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济，风云会，这是一个英雄的时代，唐初太宗登基之后，平南扫北，中国四周的边患几乎一一扫平，国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的道路，此时高丽问题便又一次横亘了在中国的面前。

隋朝几度在高丽的惨重失败，前后几十万中国士兵倒在了辽东大地上，上至太宗文，下至普通军民，谁不想把这笔帐讨回来呢?当时李世民说了这么一段话：“辽东旧中国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

隋氏出师者四，丧律而还，杀中国良善不可胜数。

……朕长夜思之而辍寝。

将为中国复子弟之仇!”而后来征高丽的诏令一下，立刻有数以千计不预征名，自愿以私装从军的志愿者要求参军报国，这些人都说：“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可见唐朝自上而下都没有忘记收复故土报仇雪恨，辽东永远只能是中国人的辽东，这土地上的每一寸上都浸满了中国人的鲜血! 隋朝三次征高丽失败，高丽将隋军阵亡将士的尸骨筑成了一座京观。

(古代战争中，胜者为了炫耀武功，收集敌人尸首，封土而成的高冢叫“京观”)“身既死矣，归葬山阳。

山何巍巍，天何苍苍。

山有木兮国有殇。

魂兮归来，以瞻河山。

”寒风吹来，京观上的薄土被吹去，立刻便露出下面的森森白骨，所谓尸山血海并不仅仅是一个形容词而已。

几十万烈士的忠魂便在此不断地嘶喊，召唤。

而国人并没有让他们长久的等待，李世民上台不久，在贞观五年(公元六三一年)，立刻派广州司马长孙师进入高丽，毁掉这个京观，将中国将士的尸骨一一收殓安葬。

这次的行动是一个明显的讯号，他预示着远在长安的唐帝国并没有忘记高丽这块最后的领土。

高丽方面自然也收到了这个讯号，于是高丽荣留王高建武开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工程，他用了十六年的时间在东北自扶余城(今吉林四平), 南至大海修了一条长达千余里的长城作为屏障，以此作为对抗唐军的本钱，两国之间的火药味再次浓厚起来。

当然摧毁京观只是表明唐朝的一个态度，关中本位的唐朝注意力依然重点放在西边和北边的游牧民族身上，等到了贞观十五年消灭掉高昌国之后，高丽问题就被提上了日程表了。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太宗皇帝心里虽然有这个念头，但是也不是说想打就打，兵法有云：“上兵伐谋。

”在战争之前的外交政治行为总要进行一番动作，毕竟强隋可以说就是亡在征高丽上面，这样就对后来者造成了一个阴影，甚至这个阴影会被无限夸大乃至神化。

后世两征日本不果，反而因为台风损兵折将，就给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导致也因为畏惧“天命”而没有向日本下手也是同样的例子。

当然大唐此时英雄辈出，靠自己的力量终于打破了这种所谓的“天命”，而终明朝一世只能被动的防御倭寇这更是体现了开放进取与闭关自守之间的巨大差异。

当时唐帝国准备的第一步就是派使臣进入高丽侦查地形地貌，天气水文，风土人情等等情报，为大军开进做好一切前期侦查工作。

于是在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七月，派遣职方郎中陈大德利用出使高丽之机，侦察其“山川风俗”。

大德进入高丽境内后，先以丝绸绫绮贿赂当地官员，并告说：“吾雅好山水，此有胜处.吾欲观之”于是，各地官员便甘为向导，带其游历，“无所不至”。

所到之处，大德又遇到了很多留居高丽的华人，即向这些华人讲述了中国国内的变化及其“亲戚存没”消息。

临别之时，华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

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探听，于八月十日回到长安，向太宗全面而又详尽地汇报了高丽境内的山川地理形势。

唐朝的心思高丽王高建武心里一清二楚，这个高健武其实还是颇有谋略的，他一面修建“长城”作军备，一面加紧进攻百济和新罗，意图将唐朝在朝鲜半岛上的盟国全部扫平，以解后顾之忧，一面在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四年(公元621年)，七年(公元624年)频繁地遣使朝贡，并且和唐朝互相遣返国人，摆出一幅友好的姿态。

到了太宗时代他更是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献上封域图，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派遣太子桓权入朝，并贡献方物。

