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他问鼎中国。

王朝开始了。

这是康熙盛世之后的中国。

表面上，帝国依旧强悍无比。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帝国的危机已是如影随形。

那么，这亏空是怎么造成的，又该如何填补?依然没有人知道。

雍正朝开局，繁华之下陷阱处处，帝国名声最响的那个男人面临空前挑战。

毫无疑问，这是盛世与危机并存的时代。

好与坏各为里表，在这个王朝的肌腠间隐现浮沉，直将雍正缠绕窒息。

雍正历史性地走到了大的瓶颈部位，必须求得破解之道。

不仅如此，还应该追本溯源，厘清瓶颈的形成。

这一点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因为雍正困局不仅仅是结构性的、制度性的，同时也是人性之花的邪恶绽放。

它是大清朝制度破局前最黑暗的时刻，人人都是欲望表达者，也都是牺牲品。

包括雍正。

兄弟 雍正的兄弟们很多。

但是，对雍正来说，这不是什么好事。

从康熙朝一路走来，雍正和他兄弟们一直是竞争关系，你死我活的竞争。

这是亲情的异化。

在权力面前，每一个人都成了武器，对付其他兄弟的武器。

当康熙还活着的时候，兄弟之间的抗衡还处于平衡状态，起码表面上是这样。

因为存在一个裁判者和制衡者，还因为谜底没有揭开，人人心中尚有念想。

康熙不在了，谜底也揭开了，最不可能的那个人成了胜出者，人人心中的念想破灭了。

这样的情况下，胜出者毫无疑问成为众矢之的，雍正这一回就发现，自己虽然成了，却也同时成为靶子，成为一人敌众人游戏的孤独者。

手足之情的存无尚且不论，自己的人身安全现在成了第一位的问题。

允禩、允禟、允祉、允这些人，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人人跟着欲望走而没有任何节制的话，很显然，雍正的人身安全是得不到保证的。

所以这是考验雍正处世技能的时刻，也是展示他帝王心术的时刻。

在历史的夹缝间，雍正注定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帝王。

在他身上，术道并举，阳光与阴影共存。

光荣只属于他的父亲—康熙。

虽然康熙也有惆怅，但那是阳光下面的惆怅，要说阴影，也是灿烂的阴影。

可雍正不同，在如此的历史境况下，他只能是暗室里的人物。

他的黑夜比白天多。

只能以“术”取胜而不能以“道”取胜。

他必须做到比小人更小人，比君子更君子，如此才能突破瓶颈，走出历史的夹缝，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

雍正出招了，招招不同。

对待不同的兄弟，雍正总能使出不同的招数，而这样的招数事后证明都是天才的设想，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和野心家合谋的结果。

当然，细究起来，雍正兄弟们的被囚或死去，总是有一些或莫须有的罪名。

但是这些罪名在历史的典籍间白纸黑字地存在时，却又经不起推敲。

因为，当动机变得可疑时，结果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心，人心的微妙。

对雍正来说，一切可能是他的错，也可能不是他的错。

这是历史的两难选择，雍正的囚徒困境其实也是康熙的囚徒困境。

在立嗣过程中，康熙看到了一个不太美妙的开头，而雍正目击的则是更加难堪的结局。

他是承受者，也是伤害者。

在承受中伤害，在伤害中承受。

雍正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只是他令人侧目的地方在于，将心机玩得太过。

有时举重若轻，有时举轻若重，有时曲径通幽，有时殊途同归，有时欲擒故纵，有时欲罢不能，貌似诚恳，实则暗藏杀机，令人为之愕然。

不是说不可以玩心术，帝王之道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帝王之术，但是雍正如此玩法，在功利层面上他是赢了，在心灵或精神层面上他却输了—毕竟他们是兄弟。

制度突破 雍正的心灵应该说是痛苦的。

当康熙的公开立储之举犹如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让人世间最丑陋的欲望表演纷至沓来时，雍正看到的，或许是制度破绽。

