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6月5日)四月十六日。

他生长在一个渐趋败落的地主家庭里。

远祖蒲鲁浑和蒲居仁，做过元代般阳路总管。

高祖蒲世广是个廪生，曾祖蒲继芳是个庠生，祖父蒲生讷连秀才也未考取。

祖父辈蒲生，做过玉田知县，即《·梦别》中的玉田公。

父蒲槃，字敏吾，“少力学”，至二十余岁还未能考中秀才，“遂去而贾”。

他称自己父亲于“权子母之余，不忘经史，其博洽淹贯，宿儒不能得”，到了四十几岁尚无子嗣，便“不欲复居积”，一面闭门读书，一面散其钱财，“周贫建寺”，后得四子一女，松龄为第三子。

其时“家渐落，不能延师”，便亲自教子读书。

蒲松龄天性颖慧，过目了然，在兄弟之中最受父亲的钟爱。

十九岁初应童子试，便得到县、府、道都第一的优异成绩。

山东学道施闰章(愚山)很赏识他。

他对施闰章的知遇之恩，铭刻于心，在《聊斋志异·胭脂》中颂扬施：“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

衡文无屈士己也。

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在所及”。

从蒲松龄对施闰章的感念中，也多少可以窥见精神上受的某些影响。

进学第二年，蒲松龄就与同邑李希梅(尧臣)、张历友(笃庆)等少年秀才结为郢中诗社。

蒲与张、李同年进学，当时正是同学少年，意气风发，“相期矫首跃龙津”。

然而，对蒲松龄并非是直上青云的阶梯。

继少年进学初露锋芒之后，“三年复三年”的乡试，却成了他终身难以闯过的关隘。

三年(1664)，蒲松龄曾读书于李希梅家，他们“日分明窗，夜分灯火”，在一起专心致志苦读了几年书，这不仅说明他们彼此间在思想、性格、道德、学问互有影响，而且说明，蒲松龄的渊博学识是从刻苦钻研中逐渐累积起来的。

对民间俚曲和鬼狐故事的兴趣 青年时代的蒲松龄，不仅奋力于举业，“冀博一第”，而且对流行于农民群众中的俚曲歌词产生浓厚兴趣，还能自度曲。

同邑友人唐梦赉《宿绰然堂同苏贞下、蒲柳仙》诗中写道：“乍见耆卿还度曲，同来苏晋复传觞”。

蒲松龄一生作有许多小曲和十四种俚曲，特别是小曲，很可能其中就有青少年之作。

蒲松龄对民间传说故事，极感兴味。

他的《聊斋志异》也就是在青年时期开始创作的。

康熙三年，张历友在《和留仙韵》之二中有句：“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

君向黄初闻正始，我从邺下识应侯。

一对结客白莲社，终夜悲歌碧海头。

九点寒烟回首处，不知清梦落齐州。

”从张历友这首诗中已明显地透露了蒲松龄不仅爱好清谈述异，而且在这时已开始志怪传奇类小说的创作了，只不过当时还没有《聊斋志异》之名而已。

这就是说，蒲松龄对民间鬼狐故事的兴趣、写作志怪小说的热情，不是在功名无望、满怀“孤愤”的情况下才萌发的;而是在潜心举业的青年时代，就“雅好搜神”、“喜人谈鬼”，并且热心地记录、加工，从事创作。

这是兴趣和才华的顽强的表现，也是成就《聊斋志异》这部伟大作品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蒲松龄后来将一腔“孤愤”寄托于神话幻想小说而不是别的形式，是与他早年对民间异闻传说有特殊感情，对幻想小说形式的特别爱好有密切的关系。

