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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大师王阳明如何启蒙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

时间:2025-02-26来源:网络作者:小白
从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到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扳倒大清国用了27年。

的三大政策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回顾历史必须承认,“文明开化”政策获得了成功。

如果说封建社会的众生百姓接受观念上的改变离不开日本学者的努力的话,那么,那些学者、政客们又是被谁蒙的呢? 其实明治维新前200年,日本社会就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启蒙过程,启蒙者是明代心学大师(1472-1529)。

17世纪初,有关王阳明的书籍传入日本。

最早接受阳明学的是江户时期的下级武士中江藤树(1608-1648)。

1622年他擅自“脱藩”,在家乡近江开办“藤树书院”,以极大热情投身平民教育。

他破除等级观念,宣扬官民平等的理念,被称为“近江圣人”。

他门下阳明学者辈出,大弟子熊泽蕃山于1670年开办“冈山藩学”,这是日本最初的武士子弟学校,江户后期还教授“兰学”(西洋知识)。

到明治维新前,不论社会上或幕府内部,能叫得上名的阳明学信徒不下百人。

其中有武士(比如,日本陆军创始人)、商人(涩泽荣一,“日本企业之父”)、学者(福泽谕吉,思想家,“脱亚论”者)、政治家(,日本首任首相)、危险分子(吉田松阴,“征韩论”者)等,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阳明学的重要特征是开启思辨,自我认知。

和朱子的“性即理”不同,朱子要人们去情欲,居静深思,以“格物致知”;王阳明则认为,人的性和情不可分离,两者构成了“心”,所以“心即理”,而“理”又分“外理”和“内理”。

人的“心”只要符合“内在的理”,就是自己充分理解的、通过自己的实践可以解释通的道理,就是完成了“心”与“理”的统一,而不必刻意追求“外理”,即便是经书中圣人阐明的道理。

在王阳明看来,“愚夫愚妇皆圣人”,前提是“致良知”。

现实社会里,代表良知的“诚意”比“格物致知”更重要。

而“良知”不是静思得出,而是生活中磨炼而来。

所谓“知行合一”,“致良知”必“事上磨炼”。

阳明学对人的观念产生巨大影响。

宋代以后读书是唯一的出路,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可以做到。

阳明学认为良知在身胜于读书,平民也可以成为圣人。

其次,阳明学开通了肯定人的欲望的大门。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社会发展,生活安定,人们的思想多样化,这个现实是不容忽视的。

第三,重视朋友关系。

王阳明通过讲学的方式,广交朋友。

儒家的五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中,前4个在地位上是上下关系,而朋友关系则是平等的。