如果将这盒子关上呢?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

乾清宫西暖阁。

雍正发表谈话。

谈话对象是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及九卿。

雍正说道：“朕自即位以来，念圣祖付托之重，安可怠忽，不为长久之虑?当日圣祖因二阿哥()之事，身心忧瘁，不可殚述。

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加审慎。

此事虽不可举行，然不得不预为之计，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

又别书密旨一道，藏诸内府，为异日勘对之资。

” 雍正的“八一七谈话”事实上透着三个“密”字：密封、密藏、密旨。

关上了潘多拉的盒子，将人间的好奇心扼杀在岁月的长河当中，不再透露任何最高权力的消息，直到雍正百年、大厦将倾的那一刻，一切才水落石出。

所以，争宠是没有意义的，相互诛杀也毫无意义。

雍正这样的制度设计，似乎可以规避权力争夺导致的种种可能及严重后果，起码在其在世时，他的儿子们不会。

看上去很美。

但是，果真如此吗? 其时，雍正的长子、二子已死，三子20岁，四子13岁，五子弘昼比弘历小三个月。

要说年龄，这几个儿子都谈不上很小。

雍正“八一七谈话”之后，第一个很受伤的人毫无疑问是弘时。

他已经20岁了，大哥、二哥已死，在这样的情况下弘时对自己的人生是充满期待的，可父亲一句“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加审慎”，令他顿觉前途渺茫。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三日，是康熙帝的周年忌辰。

这一天，雍正派儿子弘历前往景陵代其拜祭;第二年同样的日子，又是弘历前往景陵代其拜祭。

弘时突然间明白父亲心中的那个秘密了，由此，他作出了一个影响其命运的重大选择：投靠八叔允禩，跟父亲对着干。

这样的选择对雍正来说极具震撼力。

因为他没想到，秘密建储导致的第一个后果竟是儿子在亲情和政治上的双重背叛。

雍正当然不能容忍这样的背叛。

他立马将弘时逐出紫禁城，并勒令他去做允禩的儿子，父子之情宣告恩断义绝。

两年后，年仅24岁的弘时郁郁而终，成为雍正秘密建储制的第一个牺牲品。

但是，秘密建储制的危机并不仅于此。

在雍正长大成人的四个儿子(弘时、弘历、弘昼、弘瞻)中，虽然雍正在世时，公开起来逆势而为的只有弘时一人，但是当雍正去世之后，最后的谜底揭开，弘历成为帝时，弘昼、弘瞻也、蠢蠢欲动了。

弘昼经常藐视乾隆的皇权，行为怪诞，令乾隆大伤脑筋，不知该如何处置为好。

事实上，这不是乾隆的错。

因为雍正在时，弘昼已被封为恭亲王，雍正似乎也比较宠爱他，经常派一些政事让他去做，也许目的只是为他日后辅助新皇帝做历练，但弘昼本人并不这么想，这个只比弘历小三个月的人心中也有一个帝王梦。

谁说恭亲王不可以做皇帝，弘昼用自己怪诞的行为为他隐晦的心理作注脚，只将一场历史的困局演绎得、沉重莫名。

弘瞻采取的则是。

这个雍正的第六子其实是个知识分子，善诗词，雅好读书。

但是知识分子心里要有念想的话，那是可以放的。

弘历继位后，弘瞻不承认新政权最高领导人执政的合法性。

乾隆盛怒之下，将他降为贝勒爵位，并罢免其一切差使。

弘瞻的余生也因此变得了无生趣，和弘时一样，他也是郁郁而终的，在乾隆开创的新盛世里。

这是几个皇子的悲剧，当然这样的悲剧是雍正不愿意看到的。

其实，在雍正的制度设计中，还是有先进的成分在的。

起码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没有类似的立嗣安排，而且秘密建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兄弟残杀、父子反目现象的发生，在立嗣皇帝在世之日，这样的制度是富有成效的。

所以在此之后的清王朝，总计约130多年时间里，在皇位继承的问题上采取的都是秘密建储制。

不过，从历史的时间长度上说，秘密建储的制度突破还是很有限的。

因为残杀或者说猜忌依旧存在，只是在时间点上后延了—新皇帝总是要迎接众多猜忌的目光的，这是新生礼。

而新生，总是要伴随着流血甚至是死亡，这似乎是世事新陈代谢的规律。

雍正悲剧和康熙悲剧说到底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雍正也像康熙一样，有20个儿子展开龙虎斗的话。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雍正悲剧甚至要大于康熙悲剧。

在他执政13年的时间里，雍正不仅要对付兄弟们的冷枪暗箭，也要为他的儿子们避免类似结局提供制度安排和制度实践。

同时，他也是个勤政的皇帝，著名历史学家徐中约在《中国的奋斗：1600—2000》中称雍正“也许是清帝国里最勤奋的人”，但是这样的勤奋并没有换来盛世的回报。

在约定俗成的里，雍正王朝只是个过门和加油站，而雍正最多是个历史清道夫和制度设计者。

这是雍正的宿命，也是雍正王朝的宿命。

诛心之治 要说雍正朝，是绕不过去的符号。

那么，在雍正与年羹尧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纠缠与过节，使得前者对后者从宠极一时到杀心顿起，从而演绎了恩怨两重天呢? 康熙末年时，年羹尧已经是四川巡抚，因为西陲兵起，这个一心希望建功立业的人被升为川陕总督。

