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何以被称为“文明太后”?千古以后做了哪些改革?小编为大家带来相关内容，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 中国历史上，临朝听政掌握中枢大权的太后有不少，不过没有一位的历史功绩比得上北魏的冯太后。影视剧《》的女主人公就是以她为历史原型塑造的。 北魏冯太后(441~490年)的人生经历极富传奇色彩。她本是汉女，祖父曾做过五胡时北的国君。生于北燕被北魏灭亡几年后，幼年时父亲冯朗被北魏孝武帝下令诛杀，她被没入后宫成为一名奴婢。在姑母冯昭仪的帮助下，冯氏没有吃太多苦，反而出落得有之美。 北魏文成帝拓跋濬12岁就继位登基，有一次他在宫中偶遇冯氏。《魏书》十分八卦地记载了两人的邂逅： “高宗登白楼望见，美之，谓左右曰：‘此妇人佳乎?‘左右咸曰‘然’”。 就这样，冯氏成了拓跋濬的妃子。两人感情十分深厚，456年，文成帝封15岁的冯氏为皇后。同年，妃子同文成帝所生的以不足两岁的幼龄被立为太子。 其他朝代，的妃子巴不得“母凭子贵”。可在北魏，却有一项“子贵母死”的奇葩制度，凡后妃所生之子被立为储君，生母皆要赐死，以防未来的母族擅权。于是拓跋弘生母李氏被赐死，冯后担当起了养育太子之责。 465年，文成帝英年早逝，年仅25岁。11岁的太子拓跋弘即位，是为北魏献文帝，冯后被尊为太后，临朝听政。当时因为新君年幼，政局动荡，权臣乙浑，冯太后定策将其诛杀。 467年，献文帝妃子生下一子。冯太后得知长孙出世后大喜，将朝政归还于献文帝。469年。拓跋宏被立为太子，生母李氏依据“子贵母死”的制度被赐死，这一幕同文献帝当年成为太子何其相似，恍若一个历史循环。 还政后冯太后还不到30岁，正值女人大好年华的她开始琢磨起自己的第二春。结果献文帝感觉丢失了颜面，找了个借口将冯太后最喜欢的情人，宿卫监李奕处死。冯太后得知后大怒，两人关系破裂。471年，献文帝被迫退位，成为年仅17岁的中国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 献文帝之子拓跋宏以4岁幼龄登基，这就是。476年，献文帝暴崩，时人称是被冯太后毒杀。冯太后再次临朝，被尊为太皇太后。 冯太后在北魏献文帝和孝文帝时期实际掌权约二十年，成功实施了大量的社会政治改革。诸多改革中，她和孝文帝主导的土地公有制改革影响最为深远，不仅后来的和将之奉为圭臬，之后还被所继承，最终以北魏的土地公有制为模版分配土地，国力日盛，达到了自西汉后又一个的巅峰! 图 491年北魏疆域图 说起封建王朝的土地改革，王莽和都曾想要在全国推行，改为公田制和。可惜在他们所处的年代，世家和地主豪强盘根错节，土地所有权极其复杂，改革均不了了之。 然而到了北魏时期，中原大地在经历多次战乱后，大片土地抛荒，恰巧又有大批逃避战乱的人没有土地耕种，这一特殊的情况反而让北魏这一少数民族政权阴差阳错的拥有了将土地改革彻底推行下去的客观条件。 太和九年(485年)，北魏给事中李安世向冯太后和孝文帝建议，由官府主导土地改革，将天下土地分给人民(《魏书·列传第四十一》李孝伯附李安世传)。北魏朝廷制定了极为详细的规章制度以确保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 …… 诸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 ——《魏书·食货志》 图 石椁 北魏 山西博物院 朝廷规定：年满15岁男子可以得到四十亩露田，女子减半，另外若每户拥有一头耕牛可得到30亩露田，但每户上限4头耕牛，再多官府也不再授田。如果土地因为地力不够需轮作的，官府根据轮作具体情况授田亩数翻倍。受田人年老下不了地或死亡则露田会被官府收回，耕牛如果死去，官府也会将因为牛多分的露田收回。 除耕田外，北魏朝廷还对桑田做出了分配。在古代，种桑养蚕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农业活动。土地改革早期，官府在能种植桑树的地区授予每人20亩桑田，要求在这20亩地里规定期限内至少种活50棵桑树、5棵枣树、3棵榆树。因桑树需要多年生长和长期精心培育，并不适合土地流转，因此朝廷规定桑田为永业田，受田人死后可以传给子孙，官府并不收回。 图 采桑图 画像砖 另外，北魏朝廷对百姓的宅基地、菜地，以及地方官员的公田均做出了详尽的规定。比如每三口人可以分配到一亩宅基地，地方官员按照职位分到面积不等的公田，离任时必须全部上交给继任者，否则要判刑。 除此之外，北魏的这次土地改革还有许多细则。 在冯太后的强力推动下，土地所有制改革顺利实施，北魏农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力也达到空前鼎盛。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时年49岁。冯太后生前使北魏成为文明国度，死后为“文明”，又被称为“文明太后”。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纵观历史，以后，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文人做官后，梦寐以求的想得到一个谥号——文正。而作为统治者的，是绝对不会轻易把这个谥号赐赠给臣子的。能得到这个谥号的人，不管是本谥还是追谥，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都是在文坛声名鹊起、在政坛功绩斐然、在民间深受敬仰的人。 宋代的谥举乃是承唐谥之风，经历了从文贞到文正的变化，据史书言是为避名讳故。