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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期爆发过多少次农民起义?为何会这样

时间:2023-08-06来源:网络作者:小白

  明朝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明太祖朱元璋建立。 趣历史小编整理了一下,现在给大家详细说明,快点来看看吧。

  明朝是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之一,在其二百七十六年统治期间,所爆发的农民起义次数比其他王朝都要多,且频繁程度也令人震惊。

  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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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中期延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农民起义连绵不断,不仅起义的次数多,涉及的地区广泛,几乎遍及全国各个省区,而且往往是一个高潮平息不久,又有新的高潮到来,高潮之间间隔也很短,其中以正统、成化、正德时期最为集中。

  由此想到高一必修一教科书上专题一第四节中的内容,其中讲述到明朝废除宰相制度设立内阁,后又用太监牵制内阁。

  可以说,君主专制加强,对地方又设三司,等等措施是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对地方的控制权利应该是不断强化,怎么会农民起义频发?

  据不完全统计,洪武朝爆发了三十三起农民起义,永乐朝爆发了十六起,正统朝十一起,景泰朝三起,成化朝十起,正德朝七起,嘉靖朝十九起,隆庆朝一起,万历朝十二起,天启朝二起,崇祯朝更是数不胜数,多如牛毛。

  值得一提的是在被史书称颂的“仁宣盛世”、“弘治盛世”三朝共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仍然爆发了十起农民起义。

  有明一代,没有爆发农民起义的最长时间只有隆庆二年至万历五年的近十年时间。

  并且,农民起义爆发的范围之广也是令人吃惊。

  光是洪武朝爆发的三十三起农民起义中,广东有十四起,福建五起,湖广三起,浙江、江西、陕西各二起,南直隶、广西、四川各一起。

  为何明朝的农民起义爆发的时间如此频繁,次数如此之多,范围如此之广呢?

  通过广泛地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得出以下一些原因:

  一:贱民制度的逼迫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后,虽然废除了元朝的四大等级制度,但仍然保留了贱民制度。

  贱民是排除于“士农工商”之外的一个单独的阶层,虽然贱民制度不只是明朝采用,但是,明朝对贱民的限制是最严苛的。

  明朝的贱民主要由佃户、丐户、疍户、娼妓、皂隶等组成。

  他们始终无法取得与平民相同的身份地位,并且在法律上也无法被如平民一般公平对待,在生活上也遭到歧视。

  比如朱元璋曾在洪武五年下诏规定:“佃户见田主不论齿序,并行少长之礼。”

  文学家祝允明在《猥琐》中记载:

  奉化有丐户,俗谓之大贫,聚处城外,自为配偶,良人不与接,皆官给衣粮;其妇女稍有妆泽,业枕席。其始皆宦家,以罪杀其人而籍其牝,官各之而征其淫贿,以迄令也。

  大意是丐户不能与良民通婚,且不能明媒正娶,只能内部通婚,女人只许稍稍化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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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野获编》中记载:“明时浙东丐户,男不许读书,女不许裹足。”

  依靠打鱼为生的人,被编入疍户,并规定终生只能以船为家,上岸不得穿鞋等。

  不仅如此,所有被编入贱籍的人,世代只能为贱籍。

  并且贱民不能应考出仕,彻底堵死了上升为平民的通道。身份等级被固定,并且无法通过合法途径改变。

  从明初到明末的史料来看,这种现象始终存在着,这造成这些阶层的不断反抗,加入到农民起义,并且成为其中主要力量之一。

  二:土地矛盾日益突出

  明朝自永乐朝始便设立皇庄制度,皇庄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依靠经营皇家的田地以满足皇室宫廷消费。

  皇庄又具体分为皇帝所有,后宫所有,东宫所有,收入的皇权子粒银都由管庄太监直接掌管,由宫廷自行分配。

  设立这种制度本身的出发点是让皇室成员私人开支与国库公共开支相分离。

  可到了明朝中后期,这种制度的存在与变化已脱离了它原本被设立的初衷,而成为了皇室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开了明代土地兼并之先河。

