能比，所以他保证：“虎帅以听，谁敢犯子?子善相之，国无小，小能事大，国乃宽。”之后，子产才敢有所作为。 子产为政后，“有事伯石，赂与之邑”，此举虽然受到子大叔的质疑，但子产举郑书为例并作出回答：“「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归。”由此可见，子产虽然对“族大宠多”的现象有所顾忌，却也深谙为政之道。 子产上台后实行三项重要政策：为田洫、作丘甲、铸刑书。 子产执政一开始，先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其实早在以前，子驷就曾经“为田洫”，在当时引发了一场大乱。 《左传》云：“初，子驷为田洫，、、、子皆丧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 子驷“为田洫”引来杀身之祸，其原因正是子驷侵四族田。那么，既然侵人田地会引发不良后果，为什么子产仍要为之呢? 这恐怕就与当时土地制度的转变有关了。众所周知，如果正了封疆，那么就可以多征得些收入。而“多征”的目的，正是郑国必须“敬共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竞，以待强者而庇民焉”。面对如此沉重的负担，必须广筹财富，以满足南北两霸主——与的无尽需求。 子驷时代有南北两霸主，到了子产执政时，霸主仍在，勒索的情况并未改善，所以子产不得不实行这种强化中央政权的政策。然而，此举牵扯到郑国贵族之间的利益，鉴于过往教训，于是子产决定采用比较温和的方式进行改革。 子产将土地的主权收归国有，但是给予开垦者使用权，在子皮的撑腰下，政策得以顺利进行，而后也得到了人民的认同。 《左传》云：“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执政一年后的子产让人民想要杀他，但是三年过去，好处渐渐出现，人们才知道他的，因此加以称赞。虽然如此，子产改革的脚步并未停下。 鲁昭公四年，“子产作丘赋”。一般皆认为此举与元年的“作丘甲”相似，它们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情势所逼，不得不作出军赋改革的调整决定。所谓“作丘赋”、“作丘甲”，统统都是军事附加税。以前农民征召入伍时，需要自备武器，如今则改为由政府准备，而农民只需要缴纳军事附加税就行了。 这样的行为不仅扩大了兵车、步卒等兵役的征收，也开始了车马兵甲等军费的征收。然而，为什么要增加这些税收呢? 无非是与晋、楚两国索取无度，郑国压力极大有关，此事我们可以从“平丘之盟”时“子产争承”中得到证明，如果不是对于两国霸主穷于应付，子产何必争承呢?而子产应付的办法，就是增加国内税收。 这项改革得不到支持是可以预料到的，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面对国家财政困难，子产只能说：“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鲁昭公六年，子产要将某些事项借由公布的方式来昭告全国，并且确定下来，此时大家都不知道郑国将要“铸刑书”。 大家都在猜测，究竟是哪些事呢?是不是之前的改革与贵族利益有关，子产怕改革无法上行下效、多有阻碍，所以采用公布的方式，令全国上下必须遵守呢? 而子产的行为，引起叔向的反对。叔向认为子产如此多事，郑国将要亡败在其手上了。他对于“铸刑书”的意见，最为强烈。 其实叔向心中害怕的是，刑法一旦公开，凡事必然都要被验证于书，人民只要依法行事，就无惧于刑，贵族也就没有尊贵的身份可言了。更何况，春秋时期的刑罚轻重并无绝对，贵族为了保持威严，总是较庶民多一些有利的空间，他们私下作业，无人能议。刑法一旦公开，贵族与庶民同罪，无所逃于刑书，试问，贵族的地位哪还有尊贵可言? 然而，刑书的公开，是为了解决当时政治经济改革所引起的一些问题，亦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所以，子产只能以“救世”自许，表示势在必行。 “国将亡，必多制”是叔向代表旧势力，在时代的演进的背景下，一个看似愤怒，实则无力的吼声。新势力的崛起，是那个时代的潮流，势必带来新的规矩，新的制度。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众所周知，隋唐中国让日本顶礼膜拜，而对于明中国，日本却立而不拜。登大宝之初，就对日本马上做了一件事——派使臣向日本下国书。希望他们来朝拜新中华之主。但是，使臣到达日本后，令朱元璋惊呆的事发生了。洪武元年，他派永嘉侯朱亮祖镇守广东，在沿海要地设置卫所，派兵防守，同时发国书给日本诸国(当时日本正处于分裂的“”时期)表达了自己希望与日本诸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一起消灭倭寇，共享太平之福的愿望。但当时的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义诠以“倭寇乃九洲海贼所为，日本政府根本就不知道”为由予以搪塞。网络配图 洪武二年，着眼于长远利益的朱元璋又派杨栽等七人出使日本，并亲自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威胁“倭寇”。接到信后，日本国的怀良亲王不知中国已经改朝换代，误以为依旧是蒙古使者(蒙古曾攻打日本)，大怒，斩杀使者五人，其他的悉数扣留，朱元璋的这一次交涉毫无成果可言。洪武三年三月，不死心的朱元璋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等再次出使日本。赵秩经过一番惊险的周旋和唇枪舌剑后，终于软化了怀良亲王的立场。 怀良亲王派和尚祖来捎带了大量的贡马和土特产向“奉表称臣”，而且还送还了之前被倭寇抓去的中国人。明太祖曾召见来华的日本僧人，才了解到一直以来与之打交道的怀良亲王并非日本国王，而博多、太宰府亦非日本之京城，并知道了在京都另有朝廷和天皇。他开始对自己原先计划通过外交途径敦促日本抑制倭寇侵扰的做法感到怀疑，从此对一切非日本朝廷派来的贡使一概拒绝接受。网络配图 洪武十三年，日使再次来贡，情况同前几次一样也是没有表文，但带了一封日本征夷将军源义满的奉丞相书，文章写得极其嚣张，朱元璋看后很不开心，便拒绝了日本的朝贡。洪武十四年日本再次来贡，朱元璋又一次推却，并让礼部写了一封信责备日本国王和他们的那个征夷将军：“王居沧溟之中，传世久长，今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己分，但知王环海为险，限山为固。妄自尊大，肆毁邻邦，纵民为盗。上帝将，祸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与王。王若不审巨微，效井底蛙，仰观镜天，自以为大，无乃构嫌之源乎?”。 日本方面不甘示弱，也回了一封极其强硬的信，而且文采斐然：“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夫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走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昔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网络配图 朱元璋看了这封表文大怒，史载“帝得表愠甚”，但考虑到两次出征日本损兵折将的前车之鉴，朱元璋忍住了这一口恶气。虽然如虎将者也曾建议朱元璋征日本以雪前恨，但朱元璋在深思熟虑之后还是没有率领大明朝的舟师东渡。不过这一件事后，朱元璋改变了以往企图交好日本的策略，而改为在内部积极设防，在沿海各地加强防守和卫所建设等，尽量减少倭寇造成的损失。最后他以日本支持造反为由，于1387年(洪武二十年)果断地断绝了跟日本的往来。把日本列为“不庭之国”，永远不准日本来中国贸易，并把这写入了传给后世子孙万世不变的《皇明祖训》中。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