幕宾生涯 康熙九年至十年，在蒲松龄的一生经历中是颇有特色的一年。

这时他应同邑进士、新任宝应知县孙蕙的邀请，南下江苏去作幕宾。

孙蕙请蒲松龄为幕宾，主要是因其为同乡可作亲信助手，蒲松龄才识过人，堪任文牍事，其中当然也有同情蒲松龄落拓不遇、家境窘迫的意思。

孙、蒲既是同乡，又是老相识，彼此没有什么隔膜，蒲松龄除代孙蕙作酬酢文字，草拟书、呈文和告示之类，还常随孙蕙行役河上，或游扬州。

蒲松龄对孙蕙体恤民苦，忤河务大员，因而受到弹劾，更是同情。

他在《闻孙树百以河工忤大僚》一诗中写道：“故人憔悴折腰甚，世路风波强项难。

吾人祗应焚笔砚，莫将此骨葬江干。

”诗写得极动感情，极言做强项令之难。

另外他还有《三月三日呈孙树百，时得大计邸钞》和《大人行》都表现了自己位卑才短，无力相助，和对孙蕙处境的深切同情。

这年三月，孙蕙调署高邮，蒲松龄随往，然而，他已厌倦了幕宾生活，思家甚切，不时流露愿归返故乡的情思。

如《旅思》诗云：“十年尘土梦，百事与心违。

天逐残梅老，心随朔雁飞。

初春疑乍冷，久客似新归。

可叹金城柳，参差已十围。

”《堤上作》诗云：“独上长堤望翠微，十年心事计全非。

听敲窗雨怜新梦，逢故乡人疑乍归。

”这里流露的既是思乡又是自伤。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首诗是《感愤》：“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

新闻总入狐鬼史(别本“狐鬼史”亦作“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

尚有孙阳怜瘦骨，欲从玄石葬荒丘。

北邙芳草年年绿，碧血青磷恨不休。

”这里抒发的是忧愤，是怀才不遇，表明自己不甘为人作幕一生。

终于，在这一年的秋天，他便辞幕返回故乡了。

作幕生涯只有一年，但对蒲松龄的创作生活大有裨益。

首先，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远游，大开眼界，饱览风光，开阔了胸襟，陶冶了性情。

一年间，他对南方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也有所了解，这对他创作以南方为背景的那些作品，如《晚霞》、《白秋练》、《五通》等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如《莲香》作于南游期间，是可以肯定的。

其次，幕宾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封建官僚机构的各色人等。

可以说幕宾一年使他深入到封建官府心脏，熟悉了其中种种内情，这就为他在《聊斋志异》中描绘、揭露官场的弊害生出各种新巧的构思打下了厚实的生活根基。

再次，在作幕宾期间，他还得以接触了南方一些能歌善舞的青年女性，如顾青霞、周小史，蒲松龄都有诗歌咏过她们。

在《伤顾青霞》一诗中对这位歌女的不幸早逝，寄以深切的同情和哀伤，这与《聊斋志异》多篇对年轻鬼女的描写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另外，一年作幕使他搜集了大量创作素材。

前面提及的那首《感愤》诗中所说：“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

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磊块愁。

”这里不仅表明他写作《聊斋志异》时间较长，也说明他积累较多。

《巧娘》篇末注明是“高邮翁紫霞”提供的材料。

还有，诗中把“狐鬼史”与“磊块愁”联系起来，说明这时作者已有明确的创作意图，是作为“孤愤”之书来写作了。

贫病交加 笔耕不辍 康熙十年八月初，蒲松龄自淮扬返里。

次年，他应乡试，又没有中试，尽管他带着孙蕙的一封荐书，也没起作用。

这时他的心情痛苦之极，每年“营巢抱卵，拙似春鸠，衔草随阳，劳同秋燕”，“场屋中更更漏闻”，“风檐下步步镂心”，结果还是“年年落魄”，使他“四十衰同七十者”。

这时他真的是“三载行藏真落水，十年意气已阑珊”。

由于子女多而且小，天时又“连岁降奇荒”，康熙十一年淄川一带大旱，蒲松龄处于他坎坷一生中最艰难困苦的时期。

所谓“贫因荒益累，愁与病相循”(《四十》);“大者争食小叫饥”(《寄弟》);“午时无米煮麦粥”(《日中饭》)，都是这一时期写下的诗句，到他老母亡故时，以致无钱治具，告贷无门，最后不得不接受王如水的慷慨相助。

这位小说家和诗人的穷困已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可喜的是在此艰苦岁月中，蒲松龄依然坚持《聊斋志异》的写作，他虽也产生过“鬼狐事业属他辈”的念头，却始终未辍笔。

就在四十岁那年春天，这部杰作初具规模，并开始流传，蒲松龄感慨之余，乃作《聊斋自志》一文以弁其首。

文中写道：“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

”可见他是在相当清苦的生活中进行写作的。

坐馆四十年 家庭生活难以为继，又不愿为人作幕，也就只好到缙绅人家去坐馆了。

大约从康熙十二年(1673)起，蒲松龄开始了长达近四十年之久的塾师生涯。

初始，蒲松龄在本邑城北丰泉乡王家坐馆，与王敷政的几个弟弟一正、居正、观正及其堂弟王体正相处极为融洽，时有诗歌唱和。

蒲松龄在王观正死后写的悼诗《梦王如水》，尽情地抒发了他的沉痛之感，说明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