  在弘治二年的时候,在京畿地区的皇庄有五处,面积约为12800顷,而到了正德朝皇庄的范围不仅扩展到昌平、真定、保定等,而且面积也达到了37595顷。

  这种兼并力度在历朝历代也是鲜有的。

  为兼并所采取的方式也大多是强行鲸吞或逼迫良民献田,在管理方式上更是残酷盘剥。

  在皇庄中劳动的平民被归入“佃仆”,世代永为贱民。

  皇庄中的田租也远超一般民间标准。据记载:“查庄田税银角八分,三倍民田。”

  同时,官吏的凶狠毒辣也让普通民众难以忍受。《明史·食货制·田制》中记载:

  王府官及诸阉丈地征税,旁午于道,扈养厮役,廪食以万计,渔敛惨毒不忍闻!驽帖捕民,格庄庄佃,所在骚然……

  土地是农业社会的根本,对于农民来说更是安身立业之本。

  明朝皇室在与民争利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粗暴地兼并农民土地,逼迫农民成为佃仆,无疑使更广大的农民阶级为少数皇族的利益而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从而引发阶级矛盾的尖锐。

  北直隶的刘六、刘七农民起义,便是遭受土地兼并而丧失田产的农民发动的一次起义。

  在皇室带头兼并土地后,民间的地主势力也上行下效。

  明初规定,官员、读书人、朝庭贵族、世袭功臣都可以享受徭役和赋税方面的优待政策。

  而民间各种赋税徭役的弊端层出不穷,直接原因就是满足地方官员的私利,比如“火耗”等苛捐名目。

  在苛捐杂税与徭役面前,许多平民百姓会选择“投献”大户,即将自己的土地献给地主,自己由自耕农转变为佃农。

  这样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大地主阶级手中。

  而大地主享受少加税或免税的特权,国家的农业税财富因此流失,于是朝廷通过增税 加赋等方式将损失转嫁给自耕农,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到明中后期,民间的土地兼并已经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

  有史料记载:“江浙权豪庄田阡陌连亘,一家而并十家之产。”

  这种现象造成了大量的农民不堪重负而家破人亡或失去土地为奴。

  由此观之,农民起义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当时朝廷亦有明智之士,意识到要想延续明王朝的国祚,非用改革这剂猛药来破除土地矛盾这一陈疴不可。

  被誉为“明代唯一大政治家”的张居正雷厉风行地推行“一条鞭法”与清丈全国土地的改革。

  并通过“赋役合并,折银折税,以银代役”等一系列手段,简化了征税科目与程序,降低了损耗,减少了官员的参与,减少了贪污腐败的机会。

  从而减轻了自耕农的压力。

  同时,在清丈土地中清理出近300万顷的被大地主阶级隐瞒的田地,追加田税或没收交与农民耕种。

  张居正卓有成效的改革使“让利于民而国用饶”。

  《明通鉴》评价说:“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皋,居正之力也。”

  万历朝初全国未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并且保持了数年,这不得不说是张居正的功绩。

  但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立马废除了张居正耗尽毕生心力的改革措施。

  使得“土地兼并”之风死灰复燃,各地民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终为明王朝敲响了丧钟。

  在崇祯末年,大明危亡之际,崇祯皇帝发出了“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的感叹。只可惜世间已无张居正。

  三:朝廷剿匪策略的失误

  崇祯朝时,农民起义在明朝遍地开花,同时北方战局与后金军的对峙也是连连告急。

  为了挽救对农民军战局的颓势,时任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征剿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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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将流动作战的农民军包围起来逐渐消灭,这种战略在初期取得了巨大成功,最强大的两支农民军大西军和大顺军相继投降。

  陕北地区的农民起义似乎已被完全平定。同年,后金军发动第四次入关战争。

  杨嗣昌深知农民起义的威胁并没有被完全消除。

  比如大西军首领张献忠并没有接受朝廷的官职,手下的部队也并没有接受朝廷的改编,而是被他化整为零分散在全国各处,时刻准备着机会东山再起。

  对此杨嗣昌对崇祯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即向后金议和纳贡,集中全力征缴完农民军后再开启对后金的战争。

