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油举报，让他们停办。”

5月初，天津举办的IOC“众生相”黑金属节音乐节声称演出过程中多次被举报。据IOC厂牌发布的道歉信显示，涉及的举报内容为“现场出现一些危险性活动和肢体碰撞，并告知一旦再次发现会直接叫停演出”，且当晚接连被举报三次。

而本应在5月25日、26日举办的的合肥河流音乐节，虽然在官方声明中并未提及延期原因，但在各大社交平台上也流传着受群体举报影响的传闻。

目前来看，对于音乐节、演唱会、Livehouse等音乐演出而言，被举报似乎也在近两年成为了司空见惯的现象。

近几年，乐迷对于“举报”二字已然不陌生，一场演出被举报的理由更是纷繁多样。

举报作为合理维权的途径渠道，能够产生强大的舆论影响力。比如据中消协发布的《五一消费维权舆情报告》显示，文化娱乐类负面信息共计达到16万1123条，占据吐槽类信息的10.77%，日均更是达到2.7万条。

不管是演出诈骗还是黄牛问题等，均在消费者举报、投诉下将诉求得到解决，诸如演出现场饮水、卫生间、交通等问题也在监督下不断改进。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合法、合规、合理的投诉举报，也倒逼演出市场的规范化。

但与此同时，更多滥用消费者权利、恶意竞争举报的现象也愈加普遍，很多合规报批的演出也难以幸免，让市场陷入混乱。

比如在4月，尽管演出艺人早已获得合法审批手续，天津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成都仙人掌音乐节还是因演出阵容遭到举报。更早之前的2月，猎户座金属音乐节主办方也曾公开发布声明，称掌握百分之百的证能够证明某网友“恶意举报”，更要求举报者公开道歉、赔偿经济损失。

诸如此类的举报情况，很难说都有合理性，恶意举报的现象也确实普遍存在。

而在饭圈化、粉黑大战的影响下，一旦粉丝稍有不满，恶意进行的举报也会走向泛滥。

比如在去年，青岛多可艾克音乐节便发布声明称“被迫取消”，理由则是“相关部门接到了多途径、多方面的群众投诉举报”。在此之前，这场音乐节便因以泰国艺人为主要阵容受到关注，但多位艺人粉丝之间也因“有我没他”的态度互相进行举报，更是出现了CP粉、毒唯大混战。

即便时隔一年，乐迷“有颗小白菜”谈及此事还是颇感愤怒。在她看来，这场举报闹剧不过是粉丝矛盾所引发的不理智结局，“没有买票的人只是在发泄情绪，这边不想艺人同台，那边不想CP捆绑，而实实在在买票、定好机酒的消费者，就活该为饭圈骂战买单吗？”

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得不到就毁掉”的举报现象却是越来越常见。

去年，迷笛音乐节的声势浩荡所带来的社会争议也延续到今年，网络上也不乏流传着“举报迷笛的电话有500个”，以及“迷笛收费贵”、“迷笛意识形态有问题、摇滚就是邪教”等激进的举报理由。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今年5月于北京East Live举办的2024金属战队中国赛区总决赛演出，据现场乐迷与场地方了解“接到了三百个举报电话”。

此外，即便举办演出的地点大多选择在偏僻地点，部分演出也因噪音问题难免遭受到扰民投诉。比如在今年五一期间，合肥VAC电音节便因噪音问题被诸多市民举报、投诉至媒体、相关部门；华晨宇烟台日出演唱会，也因在凌晨时分举办影响到附近居民休息引发不满举报。

并且，由于部分主办方大力抵制黄牛，也同样遭到了“鱼死网破”的举报报复。

比如2022年银河系乐团Livehouse巡演苏州站，便被爆出因抵制黄牛代排，造成黄牛手中所垄断的前排号码砸在手里，进而引发报复性举报，最终演出也因过多投诉而取消。

可以说，举报理由千万条，最终压死一场演出的稻草，却可能并非仅有一根。

一场演出从报批到落地的流程十分之多，任何环节的举报生效，均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例如“哎呀音乐”便曾整理出决定着演出“生死线”的每一环，均可能因为某一特定因素取消。

尤其在社交媒体发达的当下，通过社交平台发声、制造网络舆论等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恶意中伤音乐人、演出的现象十分普遍，却几乎没有成本。