自此之后，“文正”之谥可以说经元、明、清前后四朝相续不断。众人耳熟能详的获得此谥的人有宋代、、司马光等，有等，有等，有、等。司马光言：“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认为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至。大而言之，经天纬地曰文，内外宾服曰正;小而言之，曰文，忠直守节曰正。《逸周书?谥法》对于“文正”二字做了全面系统、精辟独到的解释，在此不一一阐述而尽。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国的汉字是字音藏义、字形藏理的，文化的“文”加正直的“正”是政治的“政”字。我们再回头去看这些人在历史长河中为世人所留下的光辉轨迹。范仲淹，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为政清廉，刚直不阿，官至参知政事，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遗《集》传世。耶律楚材，元代著名民族政治家，促进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人，官至尚书右丞，撰《湛然居士文集》留世。 方孝孺，明代著名文学家，刚直不屈，孤忠赴难，被诛十族，官至文学博士，传《逊志斋集》于世。曾国藩，清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晚晴四大名臣之首，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著《冰鉴》存世。这些人的共性是在文学方面具有极高才能，最终在政治方面颇有建树居于高位。“文”、“正”、“政”三者之间的关系，由此亦可窥其一斑。 文化的内涵无比丰富，粗略浏览便可看到十几种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界也是意见纷纷，莫衷一是。“文”之一字，我们姑且说它为文字、文章、文学、文艺、文化，都是界定内的合情合理，无可厚非。不管是文字、文章、文学、文艺它都是文化的一种形式而已。 图片来源于网络 魏文帝在《典论·文论》中有言曰：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他认为文章有两大社会功能：一是“经国之大业”，有利于治国;二是“不朽之盛事”，有益于立身。这是首次将文学与治国大业和自我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连结在一起，富有一种威严浩大的帝王气，使得文学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为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因为“自觉”，才走向了自觉时代的前奏，提高了文学的地位。文学地位的提升，又增强了文学自觉意识，从而增强了治国大业的文化精神。 宋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指出：文所以载道也。文以载道是文学社会作用的深刻表述。一篇文章、一部文学作品如果我们将眼光仅仅停留在这篇文章上、这部作品里，那我们看不到更高远的东西，收获不了更深层次的东西。借用佛家《楞严经》中的话来说：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手指。“文”与“道”的关系，正如这手指与明月的关系，我们应当顺着手指看到更高远处的“月亮”，而不是停留在“手指”上。这充分说明了文化作为一种介质的指引作用，通过习“文”将其所载之“道”充分体悟出来，然后付诸实践，经世致用。 文化是增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软实力。上世纪朱光烈先生在《知识就是力量吗?》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被认为是时代性的命题，即“文化就是力量”。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未来发展和繁荣文化的总纲领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习近平同志在多次讲话中要求领导干部要“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并且提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等具有深远指导思想的论断。 图片来源于网络 可以说一定的社会文化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而政治又通过社会舆论引导文化的方向，二者是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至此，我们回归到“文”“正”“政”三者之间的关系话题，可以确切地说习文以养浩然正气，“文”“正”相融以从“政”。李昉、范仲淹、司马光、耶律楚材、方孝孺等、曹振镛、曾国藩等人，博学多才(文)而又直道不挠(正)，最终蜚声文坛、显赫政界、留名后世，若无其文抑或不足以为政也。古为今鉴，我们当勤以广才，善养正气，积蓄文化力量以为政治建设服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