  可这遭到了主战派的一致反对,崇祯被迫与后金开战。战争的结果是总督天下援兵卢象升战死,蓟辽总督洪承畴、总兵祖大寿等陆续投降。

  自崇祯十三年至十五年的“松锦大战”以明军的全盘崩溃而告终。

  从此明朝在关外无险可守,更重要的大量的精兵良将被消耗。

  与此同时,沉寂一时的农民军看清了明朝的虚弱,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狂潮再次兴起,大有星火燎原之势。

  明朝主力部队深陷在辽东战局的泥潭之中,无力剿灭关内多如牛毛的农民起义军。

  杨嗣昌虽再祭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术,但早有防备的农民军首领如张献忠采用针锋相对的“以走制敌,避实击虚”的战术,使“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战术最终破产。

  随着张献忠和李自成相继攻破明朝重镇襄阳与洛阳,标志着明朝彻底无法控制农民起义军。

  如果崇祯采用杨嗣昌的主张,与后金签订和约,全力剿灭农民军后进行社会改革,恢复生产,与民休息,待到国富民强时再收复失地,明朝的结局可能是完全不一样了。

  前朝并不是没有先例,汉高祖刘邦在惨遭白登之围后对匈奴采取妥协和平的态度,经过“文景之治”的休生养息,恢复国力后,于汉武帝时期发动一系列对匈奴的战争,解除了匈奴之患。

  明朝已无双线作战的能力,若坚持对后金军开战只会使自己的不堪一击为天下所知。

  所以明末农民起义才敢如此肆无忌惮地遍地开花。

  明朝末期错误的战略方针使农民起义剿不胜剿。

  但农民起义是当时各方面矛盾激化的结果,即使是明末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方针,而不采取相应的社会改革措施,农民起义仍会是大规模兴起。

  四:宗教活动的推动

  明朝对佛道两教采取的是抑制和利用并行的政策,既想阻止宗教嬗变为组织农民起义的工具,又想利用佛道维持社会秩序。

  结果由于佛道二门缺乏开拓创新,又无法满足民众的精神需要,逐渐在明朝中后期形成了“佛道不行,而民间宗教盛行”的局面。

  自唐宋以来盛行的白莲教成为组织发起明朝农民起义的重要因素。

  白莲教是一种秘密宗教结社,渊源于佛教的净土宗。

  因其是一个半僧半俗的秘密团体,且教义简单,经卷通俗易懂,到明朝接收了很多来自下层社会的信徒。

  教内实行家长制统治,尊卑有序,等级森严,极易一呼百应,所以是利用其反抗压迫 统治并建立政权的理想工具。

  唐赛儿是明朝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子之一,她本只是一个 普通的农家女子,却利用白莲教发动了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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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成祖朱棣因迁都北京,大修宫殿,广开运河,需调用大量民力,于是在山东征调了十万民夫。

  农民徭役负担沉重,同时灾害瘟疫流行,农民难以生存,竟至于“山东河南诸处饥荒水旱相仍,剥树皮,掘草根,老幼流移,颠踣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国榷》)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唐赛儿的丈夫被官府逼死。唐赛儿痛不欲生,想要为丈夫和与他有同样经历的父老乡亲们报仇,于是想到了利用白莲教。

  在民间传说中唐赛儿通晓白莲教诸多仙术,且会使用白莲教的宝剑,被称为“佛母”。

  永乐十八年,唐赛儿通过传教组织益都,安州,寿光等地的信众发动起义,虽然短短两个月便被平定,但取得了两次对官军的大捷,取得的效果也是显著的。

  朝廷被迫收敛了对农民的压迫,朱棣下诏“诏罢不便子民及不急诸务,蠲十七年前逋 赋税,免去年被灾田粮。”

  同时,唐赛儿在民间传说中被神化,她的事迹通过戏剧,文学作品等被广为流传,民众还为她修建唐赛儿祠。

  白莲教在明朝呈现出与佛道截然相反的特征,不是提倡人们顺应,它反而主张打破不合理的现状并为之作斗争。

  由此观之,在天灾人祸或社会动荡之际,它往往能成为组织农民起义的工具。

  比如在天启二年,徐鸿儒再次利用白莲教发动农民起义,这次农民起义被标志为明末民变的先声。

  由此可见,宗教的推动是明朝农民起义繁多的关键要素之一。

  可是,如果统治者能爱惜民力,与民休息,轻徭薄赋,那么宗教便只能停留在精神层面上。

古时候起义很多都不是农民,我们为什么会称之为农民起义?