蒲松龄大约在王家呆了两年后，就到罢职归田的翰林院检讨唐梦赉家去做西宾了。

唐梦赉极欣赏蒲松龄的才华，后数年唐梦赉为《聊斋志异》作序，说蒲松龄“幼而颖异，长而特达，下笔风起云涌，能为载记之言。

于制举之暇，凡所见闻，辄为笔记，大要多鬼狐怪异之事。

向得其一卷，辄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阅之，凡为余所习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而与夏虫语冰也”。

可以说，唐梦赉是蒲松龄的知音，也是最早赞赏《聊斋志异》的人。

大约在康熙十七年左右，蒲松龄可能在刑部侍郎高珩家坐馆。

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初次结集，作《聊斋自志》，高珩为之写序，阐述该书之特点和价值，以相推奖。

这些都说明蒲松龄的艺术才华和《聊斋志异》的价值已受本邑名流所注目。

然而康熙十七年，蒲松龄在乡试中又名落孙山，蹭蹬的命运和贫困的生活仍然在包围着他。

康熙十八年，蒲松龄年逾不惑，穷愁不遇，功名无望，贫病交加。

然而可以庆幸的是，从这一年开始，他不再飘若萍梗，已有了一个比较安适的馆去坐，淄川五村西铺的显宦毕家，聘他为西席。

蒲松龄遂设帐于绰然堂。

毕家在明末是个名门望族，号称“三世一品”、“四士同朝”。

蒲松龄的东家是刺史毕际有。

这位毕际有，字载绩，三年(1645)拔贡入监，考授山西稷山知县，后升江南通州知府。

因解运漕粮，积年挂欠，赔补不及，康熙二年(1663)被罢官。

以刺史称之，乃指其通州知州职衔。

毕际有喜读书，精于鉴赏，风雅自命，在南通州做官时便广交名流，与江南大名士陈维崧、孙枝蔚、杜凌、林茂之等结识，“夜夜名流满高宴”。

归田后，虽仍留心翰墨，有所著述，辑成毕自岩《石隐园集》，还曾助修邑志，但年事渐高，对于东山再起、光大祖业已然无意。

毕际有聘请蒲松龄来家设帐，一方面是为了教几个读书，但另一方面，蒲松龄也是他清谈的伴友，文字的代笔。

这样，毕际有对待蒲松龄比较友好，宾主相处十年，一直比较融洽。

毕刺史家的丰富的藏书开扩了蒲松龄的眼界，也为他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读书和写作的环境，更有意思的是毕际有虽曾为贵官，但思想较为开明，并不歧视小说家言，不以他家的塾师谈鬼说狐，撰写艳情小说为侈陈怪异，有乖风化，不仅不加干涉，甚至风雅相属，赞助《聊斋志异》的创作。

他除了提供一些素材外，还亲自为《聊斋志异》撰写短文，其中《》和《鸲鹆》两文，篇末明白地写着“毕载绩先生记”、“毕载绩先生著”。

这对蒲松龄继续创作《聊斋志异》，该是一种鼓励吧! 毕际有死后，其子毕盛巨主持家务，宾主年纪相仿，长时间同桌共食，相互依傍，直是如同兄弟。

蒲松龄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他后来的三十年。

除了以有限的时间出游、应试和抱病归家外，几乎全在毕家度过。

在这期间，文坛上的一段佳话出现了。

大约在康熙二十七年春暮，文坛两俊秀相识。

困守穷庐的秀才蒲松龄结识了位居台阁的诗坛盟主王士祯(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

毕、王两家，世代联姻。

毕际有的夫人是王士祯的从姑母。

王士祯与蒲松龄会面，就是在毕家。

蒲松龄与王士祯两人一朝相晤，便结下了文字之交。

康熙四十七年(1708)蒲松龄有《王司寇阮亭先生寄示近刻，挑灯吟诵，至夜梦见之》七绝二首，其一云：“花辰把酒一论诗，二十余年怅别离。

曩在游仙梦中见，须眉犹是未苍时。

” 王士祯返回新城后，主动写信给蒲松龄，而蒲松龄对王士祯的态度是尊敬和爱戴。

维系他们之间的纽带则又是《聊斋志异》一书。

据说，王士祯非常欣赏《聊斋志异》，他未等全书脱稿，就“按篇索阅，每阅一篇寄还，按名再索……或传其愿以千金易《志异》一书”，其中有些话虽不可信，但王士祯对《聊斋志异》颇为赞赏则是事实。