日本庆幸自己没有建立起制度,不管是朝廷还是幕府都不用豢养大批文人,也就没有学说思想的垄断。

清贫的文化人相对自由,代表庶民观点的阳明学说很容易被接受。

当然,江户时代的官学依然是朱子学。

但在儒佛共存的日本,儒家理论高空虚渺,幕府政治的凝聚力日渐低下。

改变这一现状的是另一位儒学大师——朱舜水(1600-1682),他和王阳明是同乡。

1644年亡国后,反清遗臣朱舜水逃亡日本。

水户藩二代藩主德川光囶敬仰朱舜水的才德,将他迎到江户(东京),行弟子礼,舜水开始在日本讲学。

舜水追求务实,实理实学,批评日本朱子学空洞务虚。

朱舜水身居异国,向弟子警示明朝灭亡的道理。

德川光囶从朱舜水那里吸取了儒家的忠君爱国、大义名分思想和重史、尊史、尚史的史学思想。

此后,德川建立的日本“水户学”,成为明治维新以来近代日本社会主要精神力量。

此外,不论日本省庵学的鼻祖安东守约,还是古学鼻祖山鹿素行,都是朱舜水的高足。

朱舜水并不自诩阳明传人,他以极高的品格博得各界尊重,自由施教的学风使其与弟子间建立全新的友情。

除了得其真传的弟子,间接受其影响的人也很多。

当时践行阳明学“知行合一”者,必走舜水探求实理实学之路。

当然,日本社会的启蒙与江户以后重视实学教育也有关联。

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生存,是江户教育的一大特点。

江户的寺庙在各地办学,通常都叫“寺子屋”。

教的课程是,读(千字文、汉文)、写(信、告示、诉状、商品名、收条、借据等)、算(算盘、记账方法)。

内容五花八门,将来只要有用就让孩子们学。

到1850年,日本人的识字率已达70%-80%,而英国产业革命后期的识字率仅20%-25%。

可以说日本社会已经基本完成迎接大变革的思想准备。

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是阳明学的信徒。

他认为,国家的独立首先必是民众的自立,有自主意识才能自立,能自立者一定会自强,而当他们接受“民主”、“自由”理念时会很珍惜,很好地运用。

而自卑的百姓希望有德者管理社会,久而久之会从相信变崇拜再到迷信。

福泽的启蒙书卖了300万部,相当于每10个日本人中就有一读过他的书。

遗憾的是,王阳明的“良知”这一基本准则没有被日本人深刻理解。

日本强大后,自恃武力,走向歧途。

福泽后来成为“脱亚论”的倡导者,他对中国和朝鲜不屑一顾,“人民不开化,作为敌手就不足为惧,作为朋友就不足利用”,他甚至说“日本应该站在欧美的立场去看待今天的支那和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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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北宋“富养”出来的全能型文坛大师