在我国古代的时候,曾经发生过很多的起义时间,从到后来的,而要说历史上最成功的两次农民起义,最成功的应该就是和两人了吧,而这两人都建立了非常强大的朝代,但是纵观历史上也有很多并不是农民的人,他们起义也被称为是“农民起义”,而今天要给大家说的就是古代起义的人,大部分都不是农民,为什么我们称之为“农民起义”?下面就让小编一起来带大家看看吧! 首先来分析一下历史上比较大的一些农民起义中,那些领导者的身份,黄巢起义中的张角,人家是太平道的创始人,好歹也是个,而且原本就出生于一个有钱人的家庭中,应该算是的一个富家子弟吧,还有李自成也是一个公务文员,甚至是也是因为屡次的考试不中,最后建立了的。 从古至今,一直都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比如陈胜在中被归于了世家,刘邦,朱元璋等人则是被夸赞的上了天,认为天下原本就应该是他们的。但是想那些失败的,张角,李自成等人,他们就被称为是“盗贼寇”,所以农民起义的成不成功还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而农民起义是怎么进行划分的呢?首先从古代的社会制度来看,是封建社会,而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永远对立的,而这两种阶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只要是反对地主阶级的,就都被称之为是农民起义。像造反,李渊造反等等就没有被归于农民起义,就是因为他们原本就属于是地主阶级。只不过是内部斗争罢了。 而在进行区分,就是因为那些参加的人大部分都是农民了,而农民就是那些长期被压迫,在没有起义之前一直从事的是农业生产,这时候就是说他们是农民起义了,而像有一些人,在没有当兵之前也是农民,而当了兵之后才参加的起义,这时候也不能够算作是农民起义。而且仔细看李自成,洪秀全等人,他们严格来说的话,就算是读书识字,但是他们还是属于是农民。 最后就是农民起义是会得到很多力量的支持的,尤其是那些被压迫的活不下去的人,他们只能够跟随大军造反,然后慢慢的夺取天下,掌控别人的命运。而这也是很多农民起义都会开战的十分迅速的原因。 随机文章常见木桶定律在生活中的体现,人要成为明灯而不是短板阿什法则的重要性,无视它恐让微软和华为破产(绝非危言耸听)中国鹰击18反舰导弹,射程和突防能力位列世界前三科学家证实地狱多可怕,鬼哭狼嚎的声音是岩石的自然轻微活动物理时间和时刻的区别,时刻指的是特定的时间/点与线的区别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中国的农民起义为什么会那么惨烈?真相是什么