这样的几手动作下来，唐朝虽然有心发兵但是却找不到什么借口，当时打仗尤其讲究一个吊民伐罪，所谓以有道伐无道，高丽的姿态摆得如此之低，这样就阻止了唐朝要发兵的可能。

我们要说，高健武如此动作，在当时其实是对唐朝最好的应对方式。

高健武在年轻的时候曾经率五百死士击退杀入平壤城的大军，他并不是一个懦弱的人，可是他清楚的认识到，太宗时代的中国已经不是隋炀帝时代的中国了，唐太宗的军事才能即使纵观整个中国史也是最为卓越的军事家之一，更何况现在的唐朝名臣良将如云，边患基本被扫平，高丽此时要是再继续骜不驯，那么全中国在隋代伐高丽时累积的怒火就将会一古脑降临在高丽的头上，那时再后悔就晚了。

可是虽然高健武这边的如意算盘打得噼啪响，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对国际局势确实是了如指掌，算无遗策，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场宫廷政变将高健武及其手下的大臣们杀了个干干净净，政变成功的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正式上台。

泉盖苏文上台之后高丽的对外政策立刻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高丽与百济结成同盟，全力进攻新罗，眼看新罗无力抵挡，灭国在即，新罗只能遣使入唐求救。

虽说这样的故事在唐朝已经多次发生，可是之前的高健武都是在唐朝使者到来以后虚与委蛇，最多写个表谢罪之类的，让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

可是泉盖苏文不一样，唐太宗当时派遣司农垂相里玄奖持赐高丽书，令其停止对新罗的进攻。

贞观十八年( 644 年)正月，相里玄奖到达平壤，而莫离支盖苏文正率军南侵新罗，已破其两城，高丽王高藏遣使召还京师。

盖苏文返回平壤后，态度极其狂傲，他向玄奖说，如果新罗不能将隋末侵占高丽的 500 里之地归还高丽，“恐兵未能已”。

玄奖当然也不是好惹的，当即反唇相讥：“既往之事，焉可追论!至于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中国尚且不言，高丽岂得必求故地。

”盖苏文这时以东方盟主自居，走上了一条与唐朝进行全面对抗的道路，自然这次唐朝的调停失败了。

不仅如此，高丽还遣使前往漠北，用“厚利”挑唆薛延陀汗国与唐的关系，打算在北面对唐朝进行牵制。

在战备方面一面加固高健武时代建造的“长城”，一面在辽东和鸭绿水(今鸭绿江)以及干山山脉之间广大地区集结兵力，构筑军事据点，并大力加强辽东城(令辽宁辽阳)、白岩城(今辽宁辽阳东)、扶余城(今吉林四平)、新城(今辽宁抚顺北)、盖牟城(今辽宁抚顺)、安市城(今辽宁盖州东北)以及乌骨城(今辽宁凤城)、卑沙城(今辽宁普兰店西南)等诸城的防御力量，以此作为第二道防线，企图封锁唐军的水陆进攻路线和登陆港口，并在这些地方实行坚壁清野，企图在唐军粮饷匮乏之时乘机反攻。

这样明显的敌对行动，要是依旧容忍下来，那么唐朝作为整个大东亚的统治权威将遭到严重的削弱，甚至崩坏，甚至被平定的周边民族都有再度反复的可能，这显然是唐朝所不能容忍的。

再加上无论是李世民个人还是整个中国的民族情绪而言，基本都是希望打这一仗的，因此大战已经无可避免。

针对高丽，唐朝的战争机器再度高速运转起来。

太宗皇帝根据炀帝时候的战况，吸取了当时的教训，并针对这些教训想出了种种办法避免。

炀帝征高丽，后勤就是一大问题，唐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携带了大量的食用牛羊，这样牛羊随军队行军，沿途还能背负辎重，大大减轻了士兵和沿途州府的负担。

另外就是征伐高丽不进行全国征兵，而是采用募兵法，所谓“皆取愿行者”，结果，诏令发布以后，“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

” 共募得天下甲士 10 万，这可谓是真真正正的志愿军。

这样的军队不但士气高昂，素质优秀，而且对国家不会有什么伤害，不像炀帝时代的强征入伍，会给全国经济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而且士兵人数的减少反过来也大大减轻了后防后勤的压力，对国家不至于有所损伤。

贞观十八年七月二十日，放将作大监闰立德前往洪(州治今江西南昌)、饶(州治今江西那阳)、江(州治今江西九江)3州，督造运输军粮的船舰 400 艘;七月二十三日，诏遣营州都督张俭等率幽、营 2 都督兵及契丹、靺鞨(因为靺鞨当时分化为非常多的部族，有部分靺鞨族是被契丹族控制的，因此与契丹一起进攻高丽。

)等部族兵众对辽东作试探性攻击，“以观其势”;又以太常卿韦挺为馈运使，民部侍郎崔仁师副之，专责河北诸州的粮草运输;命太仆少卿萧锐运输河南诸州粮饷入海，贮于乌湖岛(今山东南、北煌城岛)中，以供水军之需。