人们常说:“女孩要富养。”其实文人也需要整个社会的“富养”。北宋就是一个“富养”文人的社会,文人不但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尊重,在物质资源上也得到了优先的保障。因此,北宋的文坛群星璀璨。其中有那么几位“全能型”的人物,严肃起来可以为整个民族修撰史书,担当国家的政治决策;休闲下来可以去写流行歌词,琢磨一下让生活更舒适的小器物;至于研究经学的论文、吟咏感怀的诗歌、抒发情志的散文,他们也都样样在行。就是这样一位全能型的文坛大师。 曾是洛阳花下客 1007年,欧阳修在绵州(今四川绵阳)出生,当时他父亲在那里做小官,已经56岁了。3年后,父亲去世。欧阳修是家里的独子,与母亲相依为命,孤儿寡母只得到湖北随州去投奔欧阳修的叔叔。叔叔家不是很富裕,好在母亲郑氏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用荻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欧阳修的叔叔也不时关怀,总算没有让童年的欧阳修失去基本的教育。 如果在门阀时代,凭这样的家境,欧阳修怕是只能沦为之流了。好在的制度已经比较完善,只要你是“”,就可以期望“”。加上厚待知识分子,全社会都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意识。网络配图 1029年,欧阳修在国子学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中均获第一名,成为监元和解元,又在来年的礼部省试中再获第一,成为省元,也算是“”。欧阳修觉得,在即将到来的殿试中,自己肯定也能夺得状元,于是特意做了一身新衣服,准备到时候穿。欧阳修在广文馆有个同学,叫王拱辰,才19岁,也获得了殿试资格。一天晚上,王拱辰调皮地穿上欧阳修的新衣服,得意地说:“我穿状元袍子啦!”没想到,殿试那天,真的是王拱辰中了状元。 虽然没中状元,欧阳修也获得了不错的名次,被授予官职。金榜题名的同时,他也迎来了。有“榜下择婿”的风俗,朝中高官都喜欢在新科进士中挑选。欧阳修刚一中进士,就成了他的恩师胥偃的女婿。 新婚不久,欧阳修就辞别家人,到洛阳去做官。当时他的领导是一位著名的前朝贵族,钱惟演。在的时候,有一个吴越国,钱惟演就是末代吴越王钱俶(音同“触”)的儿子。 宋朝厚待吴越贵族,《》开头就是“赵钱孙李”,“赵”是宋朝皇帝的姓,“钱”就是吴越王族的姓,紧跟在皇帝后面。再加上个人的努力,钱惟演在北宋政坛占据着显赫的地位。 钱惟演对欧阳修这样的青年才俊非常好,简直是把他们“贡”起来。不但很少让欧阳修等年轻文人承担琐碎的行政事务,还公然支持他。有一次,欧阳修和年轻的同僚到嵩山游玩,傍晚下起了雪。忽然,钱惟演的使者赶到了,带来优秀的厨子和歌妓,并传钱惟演的话说:“府里没什么事,你们不用急着回来,好好地在嵩山赏雪吧。”简直有《》中溺爱孙辈的神韵。 当然,这些青年才俊们,在吃喝玩乐之余,也会吟诗作赋。当时文坛上流行骈文,文风华丽,但是免不了说大话、套话,欧阳修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文章去参加科举考试的。现在终于可以毫无压力地创作了,他们当然不满足于那样死板的文风,而是凭借自己丰富的学识,以效法先秦两汉的古人为手段,力图打破当时陈腐的文风,推行“古文”。在钱惟演的支持下,欧阳修等人有了充分的时间去琢磨古文创作,后来古文的创作在宋代繁盛一时,留下了无数千古名篇。钱惟演“富养”这几个小文人,真可谓是功在千秋。网络配图 后来,钱惟演政治失意,被迫离开了洛阳。欧阳修等人为钱惟演送行,双方都流下了惜别的泪水。 钱惟演的继任者王曙是位年逾古稀的“”,管束属下向来十分严格。到任后,他看到钱惟演留下的这些年轻人整天游山玩水,十分不满。有一天,王曙把欧阳修等人集中起来,严厉地教导他们说:“你们看寇莱公()这样的人,尚且因为耽于享乐而被贬官,何况你们这些人在才能上比不了寇莱公,怎么还敢这样呢?”大家都被训得不敢做声。只有欧阳修年轻气盛,反应敏捷,回嘴说:“寇莱公后来之所以倒霉,不是因为耽于享乐,而是因为一把年纪了还不知道退隐。”一下把王老爷子噎得说不出话来。 在洛阳的奢华生活,不仅奠定了欧阳修一生的文学基础,更成为了欧阳修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后来他被贬官的时候,还深情地写道:“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虽然我现在被贬到穷乡僻壤,在春天都看不见花,但我曾经在洛阳享受过那样绚烂的青春,这一生还有什么不能承受呢? 之意不在酒 洛阳任满后,28岁的欧阳修回京做了馆阁校勘,参与编修《崇文总目》。他在京中继续把“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当成座右铭。不过,此时的欧阳修,毕竟不再是那个享受青春的少年,他开始担负起社会责任。 当时,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弊病开始显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为此,与欧阳修交往颇深的着手呼吁改革,他把社会问题归咎为腐败,而欧阳修看得更深刻,认为冗官冗员才是根本问题。最终,范仲淹的改革冒犯了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打击,欧阳修作为范仲淹一派也受牵连,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欧阳修高中进士时所娶的夫人,新婚不久便去世了。被贬后不久,欧阳修娶了已故宰相薛奎的二女儿。值得一提的是,薛奎的大女婿不是别人,就是跟欧阳修一起参加殿试而获得了状元的王拱辰。后来,王拱辰的夫人去世了,他又娶了薛奎的三女儿,继续做薛家的女婿、欧阳修的连襟。