在历史上,中国的农民起义在世界范围内可谓是,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破坏力极强。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史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贯穿于其始终。其中,更是发生了几次 导致改朝换代的大起义,如起义、绿林、、、起义、元末农民战争、明末农民战争、白莲教起义、起义,等等。 建国以来,这些农民起 义被官方史学界,认为是正义与进步的化身,沉重打击了统治阶级的统治。他们很大程度忽略了这些所谓起义的巨大破坏性,每当它们爆发,华夏大地都要面临一次人口大灭绝。秦汉农民战 争后,人口不及以前的三分之一;后,人口同样减少了三分之二;黄巾起义后,5700多万人口,更是十不存一。其流毒之广,破坏力之强,不禁让人侧目。在世界上,中国 农民以其勤劳、温和以及强大的忍耐性而闻名,然而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们形成了数十万,甚至于上百万人规模的大起义呢?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统一”,可能是造成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重大原因。那么统一,到底会给大规模农民起义造成何种便利呢?本文将一一为大家道来。 统一帝国的“群聚”现象加剧了农民起义的规模 对于大规模农民起义来说,群体性的聚集是最为主要的形成要素之一。在大规模的群体中,谣言、负面情绪以及邪教思想很容易得到快速传播,有时候只需一匹夫振臂一呼,就会有千万人响 应。在历朝历代统治者,对于不受控制的群聚都严加戒备。在周厉王时期,为了防止国人串联作乱,更是在街道上密布秘密警察,随时抓捕相互交头接耳者。这使得人民相遇,只能道路以目 。到了后世,三人以上的聚会往往要报备官府。婚丧嫁娶的宴饮如果不报备,不能随意举行。到了现代,政府仍对游行、结社等群聚活动,严加控制。 在统一帝国建立之前,人民被人为的割裂,不可能实现全国性的串联,所以暴动仅仅限于一国或者一地。比如的“庄矫暴郢”事件,并没有扩散到其他诸侯国。然而,当统一帝国建立后 ,人民大规模的群聚成为了可能。统一帝国的群聚活动分为两种,一种是行政性群聚,另一种是自发性群聚。 行政性群聚,多发生于大规模戍边、基础建设和救灾活动之中。统一帝国建立后,国防、基础建设以及救灾需求大大提升,政府不得不组织大量人民进行这些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大量 聚集,有时候多达数十万。而以当时的生产力,又不足使政府具有驾驭这么多人力的能力。在管理上很容易出现漏洞,瘟疫、饥饿、过劳死在戍卒、民夫之中横行,因此邪教、谣言以及负面 情绪就更容易传播了。戍卒手中有武器,民夫手中有工具,加上庞大的数量,一场大规模起义就发生了。 以陈胜吴广起义为案例。在统一帝国建立前,作为楚人的陈胜吴广远在南方,可能压根就不知道匈奴以及长城为何物。如今要他们背井离乡,去远在千里之外的边疆屯戍,肯定会心生不满。 在这种不满的情绪下,不安定分子陈胜的谣言就很有市场。当时,陈胜以及九百名戍卒被大雨阻止在大泽乡,眼看就要失期。陈胜利用戍卒们对于秦法的不熟悉,散布“失期当斩”的谣言。 而实际上按照秦律,失期不过只是罚没一个盾牌而已,远不至于判处死刑;而且一下子处死九百人,很明显不现实。当戍卒们出现恐慌后,陈胜吴广不失时机地开始,用迷信蛊惑戍 卒。比如将写有“陈胜王”的布条塞进鱼的体内,再比如在戍卒们休息地附近学狐狸叫,不断地呼喊“陈胜王,大楚兴”。谣言引发了戍卒们造反的念头,迷信思想坚定了戍卒们造反的决心 ,于是席卷全国的就爆发了。 因为群聚容易生乱,专制政府对于大规模基础建设可谓是慎之又慎。到了元末,黄河发生大规模洪灾,许多大臣都不主张救灾,就是这个原因。当政府决定救灾后,民工们果然受到“石 人一只眼”的蛊惑,发动大规模的起义。 自发性群聚,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邪教的横行。中国的农民起义很少为宗教而打响,但是却也少不了宗教。中国的统一,为邪教们流窜全国提供了方便,实现了大串联。例如黄巾起义, 教主布道于全国,获得了数以百万计人民的支持。张角趁势将教众分为三十六方,遍布于全国,在同一天发动大规模起义。一个月内,黄巾起义的战火遍布全国,七州二十八郡都发生战 事。