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杭州人一般都爱称他的字号叫他。

此人身世颇富传奇色彩，尤其发家过程，更被当今大大小小的财富专家引为经典个案。

胸襟、气度、手段、忍耐力，这四样东西，再加上他天生的商业头脑，可谓一生商战所向披靡的立身之本。

想想也是，一个年轻时名不见经传的钱庄小伙计，因偶然在茶馆喝茶认识了一个叫王有龄的候补副县级干部，就不惜挪用公款五百两下血本投资，相当于在股市最低迷时敢于大胆入市，以地板价抄到一只日后涨了几十倍的大牛股。

这样的胆量、眼光，试问现在又有几人能做到? 晚清作家汪康年所著《庄谐选录》对整件事的过程是这样记载的：“胡为某钱店司会计，有李中丞者，时以某官候补于浙，落拓不得志。

一日诣其店，众慢不为礼，胡独殷勤备至，且假以私财，某感之。

誓有以报。

迨后扬历封疆，开府浙江，甫到任，即下檄各县曰：‘凡解粮饷者必由胡某汇兑，否则不纳。

’众微知其故，于是钱粮上兑，无不托诸胡，胡遂以是致富。

”汪提供的细节生动而具体，向为胡的传记作家们所珍爱，但其中有一人的姓被他搞错，笔记里说的李中丞，其实就是后来担任浙江粮台、浙江巡抚的王有龄。

几年后胡再次出手，以两万银子加爱妾阿巧的代价，投资卸职在家的前浙江藩司(即布政使，负责一省人事、财政的副省长)何桂清，让他去北京跑官，争取成为下一届浙江巡抚人选，使的也是这种见跌抄底的手法。

这的也是好样的，既惑于金钱美色的刺激，又感于胡的情义，经过在朝廷的一番上下活动打点，果然如遂其愿，顺利出任巡抚一职，相当于当上了浙江省的省长，后来让胡再次赚了个钵满盆溢。

稍后，对同样出现在他生活里、先后担任过浙江藩司的麟桂、蒋益澧等人，他的投资方式似乎有所变化。

对这些走马灯般来去频繁的本省现职高官，胡基本是以买绩优股的心态跟他们打交道的。

付出的价格虽高，但由于质地佳，业绩好，不管什么时候买入，总能保证自己有赚。

比如借给麟桂的那二万两银子，换取的是胡的阜康钱庄获户部表彰，被中央政府任命为浙江省独家代理银行，外加其时打得正急的战争中清军江南大营的军费汇兑全由他代理的天大好处。

而接任的湘军大将蒋益澧，可能因听说过一些传闻，上任伊始本存了治他一下的念头。

但胡一见面就是大手笔，从腰包里掏出十万两银票奉上，说要代表饱受战争之苦的杭州人民慰问大军，使得蒋非但下不了手，还立刻把浙江省财政厅每年的收入都交给他打理。

另外，的弟弟，可能也是胡长期持有的一只绩优股，至少两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比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要深。

因为后来胡的商业巨舰沉没之时，举国震惊，朝廷下旨严办，落井下石者比比皆是。

此时站出来为他上本，在面前说好话、极力周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上司，另一个非常奇怪的就是曾国荃。

我们知道，左宗棠系他死党，两人之间铁得就像左手跟右手，再怎么做都好理解，而曾某跟他的交情一向不见记载，连高阳的巨著《》里也几乎没有涉及。

此时曾表现出来的侠义，难免有些让人吃惊和意外了。

我们终于说到左宗棠了，此人不仅是胡一生结交的最大高官，同时也是他唯一肝胆相照、不计功利的朋友。

当然，以在商言商的角度而论，最初胡跟他打交道，恐怕也未能免俗。

也就是说，在胡的眼里，初年出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应该也是一只股票，只不过是所有股票里价格最高，成长性最好，因而也最值得投资的一只罢了。

两人的过命交情，是在后来的密切交往中逐渐培养起来的。

对左而言，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统帅，生平最让他烦心的，就是必须腾出一半精力去处理那些打仗以外的事情，现在有了神通广大的胡，就好办了，一切都可以交给他去搞定。

