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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自卑变态 文人成为“冤死鬼”
在取得帝位以后,不断加强的权力。洪武十三年(1380年),废除中书省,罢置丞相,政事归于六部,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权力集于皇帝一身。又相继制造、之狱,株引牵连,杀戮达五六万人,把和他共同打天下的功臣宿将诛杀殆尽,从而解除了武臣对皇权的威胁。 与此同时,朱元璋也向文人开刀。明王朝刚刚建立,朱元璋又是从“贼”出身登上皇帝宝座的,因而一班前朝过来的文士还不愿和新朝合作,不肯出来做官。以致朱元璋下令把“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列入法律条文,加以惩处(见《•刑法志》)。另一方面,朱元璋对已经出仕的文人,也并不放心,疑心这些人用文字对自己和朱明王朝进行讥讪诽谤,所以特别注意奏章的字里行间有无这类文字。网络配图 我们且看他用什么手段置人于死地。 一、以附会字形加罪于人。当时有一位高僧,法名来复,朱元璋请他吃饭,来复谢恩诗称:“全盘苏合来殊域,玉婉醍醐出上方。稠叠滥承天上赐,自惭无德颂陶唐。”朱元璋见诗大怒,曰:“汝诗用‘殊’,谓我是歹朱耶!又谓‘无德颂陶唐’,欲以陶唐颂我,而未能也。何物奸僧,大胆如此!’遂斩之。”(《小史》卷一)这位和尚虔诚地拍马屁,万没想到朱元璋用字形分解法来加罪于他,结果自己的身首也被分解了。 又有一位中书舍人詹希原,字写得很漂亮。朱元璋命他书写太学“集贤门”门额,因“门”字右直微钩起,朱元璋就挑了眼,说道:“吾方欲招贤,原乃闭门,塞我贤路耶!”遂杀之(马朴《谈误》卷四)。“门”字右直挑钩,是规范书体,千古如此,怎么到了朱元璋那里就不能挑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朱元璋自己所写的“门”字,也是“右直微钩起”(见吴晗先生《朱元璋传》卷首所附朱元璋的亲笔信书影)。如此,则朱元璋应自履其罪了。 二、用同音、方音曲解文义而加罪于人。明初名儒卢熊以印文篆书“兗”字类“兗”字,上书请改正。朱元璋看了大为恼火,说道:“秀才无理,便道我兗(滚)哩!”几被祸(《水东日记》卷四)。卢后仍坐累而死。 其他如浙江府学训导林元亮为海门卫作《增俸谢表》,内用“作则垂宪”被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贺表》,内用“垂子孙而作则”被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节表》,内用“仪则天下”被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二司作《贺正旦表》,内用“建中作则”被诛。网络配图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贺正旦表》,内用“睿性生知”被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州作《贺正旦表》,内用“圣德在秋”被诛。以上诸条,朱元璋用他所操的淮南方言,读“则”、“贼”同音,“作则”即“作贼”,这不是在骂他曾做过“红巾贼”么?“生知”被读作“僧知”,“圣德”被读为“僧得”,这不是揭他早年曾当过和尚的老底么? 三、疑文字触犯皇权而罪人。苏州知府魏观,因在宫殿遗址上修建知府衙门,犯了皇权忌讳;高为魏观作《上梁文》,内有“”字样,被认为有不臣之嫌,魏观、高启均被腰斩(见《明史•高启传》、刘辰《国初事迹》)。又如:“国初郊祝文有‘予’、‘我’字,上怒,将罪作者。桂彦良进曰:“汤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将我饷’,儒生泥古不通,烦上谴呵。众得释。”(见《玉堂丛语》卷一)这位桂彦良确实聪明机敏,地说儒生“泥古不通”,实则指责朱元璋不学无术,任意罪人。朱元璋只好顺坡下驴,说:“正字(桂彦良为太子正字)言是也。”(《明史•桂彦良传》)否则又成一血案。 朱元璋所加给表文作者的罪名,均无事实根据,是道道地地的冤案。表文的作者本来是颂扬朱明王朝强盛和朱元璋的圣明,且文词也都是一般常用的套语,并无反明思想和讥刺之意,这一点与后来的则大不相同。清代文字狱,无论牵连之广,杀戮之惨,均远远超出明初之文字狱。但就事实而言,文字狱虽也有一些系附会而成的冤狱,但有不少案件所加的罪名却有一定事实缘由。文章的作者或不奉清朝正朔,或斥满人为夷狄,或语含讥刺等。写书或传布之人,不少是有强烈的反清复明的民族意识的,因而形诸文字,表现了对异民族统治的反抗。明初的情形则不然。朱元璋推翻了的统治,士大夫对元朝没有那么强烈的留恋故国之情,“以夷”,在他们看来是顺天应人的,因而不存在像清初那样反清复明的民族情绪。明初的文士之所以不愿与朱明王朝合作,一则是耻仕二姓的思想在起作用。二则是一班士大夫还在观望,若贸然出仕,万一朱明王朝短命,则终身背上“以身事贼”的黑锅。三是明初用法严酷,许多当官的,说不定哪一天就保不住脑袋,这也使不少文士逡巡却步。但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士大夫阶层与朱明王朝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还不至于对朱明王朝反抗、讥讽。