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战国初期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之一,历仕鲁、魏、楚三国,通晓兵、法、儒三家思想,在内政及军事上都有极高的成就,与孙武并称“孙吴”。其所著《吴子》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时期,由于诸国纷争不断,为了不被别国吞并或是为了吞并别国,反正诸国国君都是竭尽全力发掘人才,“不拘一格降人才”用在战国时期是最合适的;哪怕是奴隶出身,只要有能力,依然会被迅速提拔为大夫乃至上卿。在这种大环境下,各种人才层出不穷。

说起战国时期的名人,那是数不胜数,文有孔子、孟子等,武有白起、李牧等,改革家有商鞅、李悝等,其他的还有墨子、张仪等等;但是,很少有人会想到吴起,因为某些原因,他被历史刻意遗忘;但他的能力和政绩,却是丝毫不弱,论政绩,他丝毫不比商鞅弱,论军事能力,比起战国名将之首的白起来,也是只强不弱。
先来看看他的军事能力,在公元前412年时,齐宣公发兵攻打鲁国,当时的齐国国力远胜鲁国,在此危难之际,鲁穆公启用了吴起,吴起率领鲁国的弱屡大败强齐的军队,拯救了鲁国;但鲁穆公后来却猜忌吴起,无奈之下,吴起只得离开鲁国,转而投奔了魏国。

当时魏国的国君是一代雄主魏文侯,魏文侯不问吴起的出身,只看重吴起的能力,大胆启用吴起为将;吴起也是不负所望,屡败秦国,为魏国夺取了完整的河西之地,这河西之地地理位置十分关键,魏国占据后,对秦国进可攻退可守,秦国就是在丢失河西之地后,才开始逐渐衰弱,甚至差点灭国。
当时秦国的国君秦穆公又岂会不知?在公元前389年,秦惠公举全国之力出兵五十万攻打魏国的阴晋,这纯粹就是破釜沉舟;当时镇守河西之地的就是吴起,而且吴起还训练了五万魏武卒,虽然双方兵力相差极为悬殊,但一方是手持兵器的农民,一方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职业士兵,所以秦国毫无悬念的失败了,国力迅速下滑,几乎就要被灭国了。
之后在公元前387年,魏武侯以吴起为将,率军讨伐齐国至灵丘;但成为名将并不是吴起的目标,即便他有这个能力。他真正想要做的,是做一个类似李悝的改革家,用自己的治国理念去改变一个国家,而魏国已经有李悝了,所以注定容纳不下吴起;于是,吴起离开了魏国,去了楚国。
当时楚国的国君是楚悼王,虽然楚悼王在如今名气不大,但是在战国时期,他的名气丝毫不在魏文侯之下;虽然楚国国力一直都还算是比较强,但暮气沉沉,这不是楚悼王想要的;他很认可吴起的能力,一拍即合之下,吴起成为楚国令尹,担任令尹后的吴起在楚国国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具体措施有:

1、制定法律并将其公布于众,使官民都明白知晓。
2、凡封君的贵族,已传三代的取消爵禄;停止对疏远贵族的按例供给,将国内贵族充实到地广人稀的偏远之处。
3、淘汰并裁减无关紧要的官员,削减官吏俸禄,将节约的财富用于强兵。
4、纠正楚国官场损公肥私、谗害忠良的不良风气,使楚国群臣不顾个人荣辱一心为国家效力。
5、统一楚国风俗,禁止私人请托。
6、改“两版垣”为四版筑城法,建设楚国国都郢。
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这显然没有商鞅变法那么彻底啊?别忘了,吴起进行变法的时候,商鞅还没出生,商鞅其实算是集各改革家之所长,对秦国进行改革的,而且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吴起的改革措施。在战国时期,论改革的彻底程度,商鞅排第一,吴起排第二,本质上都是废旧立新。
在吴起改革后,楚国国力迅速增强,不仅向南攻打百越,将楚国疆域扩展到洞庭湖、苍梧郡一带,而且还助赵国击败了自己亲手训练出来的魏武卒。可惜,楚悼王死的太早了,而吴起变法极大的伤害了楚国的旧有贵族利益,所以在楚悼王死后,这些旧贵族联合起来,杀了吴起;吴起死后,楚肃王为了获得贵族们的支持,便将吴起的变法尽数废除,也是可惜了。

总的来说,白起虽强,战绩显赫,但吴起比起白起来,却是丝毫不弱,率领魏武卒纵横天下,攻必克战必胜,虽然吴起后来离开了魏国,但魏国却是将魏武卒制度保留了下来,强大的魏武卒为魏国带来了百年辉煌;而比起改革,吴起的变法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变法的先进性,这是一种从根本上强国的方式,和后来的商鞅变法极为类似。
好了,再来说说为何吴起会被历史所刻意遗忘,总的来说有三点原因,首先,吴起为了建功立业,不惜杀妻以向鲁穆公证明清白;其次,吴起的母亲去世后,他回家奔丧守孝,这是违背周礼的,故而不论他能力有多强,都会被后世所唾弃,孝,是华夏精神的根基,可以不仁不义,但绝不能不孝;最后,就是他的变法太彻底了,他伤害的不仅是楚国旧有贵族的利益,而且还间接伤害了其他国旧有贵族的利益,所以被当时的贵族们所唾弃。
