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南巡途中病重，就让中车府令给公子下诏：“把军队交给统领，赶快回到咸阳参加葬礼，然后安葬。”书信都已封好，但还没交给使者，秦始皇就去世了。书信和印玺都在赵高手里，只有小儿子，丞相和赵高以及五六个亲信宦官知道始皇去世，其余群臣都不知道。这就给中书府令赵高无限遐想的空间。于是他就先说服胡亥，让胡亥坚定了夺取皇位的信心。而后，赵高又主动找到丞相李斯，游说李斯，以得到李斯的支持。于是赵高就充分利用人性中“贪婪”和“恐惧”两大弱点，巧舌如簧与李斯展开了一场决定命运的辩论。 赵高对李斯说：“始皇帝去世了，给长子扶苏下了诏书，命他到咸阳参加丧礼，并立为继承人。诏书还没有发送，始皇帝就去世了，目前还没人知道此事。皇帝赐给长子的诏书和符玺都在胡亥手里，立谁为太子只在于你我的一句话而已。你看这事该怎么办?”这显然是在暗示李斯：诏书和符玺都归了胡亥了，你不答应都不行。网络配图 李斯说：“你怎么能说出这种使国家生死存亡的的话呢!这不是我等为人臣所应当议论的事!”这个时候李斯还是很义正言辞的。 赵高说：“丞相啊，你和蒙恬相比，工作能力谁更强，对秦国的功劳谁更大，谁考虑的更周全而且错误最少，天下百姓更拥戴谁，与长子扶苏的私密关系谁更好?”已经开始捅李斯的软肋了。 李斯说：“在这五个方面我都不如蒙恬，但您为什么这样苛求于我呢?”李斯这句话最软弱不过了，显然，已被赵高说到了痛处。 赵高步步紧逼：“我进入秦宫管事二十多年，还未曾见过被秦王罢免的丞相功臣有善终的，结果都是以被杀告终，长子扶苏即位之后一定要用蒙恬担任丞相，很显然，您最终安安稳稳度过你的余生了。我受皇帝之命教导胡亥，让他学法律已经有好几年了，还没见过他有什么错误。他慈悲、仁爱、宽厚、轻财，在秦始皇的儿子中，没人能赶得上他，可以立为继承人。您考虑一下再决定。” 李斯说：“您还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我李斯只执行皇帝的遗诏，自己的命运听从上天的安排，有什么可考虑决定的呢?”网络配图 赵高说：“看似平安却可能是最危险的，觉得危险又可能是最平安的。在安危面前不早做决定，又怎么能算使圣明的人呢?” 李斯说：“我李斯本是上蔡街巷里的一介平民，承蒙皇帝厚爱，让我担任丞相，封为通侯，子孙都得到尊贵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所以皇帝才把国家安危存亡的重任交给了我，怎么能辜负了皇帝的重托呢?请您不要再说了，不要让我李斯也跟着犯罪。” 赵高说：“我听说圣人并不循规蹈矩，而是顺从潮流，事物哪里有什么一成不变的道理呢!现如今天下的权力和命运都掌握在胡亥手里，我赵高能猜出他的心志。希望你不要逆潮流而动?” 李斯说：“我听说换太子，三代不安宁;兄弟争夺王位，哥哥被杀死;商纣杀死亲戚，又不听从臣下劝谏，社稷不保;这三件事都违背天意，所以才落得宗庙冷落。我李斯还是人啊，怎么能参与这些阴谋呢!”这段话李斯好像是在提条件啊!网络配图 赵高心知肚明，于是向李斯许下宏愿：“上下，事业可以长久;内外配合如一，没有什么做不好的。您听从我的计策，就会长保封侯，并永世相传，现在放弃这个机会而不听从我的意见，一定会祸及子孙。善于为人处世，相机而动的人是能够转祸为福的，您说是不是?” 李斯终于溃不成军，仰天长叹道：“天哪!逢此乱世，既然已经不能以死尽忠了，谁来把握我的命运呢!”这等于是缴械投降了。 一代，最终也没能逃脱人性的弱点--贪婪和恐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一面残杀生灵，一面对当时人民遭受的苦难表示出一定的同情。在连年征战之时实施了一些仰制豪强、减轻人民负担的开明措施，在政治上表达出对仁政的响往。 面对当时北方人民的悲惨情景，他写出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等著名诗句，对当时社会现实作了真实的反映，寄托了他对民众一定的同情。在另外一些诗作里，他表达了对“劳民为君，役赋其力”的强烈不满，希望有一个“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人民富足的“太平盛世”，表达出他对仁政的期盼。 曹操的这些思想从他的一些政令中也反映出来。建安七年(202年)，曹操回老家，目睹一片凄凉情景，在其令中说：“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忄妻怆伤怀。”为此，决定给死亡将士家属死绝者对其亲戚授田赐牛，立庙祭祀先人。建安八年(203年)秋，下令说：自动乱以来，“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亡。”因命郡国修建学校，兴办教学。后第二年，又下令对死亡吏士家属予以抚恤，说自举义兵以来，军士出征频繁，或疫死、战死，“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己也。” 正是由于对人民的苦难有一定的同情心理，中原平定后，他下令对河北百姓免除当年租赋，采取抑强扶弱措施抑制豪强，扶助弱民，禁止民间报私仇，禁止厚葬，皆一一立法。