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1年-761年)，字摩诘，祖籍山西祁县，其父迁居于蒲州(今山西永济市)，遂为河东人。 盛唐山水田园派诗人、画家，外号“诗佛”，今存诗400余首。重要诗作有“相思”、“山居秋暝”等。王维精通佛学。 有一部《维摩诘经》，是维摩诘菩萨讲学的书。王维很钦佩维摩诘，所以自己名为“维”，字“摩诘”。 古代文人迫于生计，，自我流放，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如有的史官“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其实为的就是自己的饭碗，为的就是自己的脑袋。 史官或文人，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为自己的主子歌功颂德，被自己的主子包养，从生存的角度讲，任何人都无可指责。 但引起我对这个话题的兴趣的是唐代大诗人王维。据有人考证，王维与唐玄宗妹妹玉真公主关系非同一般。 玉真公主与唐玄宗是同胞兄妹，深得她这个哥哥的溺爱，以至于年龄很大了也不出嫁(二十岁左右，但古代女子很难挺到这个岁数不嫁人)。 可能是为了逃避，玉真公主“缁衣顿改昔年妆”，出家当了道士。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又没有婚姻所累，她这个道士当得极其逍遥自在。这期间她结识了大量的文人雅士，其中就包括王维。 王维与玉真公主的暧昧关系依据主要有三点:一是王维在开元八年首次应试名落孙山，后因音乐才能受到玉真公主的赏识，在次年就顺利进士及第; 二是王维与同岁，文才相当，同是好友，又同在玉真公主寓所住过，但历史文献中找不到丁点儿有关他们之间友谊的记载，这可能是因为王维和李白都是玉真公主的情人，而他们是情敌的缘故; 三是王维进士及第后得封为太乐丞，品级虽不高，但是皇室宫廷宴乐乐队的小头目。可后来却因一个小过失贬去山东济州做了司库参军——工作是看粮仓——而这可能与他未经玉真公主同意“擅自”娶妻，不愿再侍候公主有关。 推理过程就是这样，结论是王维是玉真公主的情人，曾被包养过。这事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如此解释的确是比较顺畅。 也难怪，王维诗画双绝，在大唐时代才气的知名度比李白、还要高。再加上他“妙年洁白，风姿郁美”，是一等一的帅哥，受到公主的青睐是很自然的事情。 开元十九年，王维丧妻。此后三十年余生里他一直孤身未娶，而仕途倒一帆风顺，直至尚书右丞。我们无法探知王维在这一过程中的想法，可由他“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这两句诗来看，他的内心还是比较痛苦的，似乎在忏悔，似乎在寻求一种解脱。 好在本文不是探讨王维是否真的被包养，而是由别人推测王维被包养，进而引出对文人良知的一种反思。 文章开头说史家为生存而出卖“史德”的事历史上很多，是因为在的史书中只有极少一部分史家写的史书被作为信史为后人所研究。 关于“史德”，《左传》上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是当时齐国的杀了国君，齐国太史于是在史书上记载崔杼弑其君。崔杼知道后就把他杀了。太史的弟弟继任，继续这样记载，崔杼又把太史的弟弟杀了。 另一个弟弟继任，仍是这样记载，崔杼只好住手不再杀了。南听说太史全死了，拿着写好了“崔杼弑其君”的竹简前来，听到事件已经如实记录，这才回去。 这个故事说明还是有史官视“史德”重于生命的。但我并不赞成上面史官的做法，因为他们死得太亏了。他们的死只能说明他们并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是只任人宰杀的鸭子。