比如猎户座金属音乐节主办方“杰姆音乐”就曾发文控诉恶意造谣者举报演出一事，表示举报者“很有针对性说了哪个乐队哪些歌词，根据场地给我们提供的信息，举报人在离开演前的这段时间内在不停地投诉，好在这场演出我们已获得了报批资料，我们顶住了所有压力以及在现场管理部门的严格监管”。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演出市场在过去两三年中“戴着镣铐在跳舞”，统一的举报理由更成为不少恶意举报者最为锋利的暗箭。比如2022年，乐队海龟先生苏州巡演便在临近开场前被迫取消，原因则是需要配合当地防疫政策，但这一理由也被网友爆出B面——被恶意举报。

随着演出市场恢复常态化，举报演出的理由也逐渐走向疯魔。值得注意的是，如今随着举报声量渐大，在演出市场上还出现了“代举报”业务，且形成一定的产业链条，成为不少黄牛、水军组织的一大副业。

据了解，这种代举报多为同行互殴、乐迷不满等。曾参与过代举报工作的黄牛“范哥”便向音乐先声透露，花钱雇人举报演出已经业内公开的秘密，且这种模式下举报成功命中率颇高，“商业演出就是会有这种被举报的风险，一般来说很多人突然集中举报，那各方面也希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会有‘既然有人反馈肯定是有问题存在的’这种心理，所以成功率也自然就高”。

范哥提到，这种举报费用十分弹性，一单总价在几百到几千不等，而分布到兼职单群“不过一杯奶茶钱”，“相对是有暴利的。对我们来说举报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其实不需要太多人参与，我们自己团队十来个人就可以完成，最多在刷单群招募兼职，只是在手机上编辑复制文案，去地方热线或是平台进行投诉，没有什么费时费力的需求”。

他还提到，因强实名制的推广，演出代拍、代排需求也在日渐扩大，成为乐迷花钱要求举报演出的导火索，“代拍和代排并不能完全保证客户一定能过收到想要的票，所以有的客户可能就本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态度，没有票OK，我代拍费也不要了，就当作花钱举报你演出取消的费用，谁也别好过”。

在他看来，乐迷、竞品与主办之间的矛盾愈加扩大，对于代举报这一板块来说更是“喜闻乐见”，“监督和投诉，都是消费者的权利，我们也只是一个代理发声的渠道”。

尤其对于音乐节而言，随着受众群体的扩张，摇滚乐迷与饭圈粉丝、普通大众之间乱斗，音乐节偏高的饮食消费与大众日常消费观念的不合等也愈加激烈。这也导致音乐节本身的隐患问题被放大，尤其在一次性主办方、草台班子等纷纷入局的当下，高票价低体验，跳水、旗帜、冷焰等摇滚文化引发的演出现场安全问题、退票难等矛盾也成为消费者举报投诉的理由，甚至于音乐节多舞台形式、演出阵容的多样性也会遭到恶意举报投诉。

另一方面，不管是音乐节还是Livehouse，甚至相对来说整个演出市场也仍未剥离亚文化属性标签。由于演出市场无观演年龄门槛的限制，但销售酒饮，LGBTQ、二次元等亚文化内容，以及性骚扰、拥挤踩踏等安全问题，也令家长如临大敌，不少带有偏见、激进的家长甚至为杜绝孩子出行，以举报的形式来达到目的。

在社交平台上，便有不少学生发帖求助“家长不同意去音乐节/演唱会怎么办”、“我妈威胁我去音乐节就举报“等。

同时，“文旅+”与演出市场的捆绑，促使地方政府大力支持演出建设，音乐节、演唱会也在不断下沉，成为新型城市名片。但同样的，不少地区也因缺少办节经验、公共服务不健全等问题面临着乐迷、普通市民举报投诉的“双重夹击”，面临舆论危机。比如合肥市便因LMF音乐节、河流音乐节等多场音乐节接连取消，且均陷入演出被举报疑云，饱受舆论争议。

当动动手指的举报，变成了杀死一场音乐节、一场演唱会乃至一场Livehouse成本最低、最有效的方法，甚至变成一门生意时，也就不怪乎为何如今举报能够形成热潮了。

而恶意举报的泛滥，已然严重破坏了演出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造成了行业资源的极大浪费，也需要行业、监管部门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解决，断不能听之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