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皇家斗争，如何在我所有皇子中脱颖而出，获得的赏识，以便获得储君之位，这是极为重要的，但即使在皇上立储君之后，他也可能受到迫害，为了更好的保护储君人选，雍正帝决定秘密立储，那么，这个做法有什么好处呢?一起来看看吧! 雍正元年八月，雍正帝发布一道上谕，宣布了他经过深思熟虑发明的项新制度—“秘密建储”，并阐述了创立该制的主要动机和基本做法。

按此制度，并非不立皇太子，而是立而不宣布具体人选，只传谕告知诸王大臣国储已定，并将御笔立嗣诏书放在宫中“正大光明”匾后，皇帝垂危之际或驾崩以后才能根据此诏书宣布由哪一个皇子继承帝位。

雍正十三年八月，雍正帝驾崩，由庄亲禄等王大臣共同至乾清宫将立储密诏取下拆视，并据诏宣布由皇四子入承皇位，成为第一个按照“秘密建储”制度产生的新君。

从雍正帝立嗣的结果看，其选择继承人的原则既非“立嫡”也非“立长”，因宣布立储之时(雍正元年)诸子中年龄最长者为皇三子，而母亲地位最高者是皇八子福惠，弘历之母只封为妃。

雍正帝以自幼聪颖过人，深得帝和自己喜爱的弘历为嗣君，打破了前几朝立储必以嫡长子为人选的惯例，就这些而言，秘密建储制度也可以避免皇帝受传统立嗣原则的局限，有利于从诸皇子中选择最能胜任的继位人。

新制度创立后，乾隆朝以后便奉之为决定一下代皇位继承者的“家法”，循例遵行。

事实上，在中国中存在两千多年的皇太子制度已。

乾隆帝继位后，于元年七月颁布上谕，把亲书的传位密诏交总管，当着各位王公大臣的面收藏于“正大光明”匾后。

当时立的是皇后所生皇次子永琏。

但这位储君并无当皇帝的福分，乾隆三年，年方九岁便一命归天。

乾隆帝一面传谕按皇太子葬礼为其治丧，一面命人将已经失去意义的建储密诏取下。

此后他又有意立富察皇后另一子七阿哥永琮为太子，但尚未及实施，不到两岁的永琮又于乾隆十二年夭亡。

两次痛失自己属意的继位之子，似乎使乾隆帝对立嗣问题不再像以前那样急切，直至乾隆三十八年他六十四岁时，才再次书写密诏立皇十五子为太子。

乾隆帝在中年时便曾公开许愿，他如能得天庇佑君临天下六十年，便主动让位给太子，以不超越他的皇祖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的“纪录”。

当时恐怕连他自己也不能确信这种预言会成为现实。

然而，到了乾隆六十年，这一时刻果真来临，他也并未自食其言，是年九月，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等，亲自将二十二年前所书密诏取下公之于众，立嘉亲王永琰为皇太子，并于次年传位，改元。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秘密建储变成了公开建储。

因传位后乾隆帝仍以“太上皇”身份掌握实权，至嘉庆四年正月他去世时，嘉庆帝已做了三年皇帝，与诸兄弟之间的君臣名分早已成为定局，所以并没产生任何节外生枝的纷争。

嘉庆四年四月，刚刚正式行使皇帝职权的嘉庆帝仍按“家法”密书皇次子之名于御诏。

这次建储没有遇到什么周折，二十一年以后嘉庆帝病危之际，御前大臣赛冲阿等共同取出密诏宣示，又颁诏布告天下，同日嘉庆帝驾崩，新君继位，是为帝。

道光朝的立嗣虽然也依照雍、乾、嘉三朝成例，但又小有区别。

首先，并非像前几代皇帝那样即位之初便行立储。

这是因为道光帝继位时虽已年近四旬，但却只有奕纬一子，另八个皇出生于道光六年以后，所以秘密建储的诏书直到道光二十六年才正式形成。

其次，道光帝建储密诏中并非只涉及嗣君一人。

根据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原件实物，纸的左侧是道光帝以满汉两种文字写的“皇四子奕立为皇太子”，右侧另有御笔朱书汉文:“皇六子奕封为亲王”。

这种立一子为太子、封另一子为亲王的做法，是前几朝从未有过的。

道光帝临终前，命宗令载铨、御前王大臣、端华、、穆彰阿、赛尚阿、文庆等共密诏宣示。

又发布亲笔朱谕一道:“皇四子奕亡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

从现存实物我们还可以知道，秘密立储的御诏是放置在一个楠木鐍匣中，再将此匣置于“正大光明”匾额之后。

这个鐍匣长32厘米、宽16.7厘米、高8.7厘米，合页、面页、锁匙均铜质，饰有精美的螭蝠祥云图案。

匣内衬裱黄绫，三边启口处都贴有皇帝亲笔签名并书写封存年月的封条，匣之外用一个黄色呢套装盛。

就是在这个不满一尺长的木匣里，曾经装有决定大清王朝乾、嘉、道、咸四代执掌江山者命运的立储诏书。

以后的四代清帝都未能继续采用这种建储的“家法”。

咸丰帝共有过两个皇子，一是后来成为同治帝的载淳，另一个生下当天即夭折。

故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咸丰帝垂危之际，并无其他选择，只是召见御前王大臣，立唯一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命众人尽心辅佐。

至于同治、二帝皆无子嗣，宣统帝尚在幼年就被推翻，都是无“储”可立，也就谈不到什么公开或秘密的形式了。

清朝的秘密建储制度，是中国古代专制集权体制下皇位传承方式的一个创举。

后世的评论者都对其持肯定态度。

其最大的优点是，避免了公开立太子造成的诸皇子之间以及皇储和皇帝之间的权力纷争，从而也对皇室内部的稳定以致国家上层统治集团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皇子们来说，这项制度的实行，使他们在父皇在位时身份地位不再有明显的尊卑之别，因此也就不会再出现为保持或争夺储君之位而导致兄弟之间骨肉相残的情形。

乾隆帝曾就此概括说:“盖一立太子，众见神器有属，幻起百端，弟兄既多所猜嫌，宵小且从而揣测。

其懦者献媚逢迎以陷于非，其强者设机媒以诬其过，往往酿成祸变，遂致父子之间慈孝两亏，国家大计转滋罅隙。

”这公开建储的种种弊端，自雍正帝创设新制后基本上已销声匿迹。

嗣位皇子凭父皇的一纸密诏便可立即黄衣称朕，而传位的皇帝在公布其继承人时，或者已魂归西天，或者处于弥留之际，不但不会受到夺位的威胁，反而会得到新君的由衷孝敬，生前死后都会享受到人君的富贵和威严。

总的来说，秘密立储是雍正的一项伟大发明，它既有立储稳定局势的作用，又可以避免明立太子可能带来的弊端。

而不知道储君是谁，没有明确攻击目标，也就避免了皇帝与皇子以及皇子之间的冲突。

秘密立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储君人选只有皇帝本人知道，所以他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悄无声息地随时改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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