如果上面的太史不受制于崔杼，就不会发生无谓的死亡。 于是这里就讲到了文人如何才能获得自由身。答案是获得自由身除政治因素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经济的独立。 再次回到王维这件事上，想一下他为什么去结识玉真公主，俗一点是为了求得科第门路，再俗一点就是为了生存。从王维中进士后的举动来看，其实他并不真想依附于公主门下。 一个大男人，靠女人吃饭，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强硬的底气——除非他有这方面的爱好。可惜的是王维除此之外却又没有别的选择。他有才，但没财。 他不能像现在作家写本畅销书就能够衣食无忧。所以，只要王维不想死，在没有获取功名之前，绝难逃脱被包养的命运，所不同的仅仅是包养人的不同。 而这不是只有中国文人才面临的问题。欧洲历史上就曾经存在过一种传统，一些贵妇人常常以保护神的姿态帮助那些具有才华的文化人，而那些文化人也因为生活的压力不得不依靠这些“富婆”。 譬如华隆夫人与卢梭。当他们结识时，华隆夫人是一个大卢梭10岁的寡妇。卢梭吻她睡过的床，匍匐在她走过的地板上，吃她嘴里吐出的肉……华隆夫人则精心地把卢梭养起来。而梅克夫人与柴可夫斯基交往了13年，书信往来多达1100多封。 柴可夫斯基得到的则是每年6000卢布的回报。还有更露骨的，巴尔扎克22岁时，在给他妹妹的一封信中写道:“留神一下，看看能否物色一位有巨额财产的富孀。” 想被包养之心切，溢于言表。还好因为文化的不同，他们之间的交往很多都是神交，没有深刻影响到自己的作品思想，没有打上做作或迎合政治的烙印。 但经济独立所凸显的意义已经越来越明显。为了摆脱被包养的命运，中国文人是积极探索过的。近代最具叛逆精神的鲁迅是公务员兼大学教授。丰厚的工资成了他能够畅快淋漓地痛骂和批判黑暗当局最强有力的后盾。 周作人更是正宗的大学教授。就连性情中人的徐志摩，也来回奔波于上海、南京、北京各大高校。想想若他们没有经济独立，我们今天读到的可能就不是犀利的杂文，动情的诗歌，而是迎合大众口味让人沉溺在鸳鸯蝴蝶中的卿卿我我。 你或许会说这是现实主义，很俗，但它的的确确很务实，很有效，因为有钱才能人格独立。台湾作家李敖就深得其中五味。他认为要有勇气、不怕孤立、勇往直前，得有支撑力量，最重要的是有经济基础。 在这方面，他认为自己是精明的“个体户”、“单干户”，是谋而后动、先立于不败之地的。李敖说，他能挺直腰杆，跟他薄有财富，可以不求人、不看老板脸色、不怕被封锁有绝对关系。他像伏尔泰一样，是有钱支撑的文人，早就脱离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窘境。 美国第三任总统富兰克林说:两个口袋空的人，腰板站不直。他认为金钱是一种力量，是竞争的力量，可以保护我们的自由。 “你没有金钱时，就没有支撑点。”“腰包里揣一点钱，才能够谈一切，否则的话，一切都落空。”作为一个文人，腰包鼓自然就会摆脱被包养的厄运。 因此，你若也是个文人，一定要先摸摸钱袋问下自己，我被包养了吗?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从最初的君臣相协，到现在王导的隐忍退让，多次因为刁协的弹劾而自请辞职;而为王导辩解的中书郎孔愉，也被降职为司徒左长史。司马睿与兄弟，乃至士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了。为自己的弟弟深报不平，他上疏司马睿，望司马睿能够宽容王导犯下的过错，令其将功补过。王敦这份上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前秦统一北方后，与东晋对峙的地图 然而司马睿收到这份上疏后，对王敦却更加忌讳了。他连夜将自己的叔父，谯王司马承召进宫，与他商议对策。司马承顺承帝心，对此表现得十分愤慨，说：“陛下当初没有早点遏制王敦的势力，以至于到了今天这样的地步。