在年羹尧的命运牌局里，这是关键的一步。

因为和他搭牌的那个人是皇十四子胤。

当时西藏有事，皇十四子胤被康熙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经略军务，而年羹尧则成了他的最佳搭档。

事实上此二人的合作是和睦的，也是富有成效的。

因为西北稳住了，年羹尧的命运牌局一时间风平浪静，或者说一路向好，直到胤禛即位，雍正朝徐徐展开。

雍正上台后采取的第一个动作是撤换了年羹尧的搭档—胤。

胤被召回京，取而代之的是延信。

年羹尧当然明白这其中的缘故，但他相信自己命运的牌局依然风平浪静，甚至一路向好。

因为起码在此时，他没有野心。

事实似乎印证了年羹尧的猜想。

他随后被晋爵为三等公。

第二年，年羹尧因为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之乱，被授抚远大将军、一等公，其父年遐龄也被封为一等公，加太傅衔。

恩宠一时无二。

这是年羹尧的，但他并不知道，雍正的掌心掌背即将翻覆，所欠缺的只是一个理由或者说借口。

在这个世界上，理由或者说借口是很容易找到的，只要用心去找。

事实上已经有心机敏锐的官员跳出来为雍正旁征博引了：山西巡抚伊都立参奏年羹尧擅给盐商银票，增银十万等罪;汉军都统范时捷又弹劾年羹尧欺罔贪婪罪五款……雍正地下旨：“着年羹尧明白回奏，寻下吏部议处。

”年羹尧的回奏当然是为自己辩护，只是于事无补。

因为在此时，雍正杀心已起。

吏部的官员竟然都没好眼色，讨论了半天，仅给出“罢任留爵”的处罚建议。

雍正当然不肯这么轻描淡写，他以年羹尧所犯之罪甚多，即使正法也不足蔽其辜为由，严旨斥之。

雍正诛心之术的微妙就在于，他是分层次的，先从外围入手，循序渐进。

尚书隆科多因为在年羹尧的问题上有意徇庇，被削太保衔;年羹尧的儿子年富、年兴被开除公职，交其祖父年遐龄严加管束;年羹尧本人先革将军职，授闲散章京，在杭州效力。

年羹尧至此终于明白，刀已经高高举起，落下来是必然的，现在的悬念是落下来的力度有多大。

当然雍正最后的处理稍微委婉了一下：“年羹尧着交步军统领阿齐图，令其自裁;年富立斩，其余十五岁以上之子，发往边远充军;族人俱革职，永不许出仕。

”这应该是收人心之举。

因为年羹尧及其家族最后的命运结局大同小异，都是，不再有新的轮回。

雍正将诛心之治与收心之举和谐统一，玩得那叫一个游刃有余，令世人叹为观止。

如果再细加考究，年羹尧的盛极而衰，也许不能全部归之于雍正的诛心之治。

客观地说，在人性弱点的暴露上，年羹尧也有很多可非议之处。

他在西域行营时，引用私人，不经奏请，可以自行任命当地官员，谓之“年选”。

“年选”与的“西选”、隆科多的“佟选”并称为“三选”，成为雍正朝一时奇观。

而当年羹尧胜利还朝时，公卿等高官皆跪接于广宁门外迎接，年羹尧则与雍正并马而行，对于百官伏谒，年羹尧策马竟过，视若无物;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羹尧也只是点个头而已，真是傲慢至极。

同样，年羹尧到了天子御前，也是“箕坐无人臣礼”，一副张扬、功高盖主的神情…… 也许应该这么说，年羹尧的傲慢粗野遭遇了雍正的猜忌算计之后，死局是必然的，不过雍正诛心之治的可怕其实在于，他是用尽心机的。

这是阴谋家与悍夫的较量。

只是对雍正来说，一切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因为还有隆科多，隆科多的故事是年羹尧故事的翻版。