欧阳修写诗调侃他说:“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 几年后,欧阳修被朝廷起用,成为革新派干将,参与新政。但在守旧派的阻挠下,新政又遭失败,这一次,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太守。 就是在滁州,欧阳修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古文艺术达到成熟。他依旧保持轻松慵懒的态度,为政“宽简”,让自己和百过得轻松。但就是在这样的执政方针下,滁州反而被治理得井井有条。 做太守时,欧阳修对饮酒游山的爱好不减当年,经常带着吏民出去游玩,在山中野餐,然后喝醉了,迷迷糊糊地看着大家玩乐。据说,《醉翁亭记》的开头原本花了好多笔墨,描绘滁州四周的山。最后这些描写被欧阳修改成了“环滁皆山也”5个字,简练中见隽永,成为散文史上的名句。醉时能与民同乐,醒后能用当世一流的文笔把游玩的过程记录下来。守旧派的压制,并没影响“醉翁”的好心情。网络配图 后来,欧阳修又做了颍州(今安徽阜阳)太守。在颍州,他照样寄情诗酒,自认为过得比在洛阳丝毫不差。后来要告别颍州时,他怕送别的吏民伤心过度,写诗安慰他们说:“我亦只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仍是不改诗人酒徒的乐天本性。 欧阳修的官位越来越高,他写过的歌词也在社会上越来越流行。传说,颍州有一位歌妓会唱欧阳修所有的词。后来欧阳修出使辽国,接待官员请来当地一位歌妓助兴,嘱咐她好好款待欧阳大人。歌妓只是答应,并不多说话,大家还以为她毕竟是边远地方的歌妓,什么都不懂。谁知席间歌妓一开口,唱的竟全是欧阳修的词。由此也可见欧阳修的词在当时影响之大。 1054年,已经在京做了高官的欧阳修,又遭受诬陷被贬。命令刚刚下达,仁宗皇帝就后悔了,等欧阳修上朝辞行的时候,皇帝亲口挽留说:“别去同州了,留下来修《唐书》吧。”就这样,欧阳修做了翰林学士,开始修撰史书。 作为一位史官,欧阳修把通达的文笔用于修史,格外得心应手。他主持了《新唐书》的修撰,而实际参与写作的还有很多人。为了防止体例不一,欧阳修负责统筹全稿。当时北宋文坛古文发展得有点过火。大家都愿意写古文吸引眼球,可没有足够的天赋,文章往往会被写得生僻难懂,看着唬人,其实没什么实际内容,更谈不上艺术价值。其中负责写列传的宋祁,就总喜欢用些生僻的字眼。 从年龄、资历上说,宋祁都是欧阳修的前辈,欧阳修有点不便说他,只好委婉地讽劝。一天早上,欧阳修在唐书局的门上写下8个字:“宵寐非祯,札闼洪休。”宋祁来了,端详了半天,终于悟出了是什么意思,笑说:“这不就是一句俗话‘夜梦不详,题门大吉’嘛,至于写成这样吗?”欧阳修笑道:“我是在模仿您修《唐书》的笔法呢。您写的列传,把‘迅雷不及掩耳’这句大白话,都写成‘震霆无暇掩聪’了。” 宋祁听了,明白欧阳修的意思,不禁莞尔,以后写文章也平易起来了。 秀才剌,试官刷! 1057年,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欧阳修做了礼部贡举的主考官,昔日喝酒玩乐的小进士终于掌握了话语权,欧阳修开始作为了,他的举动是矫正文坛的风向。 当时有个所谓的“太学体”,领袖刘几是一名太学生,最大的特长就是放着好好的话不说,玩弄一些古书里的奇怪字眼。欧阳修的古文向来是通达平易的,最反对“太学体”的文风,这次做试官,就决心拿他们开刀。 批阅试卷时,欧阳修看到一份试卷,一上来就说:“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用字看似古奥,其实很别扭,意思无非是说,天地交合,万物产生,然后圣人就出来了。欧阳修便就着他的韵脚,风趣而又犀利地续道:“秀才剌(音同“辣”,意为乖张),试官刷!”这秀才学问不行,试官才不录取你这样的! 在这次考试中,欧阳修也看到一份完美的答卷。那篇文章语言流畅,说理透彻。欧阳修估计是自己学生的,这种文风需要鼓励,但毕竟是“自己人”,不好取第一,就把这份卷子取成第二。不料,拆开“密封线”后,欧阳修发现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曾巩,而是一位在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网络配图 与苏轼一同被欧阳修录取的,还有他的父亲、弟弟,以及北宋文坛上的一批重要人物。欧阳修以其卓越的识人之明,为北宋朝廷及整个文学史做了一份突出的贡献。 放榜的时候,那些写“太学体”而自高自大的考生发现自己居然没有被取中,纷纷闹事,甚至有人说要到街上截住欧阳修痛打。但皇帝充分相信欧阳修的人品和判断力,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历史也最终证明了欧阳修的正确,北宋文风自此一振。就连“太学体”的领袖刘几,也改过自新,更名刘辉,重新参加考试,并获取了功名。 苏轼考中进士后,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感谢信。欧阳修称赞苏轼文章写得好,说读着他的信,“不觉汗出”,感觉自己也该避让这后生三分。他对苏轼奖掖有加,晚年甚至将文坛托付给苏轼。苏轼也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期许,最终成为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位文化巨人。 欧阳修晚年,还经常拿出自己年轻时写的文章来修改。夫人心疼地规劝道:“这么大岁数了,还费这个心。难道还是小孩子,怕先生骂你吗?”欧阳修笑道:“不怕先生骂,却怕后生笑。”这种清醒的文学史意识、精益求精的态度,成就了一代文学巨匠。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少林寺对玄奘大师的诱惑:多次上奏请回少林寺

