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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的别样主流是什么样的?读书不入仕,文人当咸鱼

时间:2023-08-11来源:网络作者:小白

  大家好,这里是小编,今天给大家说说魏晋南北朝的故事,欢迎关注哦。

  “隐逸”一词古来有之。在中国古时候封建时期,很多文人名士是为了逃避世俗,或是大隐隐于市,或是小隐隐于野,放弃功名利禄,俗世所有,并与自己的过去告别。

  当然,隐逸文化确实是一个特殊的文化象征,因为封建时期特殊的社会风尚或是国家命途都会影响到名士的隐逸想法。

  孟子也曾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语句,给后世文人的一个提醒。

  但是无论什么真相,文人苦读数载,却不入仕报国,对于国家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名士将隐逸文化诠释到极致,成为中国封建时期文人隐逸的典型代表人物。

  那究竟有什么真相导致魏晋南北朝的文人放弃公务员铁饭碗,而回归乡野山林呢?文人墨客就甘愿成为“咸鱼”?

  一、读书不入仕,文人当“咸鱼”等隐逸文化表现在魏晋南北朝的发展

  01、读书不一定非得入仕,为天下,更主要为了自己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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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自己而读书,我为自己代言。

  古往今来,读书人苦读数十载,或是为了有朝一日,考取功名从而进入仕途,从此官运亨通,光宗耀祖,或者是为了入朝为官,为国家兴亡而奋斗,匡扶正义,传播正能量。

  但是无论是从哪种观念出发,文人都是为了将自己安置在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做一个政府的小齿轮。

  所以与其说文人是为了天下正义而读书,倒不如说文人是为了自己的命途而读书。

  但是文人也有生不逢时的时候,在东汉末年,战乱频发,国家难得稳定,百姓也不得安宁,各个地区和部落也出现激烈的碰撞。

  就算有抱负的文人入仕也很难实现自己的愿望,或是得到重用,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很多隐逸山林、闹市的文人,他们对于之前的天下、大道实在是无能为力,只能在这混乱的世俗当中,寻求一个自保的位置,让自己得到暂时的满足。

  当然,文人的这种观念也是在一定的思想背景下形成的。

  东汉末年,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玄学文化兴起,逐渐地压过了儒学思想,文人们也崇尚老庄思想,不被礼教束缚,脱离限制。后人在评价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的时候还会带上“疯狂”一词。

  在这个时期,文人似乎是将“天下”抛于脑后,重视洒脱肆意的生活。有很多文人还会吸食五石散,让自己深陷在幻觉当中,不为凡尘俗世所烦忧,或是直接醉酒在山林之间,酒醒了再喝醉,如此周而复始,就是不想认清现实。

  他们不是真正地迷失自己,反而在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政府和社会世俗的失望和不甘。

  就这样,文人们在面对糟糕的现实情况下,只能选择放弃入仕,从而隐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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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不留恋官场城镇,寄情自然山水的心态

  在中国古代上,能够选择回归山林,寄情山水之间的文人墨客,大多数都不慕名利,所以从来不被财富地位等身外之物所束缚。

  在他们眼中,凡尘当中自由自在的山林才是他们的最后目的地。

  在流传到现在的竹林七贤饮酒图和王羲之《兰亭集序》的“曲酒流觞”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魏晋名士早就已经和山林合二为一了,他们在朝堂和山水中比较,反而更能体会到的是山水之间的乐趣。

  比如名士陶渊明,曾经为了补贴家用而入仕,做了几次官,但是无奈的是,他原来的心早就已经交给山水之间了,所以做官的日子对于他来说是十分难熬的。最后他只有辞官这一个结果。

  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也明显地表示了自己远离官场,回归自然山水的轻松。哪怕是自己家庭情况难以支柱,他还是选择归隐。

