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法医学专家，宋慈也被后人称之为“法医学之父”。

在他为官的数十载，审理了无数件大大小小的案件，为许多被冤枉的人沉冤昭雪。

其撰写的《洗冤集录》更是成为当时和后世刑狱官员的必备之书，甚至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受到了国外法医的追捧。

慈惠父，承载着家族的期望;理学学子，立志为民 宋慈，字惠父，建阳人，与理学大师同乡。

其父宋巩，曾做过广州节度推官，作为官宦家庭出身的宋慈，从小就被父亲寄托着这个家族的理想。

从他的名慈，字惠父就不难看出父亲对他的期望。

所谓的慈惠父可以理解为：期望他将来成为一个恩德慈及百姓，贤名垂于青史的父母官。

一个人的人生观除了家庭之外，与他接受的教育也息息相关。

年少时的宋慈拜朱熹的弟子吴稚为老师，自幼接受朱熹理学思想。

青年时期进入太学，史籍称他“善辞令，据案执笔，动辄千言，”平日喜欢著作，常以“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自勉。

正是在严格的家教跟理学思想的影响之下，才造就了宋慈这么一个为民伸冤的好官。

开启一心为民的官宦生涯 宁宗嘉定十年，宋慈中进士乙科，朝廷派他去浙江鄞县任尉官，因父丧而未赴任。

到了宝庆二年，宋慈出任江西信丰县主薄，从此正式踏上了仕宦生涯。

当时的信丰县有着“水土恶弱，仕者非死即病”之称。

特别是在宋慈即将到期离任的时候，信丰县隔壁的南安军出了事情，当时南安军辖下的三个峒寨发生叛变，最终在宋慈的协助之下，这场叛乱终于平息了。

宋慈也如愿地离开了信丰县，前往更高的平台。

离开了信丰县的宋慈先后来到了福建的汀州、江南的常州。

在汀州，宋慈看到了汀州百姓吃盐不易，向朝廷上书弃用福建沿海生产的盐，改用潮汕一带生产的盐。

原本需要六个月才能运抵汀州的福盐，变成了潮盐之后，只需要三个月，大大节约了老百姓的用盐成本。

宋慈调到常州，是因为当时常州正在发生饥荒，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初到常州的宋慈积极的核实户籍，礼致富户，劝勉贫户，希望大家抒成一股绳共渡难关。

随后调查了田产贫富，将百姓按贫富分为五等，行济粜之法。

最富有者拿出存粮一半用于助济百姓，一半用于出售; 较富有者拿出余粮只出售而不无偿济助;中等的既不卖粮也不接受救助;次贫者半救助;赤贫者完全救助。

在这之后又积极的组织商家前往外地购粮，向朝廷申请免税等等。

最终常州百姓渡过了这一难关，两年之后，宋慈离开时，他为常州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米麦三千余斛，镪二十万，楮四十万。

物尽其用，最合适的岗位迎来最合适的人 从常州离任之后，宋慈便迎来了其人生的巅峰。

淳祐二年到淳祐九年的这七年时间，宋慈四任提刑官：广东、江西、广西、湖南。

在广东宋慈巡历八个月，前后处理了二百多件积案，而且多是死刑案，几乎平均每天一件，破案效率不可谓不高，史称“下条约，立期程，阅八月，决辟二百余”。

在江西提刑任上，宋慈行保伍之法，有效地扼止了私盐贩的动乱。

在广西提刑时，宋慈考察边境，察访民情， 走访马市。

赴任湖南，宋慈因为听讼清明，决事果断，对百以恩泽，对豪强施以权威，所以就算是穷乡僻野，深山幽谷之民都知道宋提刑的大名。

以至于后来宋慈所到之处地方官吏和豪强缙绅等人都不敢为非作歹。

奇书《洗冤集录》的编撰 宋慈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断案经历，吸取了前人的《内恕录》、《折狱龟鉴》等书中有关记载。

