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性格也最终导致了她难以回避的悲剧命运。

2007年岁末，在事隔整整40年之后，一个曾经美艳无比却又落寞不已的名字再次被人们提起，她就是闻名全国的京剧“坤旦皇后”，被戏剧大师梅兰芳誉为自己“最得意的女弟子”的名伶言慧珠。

“坤旦皇后” 1919年深秋的北京，被誉为京剧“四大须生”之一的言菊朋家添上了一位女公子——言慧珠。

当时，言家生活并不算富裕，但清王族之气韵犹存。

皮黄、丹青、诗词……传统士大夫文化浸润着这一家老小的生活。

或许是从小便受到家庭熏陶的缘故，言家的几个子女(长子言少朋、儿媳张少楼、二女言慧珠、次子言小朋、儿媳王晓棠、幼女言慧兰、女婿陈永玲、言兴朋)分别从事着京剧、昆曲、电影、话剧、评剧等诸多艺术行当。

而其中最具光彩的，就是言慧珠。

生就一个“美人胚子”的言慧珠，在少年时期便显露出我行我素、恣情任性的个性来。

她出奇地爱看戏，不光看，还要高声吆喝，起劲鼓掌，俨然一位惯于“捧角儿”的豪门太太。

面对娱乐小报上“言二小姐如痴如狂”、“小姐狂捧男角”等花边新闻，大胆泼辣的她满不在乎，依然故我。

到了17岁，出水芙蓉般的言慧珠羽翼丰满，她再也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辍学，着魔般地正式下海学戏。

按照梨园界的说法，17岁少年的骨骼已经基本定型，很难再按照原来的那套“唱念做打”的身段功夫来训练，但言慧珠认准道路之后，就义无反顾。

她在短短3年的时间里，就拥有了过人的扎实武功，加之其独有的甜美嗓音，俊美妩媚的舞台扮相，居然胜过了专业科班出身的演员。

1939年，20岁的言慧珠随父到上海演出《扈家庄》，高大又苗条，艳丽又纯洁的外形，眉宇间荡漾着一股难得的英气……顿时令她在角儿云集的大上海一炮而红。

成功之后的言慧珠并没有停止对艺术的追求，她初学程(砚秋)派，继而觉得梅(兰芳)派更适合自己。

为了学得梅派艺术精髓，她想要拜在“梅花书屋”门下，成为梅兰芳的高足。

但此事决不简单，当时梨园界的习惯，男旦艺人一般很少愿意收正式的女弟子，程砚秋更是终身不收女学生。

言慧珠为入梅门，真可谓煞费苦心。

她先是结识了梅府的重要幕僚许姬传等人，博得他们的好感。

再后，又取得了梅兰芳千金梅葆玥的赖，通过讲故事等办法哄得这个可爱的小女孩成天围着“言姐姐”转。

她的思虑不可谓不周密，因为要梅兰芳亲授说戏，如无梅家子女在侧，日子一久难免生出闲言碎语。

通过这许多的努力，言慧珠终于如愿以偿。

1943年，在上海马思南路87号梅宅，言慧珠正式拜梅兰芳为师，并在日后成为梅门最出色的女弟子之一。

拜师后的言慧珠不仅在梅家抓住每一个机会向老师学戏，遇到梅先生演出，更是不肯轻易放过。

1945年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复出登台唱戏。

不管演多少场，言慧珠绝对是场场必到，风雨无阻。

当时的剧场永远有一个座位为她准备着，待梅兰芳演出开场前几分钟，她才缓缓进场，永远扬着头，高跟鞋响着清脆的节拍，唯恐全场不知道“言二小姐”的到来。

坐下之后，她往往先不看舞台，而是挺着脖子用眼睛向前后左右扫射一遍，接着抬起手理理鬓角，打开手包，用小镜子照着补妆，扑粉抹红，旁若无人。

直到梅兰芳出场，她一下子如同变了个人一般，极为用心地盯着老师，决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言慧珠不时用笔记录，情到深处甚至不顾台下众目睽睽，极为投入地跟着老师一起比划，如痴如醉。

这样执著专注的学艺精神，令言慧珠的梅派青衣几可乱真，加之其特有的女性美，更在梅派的基础上，独创一格，融会中西。

可以说，言慧珠独有的现代气质使得那一时期的京剧旦角形象更为时尚化了。

面对弟子对自己艺术的执著追求，梅兰芳极为赞赏。

但对于言慧珠喜怒形于色，大爱大恨、不顾世俗的“大小姐脾气”，梅兰芳也是极为忧虑的，他曾多次讲：“言慧珠演《巴黎圣母院》最合适了。

”的确，言慧珠说话行事，从来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及对象，总是呼啸来去，旁若无人，说话又过于直爽，绝不顾及他人脸面，极容易得罪人。

