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帝是“中兴之主”，维持了西汉平稳发展的局面，但从元帝开始，西汉衰落，所谓“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史家对元帝的定评是“柔仁好儒”。

这个评语应是褒多于贬，至少是褒贬参半。

现在看来，“柔”字用得恰切。

元帝确实是一个性格柔弱、优柔寡断的人。

至于“仁”字则要大打折扣。

所谓“好儒”是真的，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最终只因好的是“俗儒”而功亏一篑。

在元帝做太子时，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则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所谓“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国之道;所谓“王道”就是儒家的仁道。

宣帝见太子要用“纯儒”，就叹息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并且想以“明察好法”的淮阳宪王刘钦来更易太子，后来因为怀念亡妻，才没有废兄立弟。

但是，宣帝对太子进行皇家教育时，却用儒生为师傅，用儒经为教育内容，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儒化”很深的。

他所习之经十分广泛，包括《春秋》、《诗》、《尚书》、《礼》、《论语》等。

元帝的经学功底，不仅远过其父，就是在西汉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谓首屈一指。

如此“柔仁好儒”之人，为何自他起西汉会渐趋衰落呢?究其原因有三： 一、纯任德教 在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

到元帝时期，开始一反前代帝王之制，单崇儒家，纯任德教，治国完全以经学为指导，选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标准。

为什么元帝摒弃主张严刑峻法的“霸术”，而改用“以柔治国”，强调“教化”的儒术呢? 元帝“纯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经学修养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即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农民纷纷破产，有的沦为佃客和奴隶，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为假田农民(国家佃农)，有的成为流民，而这些人原来所承担的租税赋役，又都转嫁给编户齐民，即自耕农身上。

再加上政治腐败，官吏贪婪，天灾频繁，各地不断暴发反抗西汉统治的斗争。

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统治者只好放弃“霸术”，纯任德教，以期缓和社会矛盾。

这种方略的改变，是由元帝提出并加以实施的。

在实行“教化”的儒术方面，元帝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尊崇儒学。

元帝即位当年，即采取尊奉的措施。

孔子第十三世孙孔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诏日：“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

”这是以皇帝名义奉祀孔子的重大举措，孔霸被封为关内侯，赐食邑800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金200两，府第一所。

孔霸去世，元帝两次穿素服去吊祭，赐给东园秘器钱帛，赠予列侯礼安葬，谥号“烈君”。

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起用师傅萧望之，赐爵关内侯，食邑800户。

夏侯胜卒后，“赐冢茔，葬平陵。

赐钱二万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

尊崇帝师的社会效应，必然导致人心向儒，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会地位。

汉元帝 以儒家标准选官用人。

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学博士弟子数量，由宣帝时的200人，激增至千人。

对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

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xBBY，不如一经。

”儒学宗师夏侯胜也常常教导他的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

”可见读儒经做官，已成为当时士人人仕的主要途径。

在元帝用儒方针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经学相矜持，儒生布满朝廷上下，他们或位至公卿，或为地方长官。

郭沫若说：“元、成以后……明经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

”而大批儒生进入政界后，又必然会把儒家理念施之于政事。

元帝即位后，摒弃了宣帝霸王之道相杂的政治，发布的各项政令以及诏书，多引经为据。

质问大臣，则穷究“经义何以处之”;大臣执法，则要求其“顺经术意”;如果大臣奏议上的语言不符合经义，则必然会遭到严厉的批评。

元帝的好儒，并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诸实施。

由于利禄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自武帝“，表彰“六经”以来，到了元帝时期，经学才真正昌盛起来。

正是由于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才使得以动荡的社会又暂时平静下来，西汉王朝才没有即刻崩溃，而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不过，汉元帝以儒治国也留下了负面影响。

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元帝广用儒生之事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

”同时，以经取士固然为汉王朝选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决定了许多人读经即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后，往往不是尽忠守职而只图保持禄位，尸位素餐而已。

能治者不能为官，为官者不能为治，士与吏截然两途，这不能不影响到西汉后期各级政权的效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尤其是，元帝强调以经取士，使一些只知书本、而不省吏事的“书呆子”也被选进了各级政府机构。

二、偶幸“家人子” 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正月，太子刘x8A]18岁，宣帝为他举行了冠礼，这标志他已成年了。