如果在分封时代,这样全国性的大串联是不可想象的。 统一时代的流官制度加重人民的剥削 中国的统一,造就了一个具有庞大面积的大帝国。为了有效统治这个广大区域,并防止封建领主的割据,历朝历代大多使用郡县制,派遣有任期的流官到地方进行治理。为了防止流官在地方 作乱,中央制订了严格的回避制度,也就是说官员不得在故乡任职。这个制度严格到什么地步呢?年间,浙江绍兴府通判一职出缺,于是吏部推出了顺天籍官员张廷泰补缺。但在乾隆帝 接见张廷泰时,听出了他的绍兴口音,“因加询问”,得知其幼年曾随父在绍兴居住数年,于是乾隆取消原拟任命,让张廷泰到福建任职。 这样的制度虽然避免了流官割据一方,但是也造成了严重的副作用。流官非封建领主,治理的地方并不是自己所有的领地,他们只是所在地人民的“牧”,而不是“主”。所以地方治理的好 不好,人民是否,并不是广大流官们所关心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没有大过就好,所以很容易出现人浮于事的状态。更有甚者,流官们还会与当地豪强沆瀣一气,疯狂地贪污 受贿,残害人民。“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绝非虚言。 在以后,历代政府为了防止农民起义,往往采取轻徭薄赋的税收政策。这种政策意在利用中国庞大的人口,通过集腋成裘的手段,从地方抽取巨大的财富。这样的政策既富了国家,也减 轻了人民负担。在西欧、日本的封建社会,领主们对手下农奴的剥削率要远高于中国。有些领主收取的租税,甚至达到了农民收成的六成。但是农奴是领主们的财产,注定了他们不会将农奴 往死里逼。但是对于中国的流官们来说,逼死个把农民是毫无压力的,强占农民的田地是可行的,甚至像强盗一样抢劫商旅也可以做到。例如西晋巨富石崇,他的巨额财富居然是通过在荆州 当地方官,抢掠商人所得。 在五代,官员对于人们的盘剥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后唐冯贽的《云仙杂记·拔丁钱》记载:“官员赵在礼之在宋州,贪污受贿,害苦了百姓。后来他被朝廷外派他地,百姓欣然相贺,都说: ‘此人若去,可为眼中拔钉子,何快哉!’结果赵在礼听到了,大为愤怒,立即上表求在宋州继任一年。赵在礼于是命吏籍管内户口,不论主客,每岁一千,纳之于家,仅在一年的时间就获 钱百万。” 在专制时代,循吏清官往往是少数,这些人被万古传颂。多的就是贪官污吏,受到层层剥削,人民又如何会不反抗呢?所以在那个时代,人民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并非与地主阶级的矛盾,甚至 并不是与中央政府矛盾,而是与官僚阶级的矛盾。在官逼民反后,起义参加者不仅是农民,地主同样也会参与,而且往往还是带头人。他们打出的旗号往往不是抢班夺权,而是要反贪官。就 如所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也就是“反贪官,不反”的意思。 统一帝国造就了流贼的猖獗 中国农民起义军,往往有另一个称号--流贼。中国面积广大,给流动作战提供了巨大的回旋空间。当一个地方发生大起义后,农民起义军往往化为流贼,向全国蔓延。例如唐末的黄巢起义 ,数十万流贼在的领地上南征北战,避实就虚,以乌合之众竟连破名城,在南方攻破了广州,向北连唐朝首都洛阳、长安也被攻破。另一个大的流贼时期在元末,红巾军并分三路向元朝 发动总攻,兵锋竟然远至元朝上都以及朝鲜。到了明末,、李自成、罗汝才等人在陕北发动起义,转战中国多个省份,李自成更是攻破了北京,将明王朝灭亡。 流贼往往是因为一场自然灾害而引发,饥饿的贫民同时受到贪官污吏的盘剥,不得不造反。饥饿贪婪的流贼们往往抢光、吃光、杀光自己途经的一切,被他们劫掠的当地人往往会因此一贫如 洗。为了生存,这些人也被流贼们所裹挟,自己也成了流贼。就这样,流贼的队伍如滚雪球般变大,很快就能扩展至十万以上的规模。当他们遇到训练有素政府军的围剿时,流贼们往往会一 哄而散、,向全国各地蔓延。 对于许多流官来说,他们手中掌握的军事力量往往是治安军,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能与的流贼们抗衡。他们所在的地区也就成了流贼们重点的进攻对象,成为流贼们扩大实力 的基地。对于有实力对付流贼的朝廷命官来说,主动攻击流贼无异于自找麻烦,他们往往自满于保境安民,只是将流贼们赶走就行。在唐末和明末,流贼们之所以能造成如此大的破坏,很大 程度就是由于那些地方实力派不肯互相合作,导致流贼的实力越来越强。 历史上的流贼们并不像现在历史书中说的那么“伟光正”,他们带来的破坏绝不下于一场巨大的自然灾害。