  这就是魏晋名士敢于抛弃官场名利财富,而愿意回归自然山水的心境。自由比名利更主要。

  03、醉心田园的“咸鱼”生活以实现别样的人生价值

  人生百态,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并能够在自己领域上大展拳脚,对于归隐山林,过着田园生活的文人来说,虽然离开了最适合他们的朝堂,但是他们依然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乱世之中,田园劳作对于这些心高气傲的文人来说未必不是一个更好的归宿。

  在魏晋文人追求的道家思想中就有着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道家思想追求情感和心理上的满足和自在,反而鼓励人们放弃名利的追逐,要人们拾回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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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最能代表魏晋文人这种“咸鱼”思想的莫过于陶渊明了。

  陶渊明也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多次出世入世就是对自己内心的不了解。在为官之时,陶渊明不甚快乐,所以他的诗句也很难品出欢乐的意思,而在田园生活当中,他才是真正地得到了快乐,认清了自己的本心。

  所以说哪怕是“咸鱼”的田园生活,文人们也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自己理想的追求。

  二、文人为什么爱自然田园的“隐逸”不爱官场仕途的“理想”

  01、以嵇康为代表的思想文人重新定义了“文”,影响深远。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流行新的玄学,而这种玄学正是由道家思想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其中玄学方面的集大成者就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

  嵇康继承了老庄的道家思想,并且多次探索都受益匪浅,还成为了“竹林七贤”中的思想领袖。他和魏晋当时的很多名士都提倡新玄学,“越名教而任自然”,重新定义了“文”的含义。

  文人不一定非要入仕,崇尚率真自然,是最好的。在嵇康的倡导下,魏晋文人大多数都向往田园生活而拒绝入仕。

  而这一思想还影响到了嵇康和他人的文学和艺术创作方面。

  嵇康的在音乐上有极高的造诣,他的“广陵散”也成为了千古绝唱,而且他的大多数作品也都是体现自然返璞归真的审美风格。

  嵇康的思想也成为社会风尚,在这种社会风尚的影响下,文人们更加想要摆脱官场束缚,体味自然。

  02、大环境的施压下追求心里的自由

  儒学思想中,强调君主权利的绝对性,而礼教思想不仅迫害了社会上的女性,更加束缚了敢于突破的文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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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魏晋时期,社会动乱,国家难以稳定持续发展,所以出现了各种各样心怀叵测的奸臣,一时之间,没有几个正常的王朝来供文人墨客施展拳脚,实现自己的抱负,所以他们只能退出王权贵族的群聊,转而归隐山林,在大的思想环境和权利漩涡中,保持自己的本心,追求自由。

  在混乱的局势和当权者不理解的压力下,很多文人只能借酒消愁,愁更愁。

  魏晋名士阮籍十分爱喝酒,某一日阮籍驾车没有目的地的四处漫游,一直令车往前走,他自己喝着酒。他一直相信路总有出头之日,但是没料到却是碰到了尽头,于是阮籍放声大哭。后来他调转车头换另一条路再继续喝着酒驾车前进,结果又是尽头,无奈之下,阮籍又是放声大哭。

  虽然更荒诞,却是当时魏晋文人思想的真实写照。

  他们在各种社会和思想、王权等的压力之下,只能归隐山林,借酒消愁,从而追求自己心理的自由。

  03、地位的降低,身心俱疲,寻找新的宣泄口

  隋唐时期,封建统治者确立了科举制来选拔人才,文人有了用武之地,宋朝时期,国家“重文轻武”,文人地位又有所提升,但是元朝时期,汉人文化并不是主流,虽然在初期,元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而选择承袭旧制,但是终归还是外族统治,文人没有任何表现自己价值的时机,在这个时期,文人也只能被压迫在权威之下,地位也是一降再降。

  而放弃官职,归隐是文人最好的选择。为了让自己不再疲惫,舒缓心灵,文人也只能将隐逸当作自己的一个宣泄口,在平静的生活中实现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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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结语