同年十月十四日，唐太宗乘车驾由长安行幸洛阳，欲御驾亲征，留宰相和右卫大将军、工部尚书李大亮守卫京师。

十一月初，营州都督张俭等帅唐军进至辽水西岸，正值河水泛滥，久不得渡。

太宗以其畏惧怯懦，召回洛阳，欲治其罪。

张俭到达洛阳后，向太宗具陈了辽水沿岸的山川险易和水草美恶，太宗大悦，令其重返辽西，待机渡河东进。

贞观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诏令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沪州(今属四川)都督左难当为副，率江淮、岭南及缺中诸州兵及长安、洛阳 3000 募兵，战舰 500 艘，从莱州渡海趋平壤;又令太子詹事、左卫率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江夏王李道宗为副，率步骑 6 万及兰(州治今甘肃兰州)、河(州治今甘肃临夏)二州降胡兵趋辽东。

然后，两军合势并进。

十一月三十日，诸路陆军集于幽州。

太宗又遣行军总管姜行本、少府少卿丘行淹督众工匠在安萝山制造云梯、撞车等攻城器械。

这时，天下各处前来应募的勇士及贡献攻城器械者不可胜数，唐太宗均亲加阅视，逐次取舍。

不久，下诏布告天下，陈述了这次东征高丽的五条必胜之道：“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待劳，五曰以悦当怨”。

用以动员民众，增强士兵必胜信念。

十二月二日，下诏水陆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等分道进击高丽。

二月十二日，唐太宗亲统六军从洛阳北上，三月十九日，抵达定州，留太子在此监国，令房玄龄与、刘泊、马周、张行成、高季辅等共同辅政，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

三月二十四日，太宗率部从定州北进，向辽东进发，至此，可谓是万事俱备，战争的号角已经开始吹响了。

唐太宗事前的考虑无疑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而且有了炀帝的前车之鉴，行事就更为的小心谨慎，可是就是因为这样，不免有些方面就会矫枉过正。

在士兵的人数方面，此次攻高丽只派了十万人马，可是这一点人数显然远远不够，高丽当时基本为东北第一强国，实力自然很强劲，仅仅十万人马去攻打，就军队人数来看，反而变成了弱的一方。

而且高丽国不比草原汗国，只要军队战斗力强劲就可以解决一切。

在高丽国中有大量的要塞式城堡，战争打到后来往往就是攻城战，而攻城战往往军队的人数比战斗力更为重要。

太宗此次出兵，还因为年老而没有带名将出征，太宗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本人认为，这显然是个很大的失误。

李靖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全能将领，国内国外，高原战，平原战，沙漠战，攻城战，守城战，水战几乎都有打过的经验，并且百战百胜，对于攻打高丽这样的国家，显然李靖能比其它将领更好的适应，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最后关于外交方面，太宗对于东北亚的国际局势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忽略了百济这个表面上对中国毕恭毕敬，其实暗藏鬼胎的国家，结果在后面百济的表现严重阻碍了太宗亲征的总体战略。

再围辽东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 年)三月底，大将李勣兵发柳城(今辽宁朝阳)，但在另一方面却大造声势假装要从怀远镇(今辽宁辽阳西北)渡辽水，因此高丽将重兵放在了怀远这个方面，此时李勣出其不意，到达柳城后迅速北进，经甬道向通定(今辽宁新民)进发，在高丽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渡过了辽水，使得高丽人依仗的辽水屏障失去了作用。

李勣这招声东击西其实也是逼不得已，高丽在边境上大修长城，如果正面行军，那么唯一可走的道路便是辽东那著名的沼泽区，而高丽对这一地区是严密设防的，李勣的先头部队人数不多，正面硬碰显然不行，所以只能绕道。

唐军渡过辽水的消息传到高丽后，举国震惊，城邑均闭门自守，不敢出击。

四月五日，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李道宗将兵数千人抵达新城(今辽宁沈阳东)，帐下折冲都尉曹三良引 10 余骑直压城门，城中军民惊恐骚乱，不敢抵抗。

营州都督张俭以胡兵为前锋，向建安城(今辽宁盖州西南)进发，途中击败了前来迎战的高丽兵众，歼敌数千。

四月十五日，李勣和李道宗率唐军主力从西、北两面进攻盖牟城。

经过激战，李勣部率先攻入城中，俘获高丽 2 万余口，缴获粮饷10 余万石。

此次的攻城得手使得唐军缴获了极多后勤粮草，这使得唐军几乎不必再从国内继续运送多少粮食，使得本来就不繁重的唐军后勤负担进一步的减轻，也使得唐军在辽东有了一个据点。

我们从打下盖牟城后的缴获也能看出高丽人对于依托要塞，长期据守的战略思想是多么的根深蒂固，之前已经讲到，当时一个成年男子一年能够消耗的粮食平均是7石，10万石的粮食几乎够城中的军民整整一年的消耗，而中原军队想要在辽东的环境下做到长期围城显然极其艰巨，高丽人在经过了长期的经营之后，在这个方面显然进行了非常周全的准备。