玄奘的愿望:赴少林寺译经 公元645年,正月,玄奘历经坎坷,从西域求法归国。恰逢唐太宗因辽东战事驾临洛阳,得知此事,急召玄奘。玄奘星夜赶赴洛阳面圣,太宗因倾慕其才华,欲留玄奘共赴辽东战场,并劝其还俗从政。玄奘称自己刚从西域归国,带回梵本经书六百余部,还都没有翻译,婉拒了太宗提议,并向太宗提出了自己求法归国后的一大愿望:回少林寺译经。太宗不允,遂命玄奘赴西京长安的弘福寺译经。 帝王之命,一介僧人怎可违背。但赴少林寺译经一直是玄奘法师心中的愿望。一有机会,玄奘便向太宗上表请求回少林寺译经,但都被否决。太宗殁后,继位。玄奘亦多次上表请求回少林寺译经,但高宗因赞赏玄奘才学,并不同意玄奘请求,还屡次劝其弃缁还俗。因此,玄奘赴少林寺译经的愿望由始至终都未能实现。 为何少林寺对玄奘有如此大的诱惑力? 玄奘法师在其上表中说,嵩山少林,“实海内外之名山,域中之神岳”,而且是后魏三藏菩提流支的译经之所,“实可依归”。由此可知,少林寺早在时就已誉满天下。少林寺最初是由北孝文帝为天竺僧人跋陀所建。后魏著名高僧菩提流支与勒那摩提至少林寺,设译经堂译《十地经论》,流传后世。后来,菩提达摩入少林寺后五乳峰山洞坐禅创立中国禅宗,确立少林寺禅宗祖庭之地位。玄奘法师在《请入嵩岳表》中也说: “玄奘少来颇得专精教义,唯于四禅九定未暇安心。今愿托虑禅门,澄心定水。制情猿之逸躁,絷意象之奔驰。若不敛迹山中不可成就。”可见其对少林禅宗的倾慕之情。 汉魏以来,洛阳作为都城一直是全国文化的中心。时,洛阳和长安更并列为两大译经重地,河洛译经之风昌盛。而且少林寺所在地少室山,其西北方就是玄奘的出生地。玄奘10岁时随哥哥长捷赴洛阳净土寺,13岁于洛阳净土寺出家修学,整个少年时期皆在洛阳度过。可以想见,玄奘对河洛有着难以割舍的深厚情感。 而且,玄奘法师13岁时就立下“远绍如来,近光遗法”的志愿,其道心之坚可见一斑。太宗、高宗因倾慕玄奘法师才华,频频劝其弃缁还俗。玄奘法师坚持回少林寺或许是想逃避唐统治者的劝阻也未可知。 但究其根本,少林寺对一代高僧玄奘法师的诱惑力是极大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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