王敦一定会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刘隗更是在一边煽风点火，让司马睿派遣心腹出镇以提防王敦。恰好此时王敦表请宣城内史沈充代甘卓为湘州刺史，司马睿顺势命司马承出镇。司马承万死不敢推辞，然而行前的一番话已预示了他将来的结局。他对司马睿说：“湘州经历蜀寇，民物凋弊，如果我过去，一定要三年才能参加战事，如果不到三年，即便我，也没有任何办法。”果然，司马承到了武昌以后，王敦设宴款待他，对他说：“大王知书达理，恐怕并非将才。”司马承在司马睿面前底气不足，面对王敦时却表现出十分傲气，他对王敦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将才呢?即便是铅刀，也有一割之用吧!”这样的夸口，在久经战事的王敦面前未免显得有些可笑，因此王敦也并不在意，对心腹钱凤说：“他没有真正带兵，并不知道战场的可怕，不知恐惧而学人讲壮语，可见他也没什么能耐，实在不足为惧”。因此便听之任之了。 司马承的任命于江东大局其实并无十分影响，真正引起后来整个东晋局势变化的，恐怕正是司马睿在太兴四年(公元321年)以尚书仆射戴若思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丹杨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的军事任命，“名为讨胡，实备王敦”。尤其是戴若思都督豫州军事，令原豫州刺史十分不满。他用尽一生心血经营边疆，终于换来了十余年和平，而这一切全都要交由戴若思接管，祖逖“意甚怏怏”，又知道司马睿这次军事任命，实际是为了防备王敦，北伐就此不遂，因此悲愤发病而死。王敦虽然擅自任命官吏，但就目前能看到的史料而言，除却史书评价说他有以外，并无任何实际事迹表明王敦有逼宫之嫌。而当戴若思、刘隗出镇时，王敦开始也是从大局出发，写信给刘隗说，“今大贼未灭，中原鼎沸，欲与足下及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静海内。若其泰也，则帝祚于是乎隆;若其否也，则天下永无望矣”，希望刘隗不要这样步步相逼;然而刘隗不愧是政治上的矮子，断然回信说：“‘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竭股肱之力，效力以忠贞’，吾之志也”，以王敦心气之高傲，此时又手握重兵，先有司马承出镇湘州，后有戴若思、刘隗出镇司、青，刘隗，王导在朝中被司马睿所猜忌疏远——是可忍孰不可忍? 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于武昌起兵，上疏司马睿，要求杀掉刘隗。这一次，他的上疏中带了十足的威胁之意，“隗首朝悬，诸军夕退...愿陛下深垂三思，则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大有你不杀刘隗，我就不退兵之意。到了芜湖，王敦再次上表，不过这次针对的目标是刁协。 司马睿终于被王敦激怒，声称要亲帅六军诛讨王敦，能够取王敦项上人头的，封五千户侯。朝臣们很快做出了选择。仆射周顗的态度可以说是代表了朝中大多数人的态度。太子中庶子温峤就王敦起兵这件事问他，周顗说，皇上不是尧舜，当然会有过失，做臣子的怎么能够举兵相胁呢!一方面，他们认为司马睿的确有很多做得不对的地方，然而作为臣子，王敦只能劝谏，而不能举兵相抗。也因此，在王敦之乱中，我们可以看到，参与的人其实很少，大部分人都保持了中立的态度。响应王敦的，大多是琅琊王氏子弟，和王敦的心腹宠信。比如少时就酷爱兵书的沈充，以雄豪闻于乡里，被王敦引为参军，与同郡钱凤一起深得王敦信赖。因此当王敦举兵内向时，沈充立刻在吴兴起兵，王敦以其为大都督、督护东吴诸军事;王敦的兄长，光禄勋王含乘舟逃奔王敦。