接着，李勣又麾军南下，向辽东城进发。

这时，唐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张亮所率水军从东莱(今山东莱州)渡海，袭击卑沙城。

该城依山而建，四面险峻，唯西门可以攀登。

唐军前锋程名振引兵深夜抵达城下，副总管王文度身先士卒，率兵冒死登城。

五月二日，攻拔其城，俘城内男女 8000 余口。

大总管张亮又分遣总管丘孝忠等耀兵于鸭禄水，骚扰高丽都城平壤以北的最后一道防线。

贞观十九年五月初，李勣和道宗率前锋部队 4000余骑抵达辽东城下。

五月初八，盖苏文派步骑 4 万援助辽东守军。

这时，唐军诸将都觉得敌众我寡，因此，主张深沟高垒，等主力部队全部集结以后，再行出击。

唯副总管李道宗认为应乘敌军援兵“远来疲顿”之时，主动迎战，“击之必败”。

李勣表示赞同，此时部将果毅都尉马文举也主动请战，面对十倍之敌，阵前豪气干云，长喝道：“不遇劲敌，何以显壮士!”策马向敌阵冲击，所向披靡。

由此两军于辽东城下大战。

高丽军遭到马文举突击之后组织力量拼命反击，行军总管张君乂部遇到高丽优势兵力的反击，抵挡不住，向后退却，唐军局势上陷入不利。

李道宗见到张君乂部陷入混乱，立刻亲自前往指挥，在收集散卒之后，策马登高远望，看到高丽军阵已经被马文举搅乱，于是率骁骑乘隙冲入，左右出入，势不可当，使得高丽军阵更为混乱。

李勣率众与其后冲突，高丽军终于崩溃，被歼 1000 余人。

五月十日，唐太宗亲率六军经北平(今河北卢龙)、辽泽(今辽宁北镇与辽中之间泽地)渡过辽水，此时太宗遇到的难题与隋炀帝是一模一样的，是时辽泽泥淖二百馀里，人马不可通，将作大匠阎立德布土作桥大军才勉强得过，此时的辽泽上面还浮有很多当年隋军将士的遗骨，太宗当时就命人将之收敛埋葬。

渡过辽水之后太宗下令毁去桥梁，以此向士卒表示背水一战的决心。

太宗留大军于马首山(今辽宁辽阳西南)，自将数百骑驰至辽东城下，对李道宗慰劳赏赐，超拜马文举为中郎将，并奖励了有功将士，处斩了临阵退却的总管张君乂。

辽东城对于唐军是有特别的意义的，炀帝三征，均止步于辽东城，因此对于唐军来说辽东城是必须越过的一道坎。

击退了高丽援军以后，李勣当即指挥唐军将士“负土填堑”, 准备向辽东城发起进攻。

唐太宗也在马上负土递送，于是，随从官员一起与将士负土致于城下。

不几日，城下沟堑俱被填满。

接着，李勣下令先用抛车攻城。

该攻城抛车体积庞大，可将重达 300余斤的巨石抛出一里之外，所至皆摧，高丽守军十分惧怕。

为了防御巨石袭击，守军用巨木在城上建筑遮挡的战楼并用粗大的绳索结网企图拦截飞石，但仍被抛车所发巨石击溃。

随后唐军又用撞车清除辽东主城左近的副楼，无不倾倒。

就这样，唐军接连攻城 20多天，昼夜不息。

李勣与张俭等，率领骁锐与契丹等少数民族兵一起，攻辽东城南。

李道宗和张士贵等，攻辽东城西，李宏基等率兵填其濠堑，唐太宗亦率所统六军相助，将辽东城包围数十百重，水泄不通，鼓噪之声，震天动地。

五月十七日，南风劲吹，唐太宗以火弩齐射，点燃了西南城楼，大火燃及城中住宅，火光冲天，接着下令精锐士卒登上冲竿之顶，一举登上城墙。

高丽守军举大盾以短兵反冲击，企图夺回城墙，唐军以长矛列阵下击，后面的唐军在城墙上以擂石奋力下砸，高丽军终于抵挡不住，被歼 1 万余人，俘虏高丽军1万余人，俘获城中男女4万余口，获得粮食50万石。