这样的性格也最终导致了她难以回避的悲剧命运。

公私合营 1949年5月27日，上海响起了震天的爆竹声。

这一天，言慧珠一反常态，不施脂粉，穿着俭朴，打扮得如同女学生一般，兴冲冲地赶到了南京路，在欢迎解放军的群众之中，跟着大家一起扭起了秧歌，唱起了欢歌。

她是由衷欢迎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的，但在新中国成长的风风雨雨中，言慧珠的强烈个性令她永远扮演着某种“低能儿”的角色。

建国初期，言慧珠依然幻想着能够和自己的老师一样，自己挑大梁，私人组班进行演出。

她集编、导、演于一身，把《梁山伯与祝英台》、《春香传》等题材搬上了京剧舞台。

接着，她组成了“言剧团”，带着新剧目巡回演出，取得了空前的轰动，单她一个人的收入就有好几万。

不久之后，我国进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新阶段”，戏班陆续实行“公私合营”。

言慧珠盘算的个人组织班社的那一套完全行不通了。

那时，像李玉茹、童芷苓等上海有名的坤旦已先后参加了上海京剧院，成为国家干部，每月工资在千元以上。

政治上光荣，生活待遇也很好。

万般无奈的言慧珠最终不得不提出申请，要求“国营”。

她先后在许多国营剧团中落脚，甚至还曾来到北京，希望参加中国京剧院。

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都没有得到重视。

性格倔强、要强的她碰壁之后一度还曾有过轻生的念头，经抢救之后又再次回到上海，参加了上海京剧院的工作。

当时的上海京剧院，已经有李玉茹、童芷苓两位头牌花旦，加上言慧珠，顿时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言慧珠的演出机会自然不会很多。

从1956年5月到1957年5月，整整一年时间，言慧珠只演了13场戏，这令爱戏如命的她顿生“进了京剧院，戏都唱不成”的牢骚。

加之她身上特有的“大牌”优越感，对谁都不愿迎合，甚至不愿和周信芳院长配戏，如此处世，自然结下一大群冤家对头。

1957年5月初，上海召开整风运动座谈会，邀请知识界、文艺界、科技界知名人士对政府提意见。

早就按捺不住的言慧珠想到自己这几年的处境，立马把“我要演戏，让我演戏”的心声大大发泄了一通，并在1957年5月9日的《文汇报》全文刊出。

这为她惹来了麻烦，不久，“整风”转入“反右”，言慧珠的心声成了“发泄不满情绪”、“猖狂向党进攻”，加之她一向容易得罪人，冤家很多，在关键时刻居然谁都不肯来帮她一把。

惶惶不可终日的言慧珠迷失了方向，不知何去何从。

最终，在周恩来总理与当时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徐平羽的保护下，言慧珠花了整整3个月，作了极为认真的深刻检讨，最终过关，没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艺术联姻 不久，言慧珠出人意料地与京昆艺术大师俞振飞先生结合了。

两人年龄相差将近20岁，性格上一个热情如火，一个柔顺似水，完全迥异。

之所以走在了一起，更多的是因为艺术上的需要。

应该说，事业上言慧珠是极有远见的。

但凡与艺术相关的人和事，她是从不轻易放过的。

早在1955年，俞振飞自香港被请回上海的时候，言慧珠就千方百计地想跟他学昆曲。

1957年，经文化局批准，她又调至由俞振飞担任校长的上海戏曲学校，被任命为副校长，从此改唱昆曲，正好和俞振飞搭档。

俞振飞丧偶之后，直率的言慧珠穷追不舍，1960年，言慧珠办理了离婚手续，两个月后，经过当时上海市委领导批准，她与俞振飞正式结为夫妇。

婚宴当天，真可谓热闹非凡，学生们、名流们围聚“华园”，唱曲为贺。

可就在当天晚上，这对“老夫少妻”就为了一点点小事发生了不愉快。

在今后的日子里，这对性格差异巨大的“艺术夫妻”更是没少不开心。

应该说，这段婚姻对言慧珠与俞振飞而言，都是并不圆满的。

对于这段令人诧异的婚姻，言慧珠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

她一到了戏校，就渐渐有了这个念头。

一方面，她想得到一个博学多才的男人为晚年伴侣;另一方面，她似乎也有借重俞振飞的艺术地位，提升自己的艺术水准与声誉的意愿。

这是爱情与现实的双重考虑与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直接来自言慧珠独特又复杂的性格。