于公元1247年编辑了5卷本《洗冤集录》用于以指导狱事的检验。

书中对暴力死与非暴力死;自杀与他杀;生前伤与死后伤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触及和探讨。

还对于自缢、勒死、外物压塞口鼻死给予了出色的论述，此外对于毒理学也有很多贡献，书中记载了各种毒物中毒的症状，及有关检验毒物的方法。

正是因为《洗冤集录》的诸多理论基础，后世刑狱官员都将《洗冤集录》当成自己的破案指导用书。

而宋慈也因为这本《洗冤集录》被后人称之为“法医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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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曾国藩用了11年时间，指挥这支“临时工”部队，攻入了都城天京。

虽然湘军很快就被裁撤得，但脱胎于湘军的，仍然“尾大不掉”，成为朝廷依赖而又警惕的武装力量。

很多人在想：入关前后，先后组建了两支常备武装力量，即军和绿营。

八旗军和绿营都曾经为清朝立下巨大的功劳。

席卷全国时，八旗军和绿营都保持着数十万人的规模。

朝廷为什么不用八旗军和绿营来进剿太平军?毕竟，如果八旗军和绿营能派上用场的话，曾国藩也就没有创建湘军的机会了。

原因很简单，八旗军和绿营早已腐朽不堪，根本就拉不出去作战。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那时候八旗军和绿营腐朽不堪到什么地步。

1849年，俄国外交官科瓦列夫斯基护送一支俄国传教士团来到中国，并在北京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期间，科瓦列夫斯基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觉，对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对北京城的生活百态进行了惟妙惟肖的描绘。

后来，科瓦列夫斯基将他中国之行的观察和记录，写成了一本《窥视紫禁城》。

当年秋天，科瓦列夫斯基应邀来到卢沟桥边，观摩一次八旗军队的火炮射击训练。

这是一次很重要的活动，在科瓦列夫斯基看来，“即使不能亲自前来，也要派亲信要员前来观摩”，因此他认为，参加训练的官兵们一定会，容光焕发，发挥出他们的最佳水平。

然而，科瓦列夫斯基惊讶地发现：“军士们有的漫不经心地坐在帐篷里，抽着小烟袋。

有的边吃早点边与卖小吃的聊天，还有的在缝补裤子。

似乎没有人关心即将举行的操演。

”好容易等到训练开始，八旗官兵们一个个表情冷漠，敷衍了事：“一位参领摆了一个奇怪的姿势，挥了一下手中的旗子，射击便开始了。

但是这一炮打得很不准，炮弹就落在大炮旁边。

炮甲似乎并不在意，只是擦了擦眼睛，走到另一门炮旁边。

” 训练结束后，科瓦列夫斯基得出自己的结论：“中国的炮兵自然无法与欧洲的相比，唯一相同的只有打出的炮声。

” 说真的，这次训练八旗军队还是给了面子，毕竟亲自上阵了。

在很多时候，养尊处优的八旗官兵们，甚至在外面聘请闲散人等来替自己出操。

有一次，醇亲王奕儇奉命检阅八旗军队里最精锐的火器部队——神机营。

尽管醇亲王已对八旗老爷们的懒散作风有所了解，但还是大跌眼镜。

期间，一名兵丁在骑马时，从马上跌落下来，摔断了腿骨。

醇亲王派人打听是怎么回事，发现那人并不是神机营的人，而是外面贩卖豆腐的贩子，被八旗老爷从外面请来，作为“替身”代为出操。

八旗军如此，绿营也好不到哪里去。

1850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广西巡抚周天爵会同钦差大臣李星沅，进剿太平军。

周天爵带着100名士兵出发，没想到那些士兵磨磨蹭蹭，不愿出征。

周天爵在路上招募了100名士兵，他们更是怕得要命，竟然起来。

到了打仗时，士兵们如见了老鹰，绵羊见了老虎，迈不动步子。

周天爵很生气，斩杀了2人，大家也没有什么反应，依然驻足不前，让周天爵一点办法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