  人人都说,文人枉读书数载,还不落得个官名,实在是失败,却无人懂得文人在时代洪流中所面对的无奈。

  在时代的巨变下,国家和社会的动荡下,文人也曾想象着自己铁马冰河,驰骋沙场的恢弘气势,但是不料他们空有一腔热血却难以受到正常平等的对待。

  所以面对不公,他们只能是无尽地慨叹,或是转身投向自然山水的怀抱。

  当作文人,面对满目疮痍,他们却无能为力,只能在诗句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虽然“隐逸”山林并不是一个积极地对待方式,但是人各有志,在特殊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选择这样的结果。

晋朝阮籍为官时拆光衙门墙壁 或首创开放办公模式

阮籍是魏晋时期的才子,也是狂人,所谓的魏晋风度,和他有很大关系,或者说他是魏晋风度的代言人之一,也不为过。北宋的司马光似乎不太喜欢阮籍,在他的《》里批评了阮籍这一类人言必称老庄,故意装旷达,其实是在败坏时代风气,对社会没什么作用。 阮籍真是没什么用的人吗?其实,是司马光不懂阮籍。 阮籍的不用,不等于没有用,他似乎不太愿意为当时所用,甚至不想和当时的大人物搭上关系。想和他攀亲家,为自己的儿子向阮家求婚,阮籍不太乐意,又不好拒绝,干脆连醉六十天,让司马昭没法开口,这真正是醉了。 阮籍似乎又很狂妄,连都没看在眼里,说:“时无英雄,遂使竖子得志。”连刘邦都成“竖子”,那阮籍本人的能力又如何呢? 某年,阮籍主动推荐自己去东平当地方官,说这地方好,很合适他。司马昭就应允了他,派他任东平相。 阮籍低调地骑着驴儿上任了。到任后,他就开始拆办公室,把衙门里各大机构的墙壁全敲掉,将东平官府整成一个大办公室,让各部门的人都能彼此看到,“使内外相望”。物理空间打通了,人事空间也随之改变,各部门的人互相都看得到,客观上起到了互相监督的作用,谁也不敢偷懒,也不用监督和考察了。阮籍抓住了管理的关键——透明、开放。 从这件事来看,阮籍可以算是开放式办公的老祖宗了。 阮籍在任期间,法令简约,事情不多,地方也治理得很不错。过了十来天,他又骑着小毛驴回来了。这是向世人证明,不是他干不了,而是他不想干。 实际上,阮籍是用魏晋风度来从事管理,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简约。目的简约,手段简约,效果却很好。所谓的魏晋风度,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来解读,才能理解文化的真正含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文字狱是什么?雍正的文字狱令多少文人受害