隆科多是佟国维的儿子，雍正称他为舅舅。

雍正继位之初，隆科多也是备极宠任，袭其父一等公爵，授吏部尚书，加太保，与怡亲王等同理事务。

雍正四年正月，刑部已议奏隆科多挟势婪赃，罪拟斩决。

而雍正照例是“心太软”，在畅春园外，造屋三间，永远禁锢隆科多。

一个盛极而衰的故事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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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国志》邓艾以疲兵二万溢出江油，姜维举十万之师案道南归，艾为成禽。

《志.邓艾传》方邓艾以万人入江由之危险。

《三国志.钟会传》四年秋，乃下诏使邓艾、各统诸军三万馀人，艾趣甘松、沓中连缀维，绪趣武街、桥头绝维归路。

会统十馀万众，分从斜谷、骆谷入。

综合起来看，在魏军大举伐蜀之初，邓艾统率乐3万人，主力部队是在钟会手上，在姜维和钟会对峙于剑阁的时候，邓艾精选将士，偷渡阴平的，相对来说，《三国志.邓艾传》里面的记载是比较可信的，这段记载是司马昭给邓艾封赏时说的话，而且本来偷渡阴平险路，部队不易过多，不然后勤难以维持。

那么经历过和苦战之后，部队必定会有损失，加上奇袭路上的损失，能够抵达成都城下的魏军应该不满万人，如此规模的部队能够轻易拿下成都吗? 个人觉得只要蜀汉坚持抵抗，邓艾没那么容易成功，本来就是奇袭，邓艾所部没有足够的攻城器械，而成都作为益州治所，城防必然坚固，如果刘禅想要抵抗，蜀汉还是很有机会的。

《三国志.后主传》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 这也是各方记载大多认可的，也就是蜀汉投降时全国兵力是10万余众，主力精锐部队大多在姜维手里，不过这不代表蜀汉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围歼邓艾的，当时有两人想要驰援处于危机的成都，但是，结果是一个被刘禅勒令不准支援，另一个则是驰援成都了，但是没有了下文。

《汉晋春秋》闻魏军来，弋欲赴成都，后主以备敌既定，不听。

《襄阳记》魏之伐蜀，召宇西还，留宇二千人，令宪守永安城。

霍弋想要北上救援成都，刘禅不准，阎宇到是率军回援成都，在东线防守孙吴的重镇永安只留下了2000人，可见当时蜀汉在东线的主力部队都被阎宇带走了，可是在阎宇尚未抵达成都之时，刘禅已经投降了，那么对于两支援军，刘禅一个不准救援，一个允许救援，这是为何? 主要的原因是霍弋驻守的是南中，本来那里就经常发生叛乱，同时蜀汉朝堂面对邓艾兵临成都城下，有很多朝臣都建议南下避敌，所以说刘禅可能是处于逃跑的考虑，让霍弋继续镇守南中，以免南部生乱，而急召阎宇率部西还驰援成都，又可见蜀汉想要和邓艾一战。

而这也就说明了当时蜀汉朝堂对于成为的邓艾其实是没有一个很好对策的，是战，是逃，还是降，朝堂之上一时是没有一个能令各方认同的方案的。

但是可以认定的是，如果刘禅主战，成都城内尚有兵力，也有粮草，外有霍弋阎宇姜维的援兵，围歼邓艾不是没有可能，就算邓艾能够就地补给粮草，但是其无法补充兵力，总不能就地拉壮丁吧。

那么在尚可一战的时候，刘禅为何投降呢?这就要谈及刘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了，是昏庸贪图享乐之君，还是大智若愚的君王，也有说他是为了保护成都以及蜀汉的百姓才投降的，个人觉得，就刘禅不战而降的做法，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君王，他更多的是一个大男孩。

《三国志.主妃子传》值曹公军至，追及先主於当阳长阪，于时困偪，弃后及后主，赖保护，得免於难。

可能是被他那个早期经常扔下妻小逃跑的父亲影响，刘禅的童年想必也是颠沛流离的，这也是极容易造成其长大后性格上的软弱，个人觉得，刘禅这样的君主就像陈寿的评价那样，就是刘禅像是一个白丝，容易被身边的人所影响，“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坚则为昏暗之后”，刘禅是什么样的君主是有他身边的人决定的，所以这也就造成了他有守成之君和昏庸之君的两种形象，说白了还是他有些无法独立，岁数虽然大了，但他还是一个“孩童”。

所以说当时刘禅投降不是他的决定，而是身边大臣们的决定，尤其是谯周成为蜀汉朝堂上的“”，不要认为刘禅投降是为了成都和蜀汉百姓，《三国志.谯周传》也是记载了，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