他们所经过的地区,留下的往往只有尸体和废墟。所谓“均田免粮”、“闯王来了 不纳粮”,不过是句漂亮话而已。例如黄巢“起义”,流贼们缺乏军粮,他们居然以人肉为粮。他们用大石碾将抓来的百姓压成粉末,并把肉泥蒸熟当饭吃,其残忍简直。再如 时期的赤眉起义,赤眉流贼将所到之处全部抢光,从关东到关中,他们所经之处竟然都成了一片白地。所以说,农民起义所造成的流贼,大大增强了其破坏力。 与中国相似,也经常面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困扰,其中发源于中亚的阿布·穆斯林起义更是颠覆了伍麦叶王朝,实现了改朝换代。 而对于封建制度,或有封建性质的国家来说,流寇很难生存。领主们将自己领民保护在坞堡之中,流寇们想要获得给养,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领主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人民,打击流寇更会不遗余力。 例如在汉末,地主豪强们纷纷起兵,在各处打击。人数多达数十万人的黄巾军,竟然在几年内就被地主的“义兵”所歼灭。在日本,曾发生了大规模的“一向宗”起义,虽然声势浩大 ,却受困于日本大名众多,始终成不了大气候,最终被大军阀织田信长所歼灭。 在西欧,农民起义并不少,著名的起义有尼卡起义、扎克雷起义、闵采尔起义、胡斯起义、起义,等等。然而,这些起义大多都没有形成气候,被封建势力联合剿杀,远没有中国的农民起义那么声势夺人。究其缘由,盖因西欧实行封建制度,广大农民被被封建领主们人为的分割开,无法实现串联,不能成为流贼,很容易被封建领主们联合剿杀。 很显然,分封的制度对于农民起义的烈度具有极大的限制作用。 统一中国的农民更有改朝换代的信心 中国的统一国家中,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要远大于西欧和日本。在时期,中国的贵族社会就开始瓦解,平民阶层开始上位。儒家强调“有教无类”,墨家强调“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法家强调“军功爵、法不阿贵”。这是当时,中国社会阶层流动性加强的缩影,平民通过努力也可以当飞黄腾达的信念传播至民间。在秦末,陈胜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奏响了平民抢班夺权的最强音。在战争中,平民带着胥吏、吹鼓手、屠夫等人,打败了秦朝和,建立了,开始了“布衣将相”的时候。刘邦以一介布衣称霸天下,给未来的起义者们开了个“好头”。在以后的历届王朝,很多起义者都以推翻政府、建号称帝为目标,其中是除刘邦以外,另一个成功者。 然而在封建势力强大的西欧和日本,阶级固化远比中国严重,贵族与平民泾渭分明,平民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贵族。西欧的许多农民起义,并没有目标,也没有指导方针,其目的往往在 于减少剥削,而不是推翻自己的领主。当自己的目的达到后,农民往往又回到自己的领主身边,继续受剥削。当然,还有一些农奴选择逃亡,投靠到自由城市做工。 在封建国家,贵族阶层能够掌握远高于农民的武力,从而使得贵族与平民的力量对比变得十分悬殊。在西欧,一个全身披挂的骑士可以轻易击败数十倍于他的农民;在日本,一个武士可以因为平民对他“无礼”,将其斩杀而不用付任何责任。因为贵族们的武力压制,导致农民不敢反抗,甚至连想都不敢想。这与中国农民反抗朝廷的自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总之,统一对于中国具有相当多的好处,但也带来了农民起义的狂烈,加强了农民起义的规模、频率以及破坏力,可谓是有得必有失。因为农民起义,中国总是困扰于王朝周期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面临一次人口大灭绝,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所以,在统一的同时,如何避免大规模的动乱问题,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反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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