唐太宗遂以辽东城置辽州，并举烽火入塞，向太子所居定州通告捷报。

血战白岩 贞观十九年( 645 年)五月二十八日，唐军在辽东城稍事休整后，又向白岩城(今辽宁辽阳东)挺进。

次日，右卫大将军李思摩被流矢所中，唐太宗亲自为其吮血，唐军将士无不感动，故人人作战时均决死奋击不畏生死。

盖苏文遣乌骨城万余守军援救白岩城。

唐将契苾何力率劲骑 800 迎击，挺身冲入敌阵，铁骑冲突，纵横披靡。

高丽军以长矛相拒，一时间战阵中长矛乱扎，契苾何力深入敌阵，被敌刺中腰部，血流如注。

尚辇奉御薛万备挺槊单骑往救，在万众之中，将何力救回。

何力勇气益奋，略略包扎，束疮再战，身边从骑奋击，高丽援军大溃，唐军追杀十余里，斩首千余级而还。

后契苾何力伤口恶化，太宗亲自为他上药，并且将当时刺伤何力的高丽兵高突勃抓获，任何力处置。

可是契苾何力这个少数民族将领并没有因为私怨随便处置高突勃，而是说：“彼为其主冒白刃刺臣，乃忠勇之士也，与之初不相识，非有怨仇。

”于是将此人放过。

在初唐众名将之中，契苾何力虽然名声并不显赫，可是此人无论战功还是德行决不逊色于其他诸将，之所以名气不响不过是他担任主将的机会比较少，可是在初唐各大重要战役中，例如李靖击破吐谷浑之战，李勣击破薛延陀之战，高君集击破高昌之战等各大重要战役中均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当时的“最佳副将”。

六月初一，李勣率部抵达白岩城下。

该城依山临水，四面险绝。

但城主孙代音却胆小如鼠，当他听说辽东城被唐攻破的消息后，即遣使请降。

但当唐军抵达白岩城下以后.他觉得自己的城池地形险要，而且还有乌骨城的援兵，便反悔了当初的决定，企图凭险抵抗。

可是乌骨城的援兵被轻易击破，李勣率军将城池团团围住，用抛车、撞车攻城，飞石流矢，雨集城中。

不久，唐太宗亦率六军抵达白岩西北，听到孙代音反悔后大怒，诏令军中：“得城当悉以人物赏战士。

”于是，唐军攻势更加猛烈。

孙代音的如意算盘这下子打不响了，看到唐军攻势大盛，城池也摇摇欲坠，而且太宗有言在先，城破之后等待他的下场必然是极为凄惨的，于是赶紧又遣心腹请降.约定唐军临城后，以“投刀钺为信”。