然而就结果而言，成都城没有免遭劫难。

《汉晋春秋》魏以蜀宫人赐诸将之无妻者，李昭仪曰：「我不能二三屈辱。

」乃自杀。

《三国志.主妃子传》咸熙元年正月，锺会作乱於成都，璿为乱兵所害。

孙盛蜀世谱曰：璿弟，瑶、琮、瓚、谌、恂、璩六人。

蜀败，谌自杀，馀皆内徙。

值永嘉大乱，子孙绝灭。

《华阳国志》军众抄掠，数日乃定。

邓艾入成都之后也不是秋毫无犯的，他将刘禅的后宫，除了皇后之外其他嫔妃皆赐予了手下的将领，李昭仪因不想受辱而被杀，而且在钟会被诛杀后，成都大乱，魏军几乎洗劫了全城，所以说刘禅主动请降就一定会有好结果吗?这分明就是把刀子递到了对方的手里，只有期盼对方怜悯，但是刘禅对邓艾钟会了解吗?所以说投降时的刘禅，绝不是一个合格的君主，但凡是有点雄心的君主都不会不战而降，将命运交到敌将手中。

再来说说，在决定是否投降时，蜀汉朝堂上的争辩，可以说简直就是无望的讨论，每次看到这段历载，也就不奇怪蜀汉为何轻易投降了。

《三国志.谯周传》后主使群臣会议，计无所出。

或以为蜀之与吴，本为和国，宜可奔吴;或以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奔南。

邓艾大军就在城外，堂堂自诩正统的蜀汉朝堂之上，议论对策之时竟然没有主战派的身影，他们想的只是如何逃，蜀汉危机关头却无贤臣良将再朝，这也是很悲催的，可以想象得到，当时蜀汉朝堂主战立足于战的声音太小了。

少有的主战代表也就是的刘谌了。

《汉晋春秋》后主将从谯周之策，北地王谌怒曰：「若理穷力屈，祸败必及，便当父子君臣，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

」后主不纳，遂送玺缓。

是日，谌哭於昭烈之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左右无不为涕泣者。

刘禅周围大臣没有人支持坚持抵抗，这对于容易没主见的帝王来说，结果可想而知，那就是大臣们说啥就是啥呗，反正怎么听都有道理，没有主见，是个人对刘禅的最大印象，如果他有刘谌的魄力，蜀汉也不至于那么轻松就被邓艾灭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形下，谯周成为了中接替刘禅掌管蜀汉船舵的人物，而要说的是，谯周是本土的益州派，“谯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人也”，随着刘备带入益州的荆州派大部分凋零，蜀汉一直打压的益州派已经逐渐难以遏制，有一 个很有趣的想象是，三国之中，蜀汉对于士族，主要是内部的益州派，极力打压，曹魏则是拉拢，孙吴则偏向妥协，多以说蜀汉先灭亡，孙吴最后亡国，蜀汉末期得不到益州本土派士族的支持也是亡国的一大原因。

在蜀汉灭亡前，谯周就写过《仇国论》，主要针对的就是声讨劳民伤财，蜀汉作为小国，面对曹魏就应该休养民力，不能耗竭国力对曹魏发起北伐，而这恰恰是，谯周所代表的益州派，想要夺得蜀汉话语权的一个表现，推到姜维，益州派掌握蜀汉朝堂，这样被刘氏压制了多年的益州派才算反了身，所以说，在蜀汉危机关头，谯周所代表的益州派很难做出坚持抵抗的决策，毕竟刘禅走了，司马家来了，对他们没什么影响。

也就有了谯周“力压”朝堂之上的其他声音，其实大家也是心知肚明，别人可能有些羞耻于直接受投降，所以象征性的提出了几个建议，而谯周也是很有心计，他没有直接说投降，而是将别人提出的建议一一否掉。

别人说投奔吴国，谯周说，方今东吴未宾，事势不得不受，之受之后，不得不礼。

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

别人说南下南中，谯周说，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偪之，穷乃幸从。

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

简单来说，投奔吴国哪有直接降魏得到的实惠多，南下南中，那里百姓不服，去了也是白去，言下之意就是，还不如直接在成都投降了，当时刘禅可是打算南下了，是谯周急忙打消了刘禅的想法，谯周把刘禅眼前的路都给堵死了，想要抵抗吧，还没有多少人支持，那么一个容易被比人影响的刘禅最终也就破罐子破摔了，直接降了吧，好歹能做个富家翁，和之前的多少有些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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