反过来也一样，在遇见左以前，胡资产实力再雄厚，生意场上名气闹得再大，却不过是普通乡绅，如果户口所在地仁和县的县太爷想要威风一下的话，可以随便让他下跪磕头。

仰仗左的提携照拂，此后不仅获得从二品候补布政使的显赫政治身份，赏穿黄马褂，赐一品顶戴，全家跟着风光不说，连身边的管家也被朝廷赐予六品官爵，相当于现在的副厅级了。

因此，两人的结合，完全符合经济学上的互补定理，具有相当稳固的现实基础。

一个出身贫寒、连小学可能都没毕业，月薪四两的钱庄跑街学徒，通过做生意交朋友，现在不仅富可敌国，居然还成了国家副部级的后备干部，以初年身价最高时总资产两千多万两白银计，起码有一半以上是在结识左宗棠以后赚到的。

从最初办粮饷、办西征军需，到稍后在福建代办海备，筹建南洋舰队，再到后来包揽进口武器生意、全权代理国际贷款业务，每一项的进账，恐怕都不是一个小数目。

以同治六年(1867)至光绪七年(1881)前后六次向外商借款为例，累计总金额一千五百九十五万两，年利率一分五厘六到九厘五不等。

按当时通行的一头吃外商回扣，一头吃利差的两吃法，其中代理商的利润大约在六百万两左右。

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知悉此事后，曾在当天日记里写道：“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报一分五厘。

奸商谋利，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

” 左宗棠胡雪岩两人最后关系铁到什么样?我们可以再来举一个例子。

同治十三年胡在代理湘军采购德国水雷一事中，每颗六两买进，卖出价是每颗三百两，私下提高了整整五十倍。

左在知悉此事后只是压了压价，压到了每颗二百四十两。

后派人去海外了解到真实价格，怕事情万一泄密将引发祸端，才临时决定取消这笔订单。

但始终给胡面子，不跟他说破此事，依然像以往那样给予绝对的任。

胡方面呢?自然也不含糊。

左宗棠最后一次筹办南洋防备、招募六千湖南乡勇，急需胡提供五十万两银子用于练兵，实际上已是退休前一年的事了。

也就是说，当时几乎任何人都能看出，左作为一只连涨了几十年的大牛股，即将面临退市。

而作为股市高手的胡雪岩，又焉能瞧不清楚这一点!但他当时不顾自己头寸紧张，毫不犹豫就一口答应下来。

一般学者都把胡金融帝国的塌陷归于他在生丝囤积上的失败，但实际上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却是阜康钱庄因商业对手谣言导致的挤兑。

如果不是把手头可以调动的款子都给了左宗棠，这场风波几乎完全可以化险为夷，甚至不会有发生的可能。

一个是恩宠特加，一个是士为知己者死。

作为国家重臣的左宗棠和作为民营巨商的胡雪岩，用他们二十余年的赤诚相交演绎的，是一个类似那样的侠义传奇，还是传统的官商勾结、利益分享的落套故事?这或许取决于我们从何种角度去认识。

事实上，胡在面临破产的生死关头，唯一想到有可能施与援手的人就是左宗棠，他赶紧向当时正在福建马尾跟法军作战的左拍去加急电报求救，但在上海电报局被左的政敌亲信盛宣怀扣留。

而事后左在得知慈禧欲重治已拥有不法商人新身份的胡时，不顾年老病重，立刻上书朝廷，尽最大努力周旋庇护。

两人的友情后来甚至超越人间红尘、延续到了地下，1885年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建，仅两个月后的11月上旬，在杭州的胡雪岩就迫不急待追随他的恩公郁郁而去。

这一天，距朝廷正式下旨，对他进行革职查抄、严加治罪，尚未满一周。

生前风光无限，华屋巨室，妻妾满堂，个人资产总值可达国家年财政收入40%的胡光庸，临终那一刻的情景，据当时知情人目击可谓相当凄惨，不过“一豆青灯，七尺铜棺”而已。

由于此前已有消息说可能会被抄家，出于自保，身边家眷子女已被他全都驱散。

只有一位忠诚的老仆始终陪伴着他，并于身后将他的棺木葬在杭州西郊鹭鹚岭下的乱石堆中，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被人偶然发现。

包括他耗资近百万建起的豪宅和胡庆余堂，前者死后仅以一万元的价格抵给他人，后者甚至在身前的经济危机中就已变卖还债。

我们现在有幸看到的，是本世纪初杭州市投资近三千万元对之重新修缮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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