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他最爱的司马良娣病死了。

司马良娣在临死前，哽咽着对太子说：“我死非天命。

是其他姬妾得不到太子宠爱，妒忌诅咒我，活活要了我的命!”太子刘爽对此十分相，因而悲愤成疾，，把所有姬妾都拒之门外。

对此焦虑不安，赶快报告给汉宣帝。

宣帝听说太子迁怒于众位姬妾，也不好强拗其意，为了使儿子重新振作起来，便让王皇后从自己宫中挑选一些可令太子欢娱的宫女，以顺畅太子之心。

王皇后左挑右选，找了5位“家人子”(无职号的低等宫女)，排成一行，让太子刘爽自择中意之人。

这时的刘爽还沉湎于对司马良娣的哀思怅想中，瞧也不瞧面前这几位姑娘，又不耐烦皇后的一再催促，只想赶快应付了事，把手一挥，说：“这里边有一个人还可以吧。

” 这时有位叫王政君的姑娘，站得离太子最近，又穿着与别人不同的绛色袍服。

王皇后以为太子看上的就是她，就把这位幸运儿送人太子宫，皇太子和王政君初次相逢于内殿。

也许是皇太子多时未与女人接触吧，现在偶然见到一个的少女，含嗔带娇地向他走来，不免触动情欲，便一夜风流。

没想到的是，仅此一夜王政君竟怀了孕。

次年，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王政君生下嫡皇孙。

汉宣帝见皇室有了继承人，便，亲自给孩子起名叫(骜者，千里马也)。

可见老皇帝对这个寄予多么大的厚望!从此，老皇帝常常把这个孙子带在身边，寸步不离。

甘露四年(公元前50年)，汉宣帝去世，皇太子刘爽即位，史称汉元帝。

封王政君之父王禁为阳平侯。

仅过3天，又立王政君为皇后。

第二年，又立才5岁的长子刘骜为皇太子，王禁的弟弟王弘也被委为长乐卫尉的重任。

汉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王禁去世，其长子王凤继承侯位，并被任命为卫尉、侍中之职。

真是“一人得道，”。

刘爽得遇王政君纯属偶然。

但是，没有偶然就没有历史，这一幕使得外戚登上了西汉的政治舞台，为日后的篡汉，埋下了伏笔。

三、威权旁落 本来汉宣帝临终前，已给元帝安排好了辅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另两位是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太子少傅周堪，并提升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3人并领尚书事。

任用外戚是西汉政治长期形成的传统，宣帝也不例外。

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与史高有亲密关系，因此宣帝命他握有中朝决策大权，地位最为重要。

萧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师傅，是当代名儒，深谙政事。

萧望之又引进宗室明经达学之士刘更生(楚王刘交的后代，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共参朝政，史称“四人同心，谋议劝道，正义古制多所欲匡正”。

“匡正”什么呢?就是匡正君主。

在中国古代，儒家主张实行人治。

说过：“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他们相信，只要统治者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臣民垂范道德人格，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

但是，君主握有生杀予夺绝对权力，而且再没有可以对其约束的机制，那么，“天子圣明”靠什么来保证呢?儒家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能奢谈“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问题变成一个君主的道德修养问题。

所以萧望之等人就寄希望于对皇帝的教育，引导元帝努力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的理想，以期改造一个国家或社会，扭转一个时期的社会风气。

诚然，教育的功能不可低估，但绝不是万能的，萧望之等人太过于天真了!元帝即位不到一年，3人一体的辅政班子，就出现了裂痕。

史高以外戚之亲“领尚书事”，萧望之和周堪是他的副手。

但开始时，汉元帝对自己的两位名儒师傅特别信任，萧望之等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于是史高的心理失去了平衡，与萧望之的嫌隙日深，这便为宦官石显弄权提供了条件。

在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中，汉元帝始终依赖宦官，因为他认为宦官没有家室，形不成盘根错节的庞大集团。

这就是元帝时期宦官石显之流得势的根本原因。

加之，宦官石显善于顺风承旨，阿谀奉承，元帝可以称心如意，为所欲为。

其实石显之流早有“外党”，和外戚史丹、许嘉勾结在一起，还拉拢了一批见风使舵的儒臣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人，结成朋党。

还与长安豪侠万章交往甚密。

体弱多病的元帝原想自己不理政事，而要通过宦官石显来控制大权，结果大权旁落，授柄于人，迫使萧望之自杀，周堪、刘更生被贬为庶民。

元帝之所以大权旁落，不仅在于近幸的狡猾技巧，更在于他自身政治水平的低能。

司马光评述道：“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

”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

虽然元帝“柔仁好儒”，终因用人不当，威权旁落，最终使得西汉王朝走向了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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