者,满人入关后之第三代也,他工于心计,阴损险毒,最擅长制造,他当皇帝十三年,制造骇人听闻的文字狱达十六起(一般的未计在内),冤案一出,株连九族,血雨腥风,人心惶惶。 金庸,本名查良镛,并非此人武功高强,行侠仗义,而是此人写出了脍炙人口,老少咸宜的武侠小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他便是著名武侠小说大师,笔名为金庸者是也,其本名反而极少人记得了。查良镛是浙江海宁家族的正宗子孙。这是一个诗书传家,人才辈出的大家族,这个当年有三百多人的大家族,在雍正一朝遭到了灭顶之灾;男的不是被杀,就是被流放到西北,女的则沦为满人功臣家的奴仆。而这一切,都源于雍正强牵附会的文字狱。 除查氏一案外,著名的文字狱还有钱名世的《颂诗案》与案等等。 查氏先祖于初年,从徽州婺源迁入浙江海宁,由于诗书传家,至年间,家族出了“一门十进士,兄弟五翰林”。此时的查氏代表人物是查慎行、查嗣琛、查嗣庭三兄弟,其中,查嗣庭在雍正初年任礼部侍郎。查氏三兄弟都不是恃才傲物,对满清高压统治不满的人,而是谨小慎为,循规蹈距的文化人。 即便如此,雍正仍用望文生义,曲解穿凿的手法,从查嗣庭主持乡试的试题中,硬是找出了“大不敬”的罪状。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查嗣庭出任山西乡试正考官,出题:“君子不以言举人,”,雍正硬说这是讥讽朝廷的保举人才政策,影射皇帝“以言举人,以言废人”。 第二道试题是:“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雍正则说这是居心叵测,是讥讽朝廷不用人才,以致人才荒废。 策试题是:“君犹腹心,臣犹股肱。”雍正却认为,称君王为腹心,是不知君王的尊威,犯了“大不敬”之罪。 雍正逐命查抄海宁查嗣庭家,以获得更多“大不敬”证据。斯时,浙江巡抚李卫(曾是雍正为雍亲王时的家奴)执行圣旨坚决异常,掘地三尺,也没有找到什么有力证据,只抄到一本日记,名《维止录》。就是这本《维止录》,后来被演绎成查嗣庭在江西乡试时出的考题:“维民所止”,“维止”两字被曲解为“雍正去头”(活像猜字谜),其实,他并没有出过这样的试题,这正是:若加之罪,何患无词? 还有人举报:查嗣庭曾在日记中,写了一首嘲讽文化素质太低的诗:“天子挥毫不值钱,紫纶新诏赐绫笺。《千家诗》句从头写,近禾天。”其实,此诗是雍正文字狱的另一受害者-汪景祺所写。可雍正不管这么多,就是用以上所谓的“证据”,给查嗣庭家族定下“大不敬”罪,一场灭顶之灾从天而降。 查嗣庭自知难逃死罪,遂服毒自杀。其子查克让其时己中进士,并任中书舍人,也在狱中自杀,雍正仍令将死人枭首示众,查家十五岁以上男子俱被处斩,十五岁以下的男丁流放三千里;女子发配西北苦寒地区给披甲人为奴,当噩耗从北京传到海宁,查嗣庭的继室与儿媳(查克让之妻),不甘受辱,前者悬梁自尽,后者吞金自杀。 查嗣庭原准备把家眷接到北京,己雇好三条木船,结果,这三条木船成了押解犯人的囚船。全家一百多人被押到北京后,另一子查云被处决,其余子侄查长椿等十五岁以下者,皆给满清功臣为奴,所有财产,没收入官府。 查嗣庭的大哥查慎行,己七十八岁,退休在家多年,也没有躲过这场无妄之灾。他的长子查克建,时任刑部郎中,亦遭斩首。他全家近百人于雍正五年十一月发配西北,一路。幸朝中有人为他求情,说其一生谨慎,与考题没有关系,雍正方免强同意赦免。结果,只有查慎行与小儿子查克念及堂兄查谨父子共四人回到海宁,其余的人全部死在戍所。 查嗣庭的二哥查嗣琛,受株连时己七十六岁,正在家颐养天年。谁知祸从天降,全家一百多人从海宁流放到关西苦寒地区,一路餐风饮露,受尽折磨,到了关西后,全部死在戍所,无一生还。 查氏家族的三百多条生命,就这样被雍正的文字狱毁灭了!而文字狱正是毁灭中华传统文化之炼狱,也是培养驯服奴才的课堂。 雍正朝的血腥史说明,雍正绝非某些文人鼓吹的“盛世之主”,正因为雍正嗜杀,在其暴卒后,才有了“雍正死后无头”的传说,也许,这正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的结果;也许,这正应了“维民所止”等于“雍正去头”的谶语。 而查氏家族并没有就此一蹶不振,灰飞烟灭。靠诗书传家的查氏,由留下的种子生息繁衍,从大灾中逐渐恢复过来,到、朝就开始有人中进士,入朝为官了,查家的最后一名进士,是在十二年,由查文清考中的,他就是金大侠查良镛的祖父。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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