果然，在艺术上，言慧珠与俞振飞开创了近代昆剧舞台上生旦绝配的最佳组合，他们合作排演了国庆十周年献礼剧目《墙头马上》，更带着合作的《百花赠剑》访问欧洲各国长达半年之久，所到之处无不大受欢迎。

生命终曲 经历了“反右”之后的言慧珠尽管侥幸过关，但在政治上，她却依然毫无长进，我行我素的脾气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1961年12月，由她和俞振飞带队的“上海青年京昆剧团”访问香港并举行公演。

在香港，言慧珠的“明星意识”一下子又被唤醒了，不仅烫了当时最时髦的发型，还在后台当场找来裁缝，为她量身定做短旗袍，珍珠项链、翡翠钻戒又再度回到了她的身上、手上，尽管已是42岁的年龄，举手投足却始终吸引着全场的目光。

她是幼稚的，没有体会到张扬背后会面临的险峻，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她不懂得收敛与改变。

在香港，她公然提出“自己与俞振飞要轮流演大轴，排名不分前后”，甚至还无知地欣然接受了一位“台湾朋友”不怀好意的“出海游览”邀请，急坏了当时的负责人，连远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也被惊动了，“慧珠要走，就真的让她去吧。

”周恩来对于这位我行我素惯了的绝世女子，却也无可奈何。

最终，在香港方面的刻意安排下，言慧珠选择了参加另一位老朋友的聚会而放弃了出海游览。

其实，她根本不明白出海游览意味着什么。

还有一次，在香港的百货公司，言慧珠为独子言卿清挑选玩具，不谙世事的她偏偏选中了一架美国出产的玩具飞机……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对于言慧珠而言再正常不过了，但放在当时的环境来看，却又是显得如此令人咋舌。

果不其然，在香港之行结束后，人还没回到上海，言慧珠就在半路上受到了批评。

1964年，江青亲自挂帅，击响了京剧大演现代戏的锣鼓。

言慧珠为此特意排演了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现代戏《松骨峰》。

谁知江青得知后，放出话来：“叫言慧珠别演啦!好好闭门思过，休想到我这里沾边!”一句话，让言慧珠再也没有机会登台，塑造新的舞台形象。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俞振飞与言慧珠作为上海戏曲学校的两大领导，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面对汹涌的大批判，夫妻二人垂眉低首，常常在院子里一站就是几小时。

他俩还被罚清扫厕所，因俞振飞平素为人和蔼，能随遇而安，常常有人悄悄帮忙，日子并不太难过。

但对言慧珠就完全不同了，她平时锋芒毕露，本来对她有好感的就没几个。

如今，原本光彩夺目的她落魄到劳动改造的地步，怎不令人泄恨?只要见她直直腰，稍息片刻，就会引来大声责骂。

夫妻性格不同，竟能生出截然相反的境遇来，令人唏嘘不已。

更可怕的是，造反派先后数次对“华园”进行了毁灭性的抄家。

他们把言慧珠塞在灯管里、藏在瓷砖里、埋在花盆里的钻戒(多达几十枚)、翡翠、美钞、金条(重18斤)、存折(6万元)都掏了出来，甚至连天花板都捅破挑穿。

言慧珠一生唱戏的积蓄，顷刻成空。

言慧珠再也没有求生的欲望，最终，一条唱《天女散花》时使用过的白绫结束了这个只有47岁的美丽女子坎坷多姿的一生。

“言慧珠的一辈子活得太超前了，时代跟不上，历史不允许，她没有生路!”著名戏曲理论家龚和德先生心痛却真诚地说出了这番令人刻骨铭心的话，为这位风华绝世的一代名伶唱出了最后的挽歌。

“慧珠二姐的艺术不是她个人的，是那么多艺术家对她无私培养的结果。

这么好的艺术，5分钟不到，就再也没有了!”在2007年冬日的纪念会上，言慧珠的弟媳，著名艺术家王晓棠少将饱含热泪地说道：“我唯一想说的，就是希望慧珠的学生们，今后无论面对多大的困境，都千万千万要好好活下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