唐太宗遂把唐军旗帜交给使者，并说：“必降者，宜建之城上。

” 可是这样一来唐军将士不干了，本来还盼着打下城池能有巨大的收获，可是人家一投降，那之前的努力也就功亏一篑了。

所以李勣帅甲士数十人进谏说：“士卒所以争冒矢石，不顾其死者，贪虏获耳。

令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战士之心。

”太宗是个马上皇帝，自然不会用腐儒的那一套仁义道德来劝解手下的将士，于是说：“纵兵杀人而虏其妻孥，朕所不忍。

将军麾下有功者，朕以库物赏之，庶因将军赎此一城。

”以重金赏赐的办法平息了手下将士的不满。

不久，孙代音果然把唐军旗帜插于白岩城上，城中兵民都以为唐军已经登城，遂相率归降。

由此，唐军获城中男女数万。

唐太宗临水设置帐帏受降，给城中百姓赏赐食物，年八十以上赐以锦帛.他城之兵在白岩者，全加慰谕，分给粮饷器仗，予以释放，任其所之。

又以白岩城为岩州，以孙代音为刺史。

原被盖苏文所遣援助盖牟城而被唐军俘获的加尸城(今朝鲜平壤西南) 700 多名高丽兵士，被唐太宗的优抚战俘的政策所感动，均请从军效力。

但唐太宗却说：“汝为我战，莫离支必杀汝妻子”，故对其赏赐粮饷，全予遣放。

六月三日，唐太宗又将盖牟城改为盖州。

当日午后，安市城中传出猪、鸡鸣叫之声，唐太宗估计高丽守军可能夜袭唐营，遂严兵设备。

果然，高丽数百人于夜半缒城而下，唐太宗亲自驰至城下，麾军急击，高丽军死者数十人，余者只能退回城中。

第二天，唐太宗又令江夏王道宗督众在安市城南修筑土山，以逼城内。

城内守军亦增高其城，与唐军相拒。

双方兵士又分番交战，每天都要六七回合。

唐军兵士用冲车炮石，摧毁楼堞，城中守军即用木栅塞堵被打出的缺口。

李道宗在修筑土山时，足部受伤，唐太宗亲自为其针灸。

因此，筑山昼夜不息，先后历时 60 多天，用工50多万人次，山顶距城仅有数丈，下临城中。

道宗派果毅傅伏爱将兵屯土山之顶备敌。

由于山顶过高，根基不固，屯兵过多，土山塌倒，压坏了城墙一角。

这时正值伏爱擅离职守，高丽守军数百人从城缺处杀出，占据了土山，“堑而守之”。

如此一个绝佳的攻克安市城的机会被如此浪费，还反而被对方转为自己的防御屏障，太宗怎能不大怒?于是将傅伏爱斩首示众，令诸将率兵夺回土山。

但接连 3 天进攻，均未奏效。

道宗赤脚行至旗下请罪，太宗以其破盖牟和辽东之功，特予赦而不罪。

这时，安市城不懈的防守终于将唐军拖入了九月，辽东地区寒霜早降;草枯水冻，加之军粮将尽，士马难以久留，太宗遂于九月十九日，下诏班师，围攻太宗征高丽之战至此结束。

回师前，太宗皇帝十分欣赏安市城城主的顽强，特别赐百匹绸缎以资奖励。

而城主杨万春亦登城拜谢，遥送唐军回国。

安市城之战无论攻方守方均表现出了极高的水准，所谓英雄惜英雄，虽然作为敌对的双方，但是最后都表现出了亚洲式的骑士精神，可谓战争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征讨高丽的整个过程中，太宗皇帝不但亲上前线奋勇杀敌，而且在修筑攻城的工事，过沼泽时铺路等等这些苦力活均亲力亲为，最后回程的时候跟士兵一样破衣敝裳，坚持不换他那件已经满身是洞的黄袍。

“无衣”的歌谣传唱了千年，太宗皇帝恐怕是最得个中三昧的君王之一了。

唐军在这次东征中，共攻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 10 城，迁徙辽、盖、岩三州户口 7 万人入山海关内。

共歼敌4万，降其大将二人，裨将及官人酋帅子弟三千五百，兵士十万人，并给程粮放还本土。

又获牛马各五万以及大量的粮食。

唐军自身损失近两千，战马死者十之七八。

驻跸山· 贞观十九年( 645 年)六月十一日，唐太宗率军从白岩出发，向安市城挺进。

二十日抵达城北，立即发兵攻城。

次日，盖苏文遣高丽北部绝奴部褥萨高延寿和南部灌奴部褥萨高惠贞统高丽、靺鞨之众 15 万援救安市，由此一场历史上著名的驻骅山大战拉开了序幕。

大战开始之初，唐军的形势其实是极为不利的。

之前本人已经说过，唐军为了保障后勤而人数过少的弊病在此时暴露无遗，在进攻安市城之前，唐军已经攻下了高丽八座城池，这些城均需分兵防守，以防反复。

而唐军的总兵力只有六万陆军四万水军，水陆军当时也未汇合，张亮的水军此时依然在进攻建安城的路上，太宗身边的兵力最多只有五万，一部分需要维持后勤运输，一部分需要继续包围安市城以防敌内外夹击，这样能够迎战的兵力居然仅仅剩下3万人。

敌我兵力比达到了5：1的地步，而且又是在境外作战，端的是凶险万分。

面对这样的情况唐军从太宗到普通的士卒却都十分乐观，太宗当时说：“今为延寿策有三：引兵直前，连安市城为垒，据高山之险，食城中之粟，纵靺鞨掠吾牛马，攻之不可猝下，欲归则泥潦为阻，坐困吾军，上策也;拔城中之众，与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来与吾战，下策也。

卿曹观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

”而普通士卒“闻高丽至，皆拔刀结旆(如燕尾的飘带)，喜形于色。

” 可见唐军对于自己的野战能力信心十足。

而高丽方面显然被自己占绝对优势的数量所迷惑，开始将唐军不放在眼里。

当然高丽军中不是没有明白人，当时就有叫高正义的对卢官柬言道：“吾闻中国大乱，英雄并起。

秦王神武，所向无敌，遂平天下，南面为帝，北夷请服，西戎献款。

今者倾国而至，猛将锐卒，悉萃于此，其锋不可当也。

今为计者，莫若顿兵不战，旷日持久，分遣骁雄，断其馈运，不过旬日，军粮必尽，求战不得，欲归无路，此不战而取胜也。

”这个计策恰恰就是太宗皇帝最不希望高丽军实行的计划。

但是在拥有绝对优势的兵力的条件下反而避而不战，而且十五万大军拒险防守，物资的消耗更是惊人的，这样想要上下接受这样的计策显然是极其困难的，所以高丽统帅高延寿当时就否决了这个计策，决定主动进攻，一举击破唐军，于是引军直进，开进到离安市城南只有四十里的地方。