属羊人性格
属羊的朋友通常的性格有以下几点。仅个人观点欢迎大家一起交流 优点 温和善良:属羊人为人温和,善解人意,懂得换位思考,从不强人所难,也不做损人利己之事,包容性强,很少发脾气,待人亲切和蔼,乐于助人且不求回报,因此人缘好,易获贵人相助。 行孝敬老:他们非常孝顺,尊敬家人和长辈,会尽力给长辈提供最好的生活,对于长辈的正确意见也会虚心听取。 思虑周全:做事情细致谨慎,会妥善安排处理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事务,给人踏实可靠的感觉。 外柔内刚:外表柔弱内向,但内心刚毅,有坚定信念,不会轻易被困难击倒。 有进取心:对于自己认准的事,会干劲十足地勇往直前,努力获取成功。 吃苦耐劳:为了达成目标,能忍受常人所不能忍之苦,任劳任怨,很少表达不满。 求知欲强:有强烈的求知欲,对于不了解的事物会不耻下问,不放过任何细节,力求清楚了解。 勤俭节约:日常消费习惯良好,不铺张浪费,善于理财,有存钱意识。 缺点 胆小懦弱:胆子较小,做事顾虑多,不够果断,容易错失机遇,在生活中也常因胆小而错过一些机会也可以看成对钱财上守财不错取财不擅长。 依赖性强:缺乏生活方向和目标,做事随性,过度依赖他人,一旦无人可依,就会变得颓废消极,难以应对困难,甚至容易自暴自弃。 纠结犹豫:做决策时过于谨慎,容易陷入纠结,犹豫不决,在需要快速决策的情况下,可能会成为发展的阻碍,甚至拖团队后腿。 多愁善感:情绪较为敏感,容易受到外界影响,常怀有心事,喜欢藏在心底默默消化,有时会表现得悲观忧郁。 主观固执:认定的事情很难改变,有时会显得冥顽不灵,听不进他人意见,特别在年纪大一点的属羊朋友身上更加明显。 (欢迎各位老板留言咨询运势,祝各位老板财源滚滚,生活美满)
岳飞谥号“武穆”是一种刻意的贬低
冤狱:以“谋反”定罪 岳飞是谁害死的?大家都知道是。但秦桧只是这个罪恶集团的成员之一,充其量是个头面人物,这个集团至少是由“四人帮”——秦桧、、、万俟卨(读音:莫其懈)组成的。岳王庙前便有“四人帮”永持跪姿的生铁铸像。 在杭州岳庙还有一处古籍,透露的信息却截然不同,那就是文人的“满江红”词碑,其中有句云:“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文征明的观点很明确:才是害死岳飞的元凶,秦桧只是奉旨行事而已。这一观点虽未获专家邓广铭的认可,却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957年夏,毛泽东会见友人时指出:“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的旨意……文征明有首词,可以一读。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赞朕而已’。后来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征明独排众议……”(舒湮《1957年夏我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以词论史,以史证词,否定了一些史家把赵构议和投降与冤杀岳飞推责秦桧一人的错误史观。 高宗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之夜,战功赫赫的抗金英雄岳飞,被南廷以“莫须有”的罪名残酷杀害。相反,和议投降的主谋、杀害岳飞的帮凶秦桧,不仅在岳飞被害14年后,而且死后备极哀荣,宋高宗赵构当即“追封桧申王,谥忠献,赐神道碑,额为‘决策元功,精忠全德’。”(《宋史》) 正因为宋高宗是制造岳飞冤案的元凶,才使得岳飞一案的昭雪平反变得十分漫长与艰难。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秦桧病死,他的养子秦熺谋求相位,为赵构所拒。秦家失势,使长期压抑的主战派看到了希望,开始要求给岳飞恢复名誉。一涉及岳飞一案的性质问题,赵构就不干了,他干脆起用早已被贬的万俟卨继承相位。万俟卨是杀害岳飞的刽子手之一,让他执掌政局,自然消除了为岳飞平反昭雪的各种可能。网络配图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金主海陵王完颜亮撕毁和议,兴兵南侵,欲一举灭宋。危亡之秋,朝野震动,朝臣纷纷上书,要求为岳飞昭雪,“要当首正秦桧之罪,追夺其官爵,而籍其家财”,同时“雪赵鼎、岳飞之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不过,在所有的奏折与请愿中,没有一人敢讲出赵构是岳飞冤狱的始作俑者,均归罪于秦桧为首的“四人帮”。