比如，他曾写过若干条眉批，并在蒲松龄五十岁那年写诗推崇《聊斋志异》，这就是那首为后世广为传诵的诗：“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语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

”蒲松龄也有诗酬答：“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

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

”王士祯对蒲松龄的情意，对《聊斋志异》的称誉，不仅对蒲松龄是一种鼓励，也使《聊斋志异》飞出淄川，广为社会所知了。

由于孩子们渐次长大，蒲松龄的家境也日趋好转，到他七十一岁撤帐归来时，其家已是一个小康之家了。

在这段时间内，他没有续写《聊斋志异》的迹象，但还坚持诗文、杂著的写作。

蒲松龄晚年生活虽较安定，却好景不长。

不仅自己老况有加，幼孙也连“以痘殇”，到七十四岁时老妻又病故，他更觉凄寂，写出“迩来倍觉无生趣，死者方为快活人”(《悼内》)一类诗句。

一年之后，刚交七十六岁的蒲松龄，依窗危坐而卒，时为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他以太尉领枢密院事，掌全国军权，是史上掌控军权最大的太监；他前后统兵二十年，是史上掌军权最久的太监；他曾以副使身份出使辽国，是史上第一个代表国家出使外国的太监；他因功被封为广阳郡王，是史上第一个被册封王爵的太监。

而如果把“骂名”算上，童贯恐怕还是生前死后承受骂名最多的太监。

宋人的野史笔记中，编撰过许多讥讽童贯的段子，让人捧腹。

一日，童贯去秦州巡视，故意比约定的时间推迟很久才到。

钱昂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等到了童大帅亲临，便问道：“大帅为何来得这么晚呢？”钱昂个头矮小，童贯一语双关地回答说：“我今日乘坐的这头驴，个头小而脾气倔，动辄跳跃，很难驾驭，因此来迟。

”这几乎是直接批评钱昂骜不驯，目无领导。

钱昂揣着明白装糊涂，又问：“太尉乘的可是公驴？”童贯说：“当然是公驴。

”钱昂哈哈一笑，也一语双关地反唇相讥道：“太尉既然奈它不何，不如把这头‘公驴’给阉了！”钱昂把童贯的“太监”身份大大讥笑了一番，气得他。

童贯以收复燕京之功，被封为广阳郡王。

太监封王，无异于给以儒家正统思想主导的北宋官场扔下一颗重磅炸弹，朝内外众口喧腾，议论纷纷，太学生陈东的“伏阙上书”，几乎骂出了当时士人的共同心声。

陈东把外敌入侵归罪于“六贼”，给童贯的罪名是：“结怨辽金，创开边隙”。

《宋史》有定论，野史有酷评，民间有诅咒，舆论一边倒，遂成就了童贯的千古骂名。

后人一提起童贯，眼前便会晃过一张勾粉白脸，如、之类，戏剧脸谱上误国奸臣的典型。

然而，仔细翻检史料，斟酌、比较、对照之余，会发现史实中，童贯的为人做事与颇为相似，是一个“颇具干才的弄臣”，有一点才能，有一点奸诈，以投机讨好为能事。

从《宋史?童贯传》中，至少能寻找到童贯为赵宋王朝戎马一生的两大功劳：在对外上，童贯取得过与西夏以及吐蕃诸部作战的胜利，收复大面积失地，包括湟州、鄯州、廓州以及积石军、洮州等地，这是北宋对外战争中仅有的几次胜仗之一，消解了西北的军事压力；在对内上，他曾以宣抚制置使身份，领军十五万进军浙江，一举镇压了方腊的农民起义，生擒方腊，大胜而归。

他之所以臭名昭著，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太监弄权。

二是临阵脱逃。

宣和七年(1125)，金大举南侵，童贯作为驻扎太原的大军统帅，却不思抵抗，逃回京城，致使金兵；三是为宋徽宗的罪责“埋单”。

而又确实曾经助纣为虐的太监童贯，便成了宋徽宗的“”，遭受了千年的唾弃。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