唐太宗为诱敌深入，诏令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将突厥千余人挑战。

刚一接触，唐军即假作不敌，向后撤退。

高丽兵众以为唐军不堪一击，竞相追击，直进至安市城东 8 里的六山(位于今辽宁海城东南)，依山结阵，绵亘 40 余里。

唐太宗与等率数百骑登上高岗，观察地形.对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均了如指掌。

这时，江夏王李道宗认为高丽倾全国兵力援救安市，都城平壤守备必然空虚，因此请拨给精兵 5000 ，直取平壤。

但唐太宗却并没有答应。

李道宗的这个建议后来被李靖所肯定，认为假如当时采用这个计策的话，那么这次的伐高丽之举就可竟全功。

当然我们就当时的情况分析，李世民不采取这个计策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唐军兵力严重不足，士兵唯恐不多，在这个时候再要分出5000人奇袭平壤所冒的风险实在太大，虽然太宗一生征战行险之举可谓比比皆是，可是现在太宗皇帝已经贵为天子，这时行险的收获和失败的风险太过不成比例，最终还是没有答应。

当晚，唐太宗作了如下部署：令李勣将步骑 1 . 5 万在西岭布阵，引诱敌军出击;令长孙无忌率牛进达等精兵1.1万以为奇兵，伏于山北狭谷之中，待发起攻击时，从敌后冲出。

自己亲率步骑 4000 ，挟带鼓角，收卷旗帜，登上北山。

并下令诸军，以鼓角之声为号，一齐出击。

又命有司在朝堂之侧设置受降帐帏，胸有成竹地说：“明日午时，纳降虏于此矣!”是夜，也许老天也不忍明天高丽军所面临的命运，因此降下流星坠入高延寿的营地，可是高延寿依然毫无所觉。

六月二十二日，高延寿发现李勣在对面布阵，遂整顿军士，列阵前来迎战。

唐太宗登上北山后，看见狭谷中尘土飞杨，知是长孙无忌率部已进入指定地点，当即命令鼓角齐鸣。

于是，唐军诸路兵马鼓噪而进。

高延寿不防自己居然被包围，大为惊慌，连忙分兵抵御，但布置好的军阵岂是那么好调整的?在调动的时候便造成了混乱。

就在这时风云变幻，河山变色，阴云密布，无数雷电自空中劈下，一员白袍唐将伴随着雷电跃马而出，手持长戟，腰鞬张弓，大呼先入，所向无前，高丽军尽披靡却走。

李勣以长矛结阵，正面推进，长孙无忌在其后进行突袭，太宗身先士卒，率4000骑兵自北山疾驰而下，突击高丽军的侧翼，三面合围之下高丽军大溃，唐军斩首两万级。

高延寿败退至山上，收集残兵，依山自固。

唐太宗率唐军将高丽军余众团团包围。

长孙无忌部又拆除了所有桥梁，断其归路。

高延寿和高惠贞等在走投无路之际，只得率其部 3 . 68 万人请降，并躬身膝行.进入军门，拜伏请命。

唐太宗挑选褥萨以下酋长 3500 人，授之军职，迁居内地，坑杀靺鞨兵三千三百，其余兵士全部释放，使还平壤。

这些获释兵士皆举手顿地，欢呼雀跃。

唐军获马 5 万匹，牛 5 万头，明光铠万领，其他军用器械不计其数。

经此大败，高丽举国震惊，后黄城(今辽宁沈阳南)和银城(今辽宁铁岭南)守军全都自拔逃遁，数百里内无复人烟。

大家看到这里，肯定会奇怪，那个有如天神下凡的白袍唐将是谁?那就是在小说演义中大大有名的薛礼薛仁贵。

薛仁贵名礼字仁贵，以字闻名于世，因此后世大多不称名而直接称字。

他是绛州龙门(令山西河津)人，这次征辽，他主动拜访将军张士贵应募出征，至安地，有郎将刘君昂为敌军包围，眼看抵敌不住，薛仁贵单枪匹马前往救援，他跃马径前，手斩敌将，悬其头于马鞍，贼皆慑伏，薛仁贵遂知名。