与此相对的，是谯王司马承与梁州刺史甘卓的拒绝。司马承的拒绝很好理解，他原本就是忠于晋室，此番出镇乃是司马睿的授意，因此当王敦让参军桓罴前去长沙将其请为军司，司马承坚决不从，但却也知道自己势力单薄，不是王敦的对手，不免有“地荒民寡，势孤援绝，将何以济!然得死忠义，夫复何求”的感慨。而甘卓的考量就要复杂得多。他之前因为多次参与平叛，因功被封为湘州刺史，后迁为安南将军、梁州刺史、假节、督沔北诸军，镇襄阳。其在任期间，免除税收，让利于民，宽政简惠，深得称赞。王敦起兵后，曾希望甘卓能与自己一起发兵，但甘卓犹豫再三，终究还是拒绝，他与巴东监军柳纯、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谭该等十余人发表檄文，说王敦谋逆，应加以讨伐，又联合，并命参军邓骞、虞冲至长沙，让谯王司马承坚守。甘卓之所以拒绝，并非为朝廷考虑，而是权衡了司马睿与王敦势力孰优孰劣后作出的决定。因为各方都积极响应甘卓，“征西将军戴若思在江西，先得卓书，表上之，台内皆称万岁”，“陶侃得卓信，即遣参军高宝率兵下”，因此即便是王敦，心里也有些惧怕;刚好甘卓犹豫不定，屯兵猪口，王敦便派其侄儿甘仰求和，对甘卓说，“你这样选择，是尽臣节，我不会责怪你;然而我王家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只能这样做”，希望甘卓能班师回襄阳。 司马睿 另一方面，王敦继续行军建邺，司马睿急召戴渊、刘隗入卫京师。刘隗回到建邺后，与刁协一起力劝司马睿尽诛琅琊王氏，然而也许司马睿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要真的对王家痛下杀手，只是恼恨臣强主弱的局面;而此时此刻的他终于明白，且不说他没有能力诛杀王氏，即便他有，一旦他尽诛琅琊王氏，天下士人必定寒心，且江东豪族绝不是他与刘、刁诸人所能制衡的。因此在这个紧要关头，司马睿没有同意。王导对此并不知情，见王敦起兵，他心忧如焚，率领族弟中领军王邃、左卫将军王廙、侍中王侃、王彬及诸宗族二十余人，每天早上跪在宫门外待罪。司马睿的立场原本就已经动摇了，再加上周顗的劝解，便命王导入宫觐见。王导十分惶恐，还不待司马睿说话，就不停磕头谢罪，说“没有想到竟然出在了臣的家族”!唯恐司马睿怪罪更甚。司马睿对王导的话，其实是半信半疑的。他虽然“跣而执其手”，光脚下阶，拉住了王导的手，然而却将王导任命为前锋大都督，要他大义灭亲，前去讨伐王敦;同时，以征虏将军周札为右将军、都督石头诸军事，甘卓为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陶侃领江州刺史，自己亲着戎装，率兵屯守郊外。王敦到了建邺以后，原本想先攻刘隗，然而其部将杜弘却劝他说，刘隗死士太多，恐怕不容易拿下，不如先从周札攻起，因其“少恩，兵不为用，攻之必败”。王敦同意了，于是转攻周札。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周札“开门纳弘”，王敦不战而胜，成功入据建邺。究其原因，可以稍加推测。周札素有脚疾，“不堪拜，固让经年”，而却被有司弹劾，不得已只好前去视职。而史册所载的有司，按当时朝中局势而言，不是刘隗就是刁协诸人，因此周札之叛，也不难理解了。然而王敦进入建邺后，并没有感觉到丝毫胜利的喜悦，反而十分感慨地说：“吾不复得为盛德事矣”!我如今起兵，虽然号称是清君侧，但不免会被当做逆臣，再也不会有什么建功立业，盛名远扬的机会了。虽然这样感慨，但王敦拥兵不前，放任士兵到处劫掠财物，宫中诸人纷纷逃散，仿佛是无声的示威。司马睿原本命刁协、刘隗、戴渊、王导等人连续出战以攻建邺，在几番战败后，他也丧气了，脱下戎装对左右说：“如果王敦想要我这个位置，早点说不就好了?何必要将百姓拖累到这样的地步呢?”一句话轻轻巧巧地便将前因后果全部撇得干净，仿佛王敦是因为早就觊觎帝位才起兵的。