金兵进击长江北岸,赵构迫于无奈,只得作秀,于是下诏:“、、岳飞、张宪子孙家属,令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已被流放岭南的岳飞家眷,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家中。这一举措,与平反昭雪毫无关系,仅仅是对其遗属略示仁政而已。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宋高宗竟将岳飞与蔡京、童贯等“宣和六贼”、北宋奸臣相提并论。事实上,赵构确将岳飞视为奸臣,岳飞冤狱正是以“谋反”定罪的。 平反的不彻底产生了负效应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五月,赵构退位,赵昚登上皇位,是为。与赵构不同,赵昚是一位胸怀大志,抗金复国的有为之君。宋孝宗为了鼓舞士气,兴师北伐,登基之初即打着高宗的旗号下诏:“追复岳飞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当年十月,又颁发正式文告,宣布追复岳飞“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六百户”之待遇。(《金佗编》卷十三)岳飞生前所任职务,均位文武官员前列,地位高于《传》里的殿帅府太尉,大约相当于今之军委副主席。这样一个功勋卓著、地位崇高的国家领导人蒙冤而死,要平反昭雪,必须分清是非,公开承认错误,还岳飞以清白。但在宋廷的平反告词中,对岳飞之死却写得云山雾罩:“会中原方议于櫜弓,而当路力成于投杼,坐急绛侯之系,莫然内史之灰。”借用西汉之冤狱喻指岳飞之死,实际上承认了这是冤案。然而,虽然名义上为之平反,却又不肯明言直说。不过,宋廷对岳飞“近畿礼葬,少酬魏阙之心,故邑追封,更慰辕门之望”,“岂独发幽光于既往,庶几鼓义气于方来。”(《金佗续编》卷十三)倒是体现了孝宗的本意。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经岳飞家属要求,给还了岳飞原有田宅。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应岳飞之子岳霖的要求,发还了宋高宗写给岳飞的全部“御笔”、“手诏”(秦桧为陷害岳飞,曾从岳家抄走)。让人不解的是,虽然朝廷恢复并给予岳飞家人种种待遇,却对岳飞冤狱并未进行任何的甄别与复查。由此可见,宋孝宗对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不仅不够彻底,而且留了尾巴。比如,在朝廷文告中,涉及岳飞死因,只讲“坐事以殁”;涉及岳案性质,只字不提“冤狱”。尤应指出的是,孝宗对岳飞冤狱所有的制造者包括秦桧、张俊、万俟卨等人,一概未予追究。其实,赵昚并非不知岳飞冤情,他在私下接见岳飞之子岳霖时曾明确指出:“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 那么,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何在呢?孝宗当政27年,赵构作为太上皇,老而不死,几乎“监督”了赵昚主政的全过程,直到赵昚退位两年前,赵构才一命呜呼。这对赵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制造的冤案,决不可能由其本人平反。在没有改朝换代的情况下,冤假错案的昭雪,往往是在掌权者死去之后,由统治集团的后来人来进行。赵构作为健在的太上皇,余恩犹存,余威尚在,且朝廷官员大多为其所提拔,在此情况下,赵昚无论如何也不敢推倒重来。 对岳飞正式追赠赐谥,是在淳熙五年(公元1179年)岁末,即孝宗即位并为岳飞“昭雪”之后的第17年。赐谥是朝廷大事。一字之差,寓褒贬,示高低,代表朝廷对官员历史功过的正式评价。因此,必须由太常寺调查官员之功业,并据此提出赐谥之理由,三省审议后,最后由皇帝审查定夺。太常寺拟请“谥以忠愍”,被赵昚退回,“令别拟定”。复议的结果是:“兹按谥法,折冲御侮曰武,布德执义曰穆。”孝宗同意了这个意见,于是正式宣布岳飞谥号为“武穆”。(《金佗续编》卷十四)从“忠愍”降为“武穆”,是宋孝宗对岳飞评价的贬低,也使岳飞子孙心绪难平。 平反的不彻底,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岳飞到底是真反还是未反?到底是逆臣还是忠臣?朝廷态度不明确,引起了人们的猜测、疑惑、不满。这次平反昭雪工作,甚至产生了负效应。 被害84年后终得彻底平反昭雪网络配图 随着赵构、秦桧的故去,与岳飞冤案有牵连的许多当事人已不在人世,这为岳飞冤案的昭雪减少了政治与社会阻力。但与此同时,当时历史的见证者也相继离世,这些“活档案”的消失,从客观上削弱了历史的旁证。