这次驻骅山大战薛仁贵自恃骁勇，早就预备好了出风头，于是身上换了身白袍，与他人衣甲颜色迥异，临战时一马当先冲杀在前。

恰逢天阴雷电交加，他一身白袍在黑暗之中更是显眼。

所谓 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

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

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

错落金锁甲，蒙茸貂鼠衣。

还家且行猎，弓矢速如飞。

地迥鹰犬疾，草深狐兔肥。

腰间带两绶，转眄生光辉。

顾谓今日战，何如随建威? 如此果然被山上观战的太宗皇帝所注意，战后论功行赏，被赐马两匹、绢四十匹，擢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仍令北门长上，并赐奴婢十人，由此薛仁贵开始名显于世。

此战后太宗改六山为驻跸山，令将作造《破阵图》，命中书侍郎许敬宗为文勒石以纪其功。

授高延寿鸿胪卿，高惠真司农卿。

另一方面在太宗进行驻跸之役的时候，唐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张亮所率水军在攻占卑沙城后，继续向西北推进，在抵达建安城(今辽宁盖州青石岭)下时，唐军壁垒尚未加固，兵士大多出外樵采放牧，建安城内高丽守军突然杀出，唐军惊扰。

张亮此人是个庸才，平素胆怯懦弱，见到敌军杀出，他踞坐胡床，直视不言，被吓得呆如木鸡。

可是将士见他神色不变，还以为他沉稳勇健，军心稍定，总管张金树等鸣鼓整军，向敌进攻。

高丽守军抵挡不住，只得败逃城中，婴城自守，不敢出战。

如此战胜，也可以称为战争史上的一个笑谈。

止步安市城 七月五日，唐太宗将军营移至安市城东，与李勣等商议攻城方略。

安市城此时的城主叫杨万春，其人骁勇，手下的兵马精良，城池地形也极为险要，当年莫离支作乱的时候杨万春不服莫离支的篡权，于是莫离支派遣大军进攻安市城但是却失败，只好默认杨万春在安市城的统治权。

唐太宗知道安市城是个难啃的骨头，而且杨万春打定了主意死守城池，决不与唐军正面野战，唐军要硬攻下安市城得难度很高，于是提议舍安市而西攻建安，此时张亮率领的水军也在围攻建安城，两军夹攻则“建安得，则安市在吾腹中”;但李勣却认为若西攻建安，则距唐军的粮饷基地辽东城过分遥远，如果高丽断我归路，情势必定危机，故坚持“先攻安市”。

最后.唐太宗本着用人不疑地方针，同意了李勣的计划。

其实太宗此时的决策还是正确的，如果围攻建安，可以在安市城留一部分军队再派一员大将继续围城，安市城守军决不敢出城野战，如果安市守军敢出城野战更是中唐军下怀。

而太宗到了建安城则可以得到张亮四万水军的补充，所以即使在安市城留下的军队数量多一点也不会影响对建安城的攻取，而且建安城守军之前的表现显然攻取的难度并不大，可惜历史上的发展并不总尽如人意的。

八月十日，唐太宗又将军营移于安市城南，切断了安市与建安两城之间的联系。

然后下令李勣攻城。

李勣等拥高延寿等高丽降众营于安市城下，招降城中将士。

但城中坚守不动，且每次看见太宗旌旗麾盖，必乘城鼓噪，以弓矢相拒。

太宗大怒，李勣乘机请求克城之日，男子尽诛。

此话传入城中，守军益愤，人皆死战，故久攻不克。

这时，高丽降将高延寿献策：应释放高丽降将与妻子团聚，以动安市守军之心;然后移兵进攻乌骨城(今辽宁凤城以南)，该城守军弱少，可朝至夕克。

最后麾军南下，平壤可唾手而得。

群臣诸将亦建言应与张亮所率水军会师，并力攻拔乌骨，“渡鸭禄水，直取平壤，在此举矣”。

唐太宗正要采纳这一建言，但长孙无忌却极力谏止。

他认为如移兵乌骨，则建安、新城的高丽守军必“跟吾后”，我军则有腹背受敌之忧。

因此，他主张先破安市，再取建安，然后长驱而进，“此万全之策”.唐太宗遂打消了移兵乌骨的念头。

长孙无忌的建议当然是万全之策，但是这就让唐军陷入了正面作战一颗颗拔高丽建立的诸多“钉子”的过程，战争必然旷日持久，而且当唐军拔完所有的钉子之后，还能有多少兵力来进攻高丽的都城平壤呢?显然按照这样的方针来办，想要一举攻灭高丽就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其实总而言之，还是唐军兵力不够惹的祸，要是唐军兵力再多一点，驻跸之役太宗又何必吝啬那5000人?而现在更可以分兵进攻建安和乌骨诸城，多点出击，不会困死在安市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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