他又遣使对王敦说，如果你不忘晋室，那就息兵吧，这样天下或可安定，否则的话，“朕当归琅邪以避贤路”。后人多以为王敦狼子野心，才将司马睿逼到这样的地步，然而联系前后因果，可知王敦这次起兵，的确是不满刘隗、刁协干预朝政，小则损害琅琊王氏的利益，大则动摇江东豪族拥立之心，绝无不臣之意。而司马睿对王敦这样说，其实也是威胁十足，如果不就此退兵，那么图谋这顶帽子，王敦就戴定了。也因此王敦退兵，司马睿以其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王敦都没有接受，但杀掉了协助司马睿的戴若思、周顗，刁协在逃跑路上为人所杀，送首于王敦;而刘隗则携妻子亲信投奔了，石勒以其为从事中郎、太子太傅——再次体现了刘、刁二人之无有骨节。而得知了戴若思、周顗死讯的甘卓，方寸大乱，不久就为襄阳太守周虑所杀掉了。 虽然《》记载说，当初四方劝司马睿称帝的时候，王敦就已经有不臣之心，想改立其他王储，因为王导不同意而作罢，然而还是那句话，评论不足为据，没有任何切实的事例能够表明那时候的王敦想要取晋室而代之。但这次变乱却也让王敦反过来思考一脉是否值得拥护。他责备王导没有听从自己的话，改立他人为帝，以至于现在差点被灭族，这句话虽然真假也有待商榷，但“几至覆族”的后怕，一定萦绕在王敦心头，成为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更何况，王敦清楚地知道，即便很多人与自己的立场相同，但出于各种考量，多数人现在对自己的定义，无怪乎“乱臣贼子”四个字。譬如周顗死前经过太庙，大呼“贼臣王敦，顷覆社稷，枉杀忠臣;神祗有灵，当速杀之”!其族弟王彬在凭吊周顗后，勃然怒斥王敦屠戮忠良，欲谋不轨，祸及门户等等。大概也有些破罐破摔的意味，王敦渐渐起了谋废立的心思。他原本想废黜太子，重新迎立东海王司马越的后裔与裴妃，然而因为温峤直言相抗，群臣以沉默表示反对而作罢。 然而此时的王敦，兵权在握，其实也不太在乎朝臣的意见了。他以西阳王司马羕为太宰，加王导尚书令，王廙为荆州刺史，进行了一次军事、行政大调动，“转徙黜免者以百数”，十分恣意。谢鲲劝他说，您虽然诛灭佞臣，建有功勋，但入朝以来，一直都称病不去面圣，若是能去觐见天子，君臣释然，一定人情所归，天下尽乐。王敦反问谢鲲，你能保证不发生什么变故吗?纵然有谢鲲的保证，但王敦根本不信任司马睿，终究还是没有觐见司马睿，带兵返还了武昌。但司马睿经过此事后，忧惧成疾，不久后就去世了。太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晋明帝。 从这个时候开始，王敦变得渐渐和从前不一样了。他“暴慢滋甚，四方贡献多入其府，将相岳牧皆出其门”。虽然史载其所任用的沈充、钱凤凶险骄恣，大起营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但就史册而言，跟随王敦的时候，并没有太多沈、钱二人“凶险骄恣”的实证。相反，这两人对王敦相当忠诚。尤其是沈充，当晋明帝准备讨伐王敦时，曾让其乡人沈祯前去劝他，许诺事成后将他提拔为司空，也许是对晋明帝的不信任，然而毕竟沈充宁死，也不肯折节背叛王敦。反倒是王敦自己，脾气越发暴虐易怒了。当时高官督护缪坦想将武昌城西地作为军营，太守乐凯劝谏说，这块地是百姓用来种菜的，不应该将其夺走。王敦听了大怒，说：“若不是我来这里，会有武昌这个地方吗?人们说这里的土地都是我的!”乐凯不敢再说，最后还是郭舒不畏王敦，委婉进谏，王敦才将地还给了百姓。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因此这时《》中对他的评价，“多害忠良，宠树亲戚”，也不可谓不客观了。 王敦之乱 除此以外，王敦还让朝廷征召自己，以谋更大。晋明帝心思慎密，是为深谙权术的，不欲与此时兵力强盛的王敦相抗，因此从善如流，手诏征之，加黄钺、班剑，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暗地里却在谋划如何削弱王敦的势力。