鉴于当时军粮匮乏，他最先让军队屯田开荒，在时代首创屯田制，并在自己的魏都邺县(今河北临漳县)“亲耕藉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北方发生疫病，第二年，曹操下令：男女吏民凡女年七十以上无夫无子者，十二岁以下无父母兄弟者，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其终身生活均由公家供给；幼童到十二岁止家贫无力抚养的，由公家按人贷给粮食。 曹操还提倡节俭，规定衣饰不得华丽，官吏们一时以穿破旧衣服为时尚；规定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一律都葬于高处瘠薄之地，不得大搞陵园，并从简改革送终制。他自己以身作则，送终衣服只备四箱，平时“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暖，无有缘饰。”妻子衣着较为华丽，被曹操看见了，以违反家规赐死。 曹操的这些举措，其基本出发点固然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但毕竟反映了他为政以德的一面。既有宽容之量 又患多疑之病 在待人处事特别是在用人方面，曹操也表现出他政治上的双重品格。一方面，他不念旧恶、不计私仇，用人待人十分宽容，；另一方面，又猜忌多疑，心胸狭窄，常常翻脸不认人，令人有伴君如伴虎之感。 在不念旧恶、器量广大方面，他对陈琳、这样骂他祖宗、杀他儿子的人也一样任用。陈琳是建安七子之一，之乱后由京师避难冀州，为起草文稿，曾写檄书历数曹操罪行，骂及曹家祖宗三代。袁绍兵败后，陈琳为曹操所有，曹操说：你当初为袁绍写文稿，只讲我的罪状也就算了，为何涉及到我父亲、祖父?陈琳谢罪，曹操爱其才而不予追究，任用他为文书。张绣原是董卓部将张济的侄子，很会打仗，张济死后张绣接掌军权，引兵至南阳，投降曹操，因曹操纳张济之妻，张绣率众反叛，突然围攻曹操住所，曹操仓忙之间逃生，中箭受伤，差点掉命，长子因将坐骑让给曹操而遇难。后来，张绣在的劝说下率兵归降曹操，曹操十分高兴，不计杀子之仇。 为了广揽人才，曹操对归降将士都不咎既往，量才使用，对部下的过错有时也能原谅。时，曹操部下和朝中不少人暗中给袁绍写通好，袁绍兵败后，这些信件落到曹操手里，写信的人都惶恐不安，曹操将这些信件全部烧掉。他说：当时袁绍强大，连我自身也难保，何况众人乎! 曹操一面表现出豁达大度的容人之量，一面对稍有触犯自己的人或认为对自己不利的人又毫不留情，诛杀了一些当时的著名之士。如、、崔琰、娄圭等。杀孔融主要是因为政见不合，杀杨修则因为曹植失宠。孔融是建安七子之首，常跟曹操唱反调，曹操不能容忍，在南征荆州之时借故把他杀了。杨修跟曹植的关系密切，曹植失宠、立为太子后，曹操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秋以泄漏军情的名义将其收斩。崔琰直言敢谏，很有威望，曹操原先对他很赞赏，后来曹操认为他，诽谤自己，将其赐死。娄圭少时就跟曹操有结交，跟随他多年出谋献策，屡次立功，曹操也常叹：“子伯(娄圭字)之计，孤不及也。”后来，只是对人说了句人生在世当自己有所作为，不要羡慕曹操父子，就被杀头。崔琰的同事毛王介，担任选举之职很有成绩，得到曹操的肯定和支持，因为对崔琰之死有所怨言，曹操就大怒，要将他处死，后经大臣们求情，才免于一死，被免黜回家。 曹操对触犯他的人肚量之小，还反映在对待荀或这样的大谋士、大功臣上。荀或是曹操的第一谋士，在迎献帝、破袁绍等重大决策中都起了关键作用。他的人品也好，是当时“德行周备、名重天下”，为海内英俊都尊崇的长者。曹操在建安十二年(207年)论功行封时对他的评价也很高，说是“忠正密谋，抚宁内外，文若(荀或字)是也。”建安十七年(212年)，董昭等认为曹操应进爵为国公，征求荀或意见。荀或认为曹操“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君子，不宜如此。”曹操由此对荀或十分不满，不再信任，有意冷淡，以致荀或忧郁成病而死。关于荀或之死，还有另外一种记载：荀或病后，曹操赠送给他一提食物，打开一看是个空器，荀或于是饮药而卒。见荀或传中引注的《春秋》。只因他不赞成曹操进爵为国公，曹操就一点不念前功，给他脸色看，让他活不下去。荀或一死，曹操次年就当上了魏国公。官渡之战时袁绍的谋士投奔曹操后，为打败袁绍立了大功，许攸居功自满，得罪了曹操，也被杀害。 曹操政治品格上的双重性，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总起来看都是出于政治需要，其思想根子则是他所说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句话，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转移。是凡个人第一的政治人物，大致都有这种双重人格的特征。作为汉末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有不少方面是应当肯定的，但就其双重性的政治品格来说，无疑是不值得赞扬的，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这种双面人的一种警示而已。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