有一个情况需要提及,除掉岳飞后,秦桧独揽大权,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是研究南宋历史的两部重要典籍,但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错漏百出,这也正是秦桧专权期间大兴,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这给岳飞之孙岳珂搜集、整理为祖父昭雪的历史资料,造成了巨大障碍。 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效果。孝宗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退位,继位之后,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岳飞之子岳霖去世。老人临终前拉着儿子岳珂的手说:“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堙没。余幼罹大祸,漂泊及仕而考于闻见,访于遗卒,掇拾参合,必求其当,故姑俟搜摭而未及上。苟能卒父志,死可以瞑目矣。”(《金佗编》卷九)岳珂谨遵父命,在其父岳霖前期努力的基础上,历经十年,于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搜集、编撰包括“高宗皇帝御笔手诏”和《吁天辨诬》在内的大量证据文献进献朝廷。此时,距岳飞被害已62年。但由于宋孝宗为岳飞平反的不彻底,加之秦桧对历史资料的篡改与歪曲,人们对岳飞冤狱仍,莫衷一是。 “开禧北伐”前夕,也就是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宋宁宗采纳朝臣的建议,将岳珂为岳飞所作的辩白文书宣付史馆,追封岳飞为鄂王。赵扩指出:岳飞“虽怀(郭)子仪贯日之忠,曾无其福;卒堕(李)林甫偃月之计,孰拯其冤。”“可特追封鄂王”。强调“虽勋业不究于生前,而誉望益彰于身后”,“岂特慰九原之心,盖以作六军之气”,目的在于给活人一个说法。(《金佗续编》卷二七)昭雪岳飞与评价秦桧是一枚铜钱的两面。正因如此,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赵扩下令,追夺秦桧的“申王”爵位和“忠献”谥号,改谥“谬丑”,并指出其罪行:“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赵扩此举,是平反岳飞案件最彻底的一次。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开禧北伐失败后,韩侂胄被谋杀,主战派再次受到排挤,主和派又一次得势,在权奸的主导下,竟恢复了秦桧的爵谥。 是南宋末年一位试图有所作为的皇帝。理宗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宋廷就岳飞案件颁布《赐谥告词》,告词道出了岳飞的冤情:“夫何权臣,力主和议,未究凌烟之伟绩,先罹偃月之阴谋”,第一次指出当年的和议政策是导致岳飞冤案的重要因素。这份告词,以、与岳飞作比,“昔之志兴汉室,子仪之光复唐都,虽计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异……(岳飞)英灵如在,茂渥其承,可依前故太师、追封鄂王,特与赐谥忠武。”(《金佗续编》卷十六)可以说,这是南宋官方对岳飞的最高评价,也是有宋一代对岳飞的最后结论。后人往往尊称岳飞为“岳武穆”,其实不确,称“岳忠武”方为允当。网络配图 南宋九帝,至少有四帝曾经参与处理岳飞冤案。高宗不用说了,在为岳飞平反昭雪问题上,其余三帝,要么只就岳飞的谥号与待遇出台文告,要么将冤案的责任归罪于秦桧为首的“四人帮”。但在所有这些政治决定中,从未触及过岳飞冤案真正的罪魁祸首——宋高宗赵构。在封建皇权社会中,“圣明,臣罪当诛”大约是核心价值。然而,这一核心价值,使得南宋王朝失去了为数不多的复兴与崛起机会,不仅使南宋军民屈辱地度过外敌欺凌的漫长岁月,而且时至今日,“为圣君讳耳”的传统与做法的政治影响与社会危害仍余绪犹存。 迄南宋一朝,对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虽然作出了结论与定评,然而,冤死者,英年惨死,家庭破碎;害人者,寿终正寝,高居庙堂。在南宋152年的历史上,以宋高宗赵构为开端,一味屈辱求和,不惜自毁长城,致使整个南宋偏安东南一隅,“直把杭州作汴州”。沦陷区的同胞则惨遭蹂躏,水深火热。皇族既不肯吸取北宋灭亡的教训,又缺乏光复故国疆土的勇气,在持续上百年的割地纳币、称臣叫叔的屈辱之后,终于在另一个外族政权——蒙古的进攻之下,彻底灭亡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