虽然他曾想以流民帅郗鉴的势力为外援，自己又亲自前往王敦兵营查看地形，但这一切都比不上中书令温峤的无间道效果好。王敦曾以温峤为左司马，温峤事事配合，深为王敦所重，并假意结交钱凤，称赞他说“钱世仪”。温峤向来品藻人才闻名，得他一赞，钱凤也对他十分倾心。太宁二年(公元324年)六月，王敦表情温峤为丹杨尹，希望他借机监视朝廷动向。温峤临走前，假装酒醉冒犯钱凤，以至于他走后，钱凤对王敦说，“此人与朝廷往来过密，不能信任”的时候，王敦反而指责钱凤不应该为了温峤酒醉冒犯的事而耿耿于怀。当知道温峤背叛了自己以后，王敦大怒，写信给王导说要将温峤抓来拔掉他的舌头。然而此时的王敦，无疑心有余而力不从心了——他已经病到了钱凤直接问他后事如何的地步了。王敦知道自己若是病死，手下人必定成不了大事，便以养子王应为武卫将军，王含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又给了钱凤三条建议，“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上计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下计也”。然而钱凤政治才干也十分堪忧，认为王敦所谓的下计，乃是上上之策。与此同时，晋明帝以司徒王导为大都督、领扬州刺史，温峤都督东安北部诸军事，与右将军卞敦守石头，应詹为护军将军、都督前锋及硃雀桥南诸军事，郗鉴行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庾亮领左卫将军，吏部尚书卞壸行中军将军。又诏征临淮太守苏峻、兗州刺史刘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约、广陵太守陶瞻等入卫京师。王导听说王敦病入膏肓，帅琅琊王氏诸子弟为王敦发丧，以至于众人都以为王敦已经去世，顿时斗志昂扬。 不得不说，没有王敦带领的军队，其实与乌合之众没有什么区别，更何况晋明帝手下诸位将领，皆是一时才俊，因此王敦部众节节败退。当听到自己的哥哥王含战败的消息时，王敦大怒，但同时也明白大势已去，不可挽回了。他本欲自己出征，毕竟身体已经不允许了，只好告诉少府羊鉴与王应说，等他死后，“先立朝廷百官，然后营葬事”。说完后不久，王敦就去世了，时年五十八。 王应的确没有发丧，他所做的，是用席子将自己养父的尸体草草裹了，在外边涂上蜡，埋在厅堂下面，与诸葛瑶等日夜纵酒淫乐。不久，王敦部将俱被击溃，而王敦的尸体也被挖出来，“焚其衣冠，跽而斩之”，与沈充的头颅一起挂在城南朱雀桁上示众，若不是后来朝廷许可，甚至都没有人敢为他收尸。 王敦一代英雄豪杰!若泉下得知，不知作何感想! 东晋初期的这一段历史，我反复阅读，总觉得十分困顿;中间又与朋友探讨过很多次，却仍然无法确定，王敦是否真有谋篡之心。我相信他最开始被迫举兵内向以捍卫自己乃至琅琊王氏的利益，是确然的清白无辜;然而后期的他暴虐恣意，与那个酒醉后一边吟诵乐府歌“骥伏枥，。”，一边以如意击节唾壶的漫不经心男人已不再重合，我无法再在有限的史料里揣测他的真实心意。也许时光与政治真的改变了太多东西，很多时候，一步错，步步错，正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而我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在这千百年后读史的时候，感朝政之炎凉，笑人主之猜防，哀为臣之局促，惜英雄之末路而已。 王敦，这样一个个性强烈，断不肯受半分委屈的人，终归为了争那一口气而背上了千古骂名，落得个死后戮尸的下场，其生之恣意，也幸，其死之凄凉，也不幸，然而——半生痴狂半生笑，心绪尽付纸上尘，这一切，到底是与他无关的事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