网络配图 朱元璋出身微贱,父祖辈均是佃户,他本人从小跟着父祖为人佣作,后来当了和尚,又参加了被称为“贼”的起义军。虽说后来登上皇帝宝座,但对自己“下九流”的出身和经历,总觉得不光彩,因而总怀疑别人揭他的短。在这种神经质式的疑心的驱使下,看到臣下的奏章表文,居然处处都在讥和尚、骂盗贼,处处在诅咒朱家王朝短命。这种自卑感的变态表现,则是朱元璋本人经常把“朕本淮右布衣”、“江右布衣”之类的话挂在嘴上,临死时还说:“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见《明史•太祖纪》)甚至在他自撰的《皇陵碑》中详叙自己的出身经历。这样好像朱元璋并不忌讳自己出身经历。其实不然。朱元璋的逻辑是:我自己讲,是出于朕心坦荡,表明我并非依靠祖宗的功业,而是赤手创业获得天下;他人讲,则是别有用心地刺毁朕躬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王继忠史上最好命的“叛徒”,且都受重用
史上最好命的“叛徒”,半生在宋做官,半生在辽做官,且都受重用,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无论中今中外,还是前线后方,但凡做了叛徒的人多数没有好下场,就算侥幸不死,也会被世人戳断脊梁骨,一辈抬不起头来。不过远在千年之前的,却出现了一位异常好命的“叛徒”,在宋辽两国都混得,不仅没有遭受指责,反而成了两国交好的保障,实在是令人惊奇。这个奇人,便是时降辽的将军王继忠。 王继忠出生在京师开封,父亲王珫曾任武骑指挥使,在戍守瓦桥关期间战死。作为功臣之子,王继忠在六岁时便以父荫出仕,若干年后又服侍太宗第三子、韩王(即后来的真宗),因为性格恭谨、为人厚道而受到重用(“继忠年六岁,补东西班殿侍。真宗在藩邸,得给事左右,以谨厚被亲信。”见《·卷二百七十九·王继忠传》)。 按照次序,赵元侃本来没有继位的资格,只因为大哥发疯、二哥赵元僖暴卒,才给了他绝佳的机会,实现由王爷到开封尹(实际上的储君)、太子,最终到的蜕变。就在他担任开封尹期间发生了一件趣事,直接判定了王继忠命运的走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赵元侃某天闲来无事,便带着一帮亲信僚属在街头闲逛散心,偶然间看到一位盲人卦师在帮人摸骨算命,。赵元侃觉得很稀奇,便让他帮自己的属下算命,以此来开心解闷。结果在为张耆、夏守赟、杨崇勋等人摸骨时,盲卦师并没有表现出惊奇之相,单单为王继忠摸骨时大惊失色,连连说道:“这个人真是奇怪,前半生要在中原做官,后半生却要在胡人那里做官!” 真宗为开封尹,呼通衢中铁盘市卜一瞽者,令张耆、夏守赟、杨崇勋左右数辈揣听声骨,因以为娱,或中或否。独相王继忠,瞽者骇之,曰:“此人可讶,半生食汉禄,半生食胡禄。”见宋人文莹著《玉壶清话·卷四》。 王继忠听后不以为然,心说我现在是王爷的亲信,将来就是大宋的朝臣,一辈子都会在中原做官,怎么可能会到胡人那里讨生活,简直是莫名其妙。赵元侃听后也觉得可笑,认为盲卦师不过是、哗众取宠,根本就没当回事儿。 数年后,赵恒(赵元侃被册立为太子后改名赵恒)登基做了皇帝,王继忠因为“从龙”有功获得提拔,累官至高阳关副都部署,被寄以防守北疆重任。令真宗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王继忠驻守北疆之际,辽国数万南侵,在望都一带击溃宋军,并将孤军作战的王继忠生擒。王继忠本想自杀殉国,但终究架不过辽国的温情攻势,最终竟答应投降,就此做了契丹人的官,当年盲卦师的预言竟然成真! 王继忠被俘投降后,由于两国间长期不来往,致使宋真宗误以为王继忠已经殉国,为此还下诏为他发丧褒赠,并恩荫他的四个儿子做官。但让真宗没想到的是,就在一年后(1004年),王继忠却再度神奇现身,在宋辽两国澶州议和期间,充当了“牵线人”的角色。当得知王继忠还活着的消息后,真宗,便请他帮助疏通与辽国(当时已由辽改称契丹,按照通俗的说法,这里仍称辽)的关系,最终促成和议的达成。 和议达成后,宋真宗很满意王继忠的表现,以后每年派使者出使辽国时,必定要赠给他袭衣、金带、器币、茶叶、药物。王继忠身在辽营心在宋,几次上表真宗,恳请他向辽国交涉,把自己召回中原。真宗虽然也有这个想法,但考虑到盟书中的约定,又想着让王继忠依旧发挥两国间“调解人”的角色,便没有答应他的恳求,而是告诫他在安心做官,以另外一种形式为宋朝效力。 景德初,契丹请和,令继忠奏章,乃知其尚在。朝廷从之,自是南北戢兵,继忠有力焉。岁遣使至契丹,必以袭衣、金带、器币、茶药赐之,继忠对使者亦必泣下。尝附表恳请召还,上以誓书约各无所求,不欲渝之,赐诏谕意。见《宋史·卷二百七十九·王继忠传》。 王继忠南返中原的梦想破灭,便只能继续在辽国做官。好在辽帝在获悉王继忠跟宋真宗这段过往后,非但没有怀疑、惩罚他,反而对他更加器重、优待,目的同样是为了让他在两国交往中出力。王继忠在辽国先后被赐名为耶律显忠、耶律宗信,进封楚王,可谓位极人臣。 若干年后,王继忠病死在辽国,宋辽两国皇帝闻讯后,都下诏为其发丧、褒赠(对宋朝来讲是第二次),并恩荫其子孙,可谓极尽哀荣。一介降将能够获此殊荣,真可谓史上最好命的“叛徒”。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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