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铖这个人，中国的知识界几乎人人皆知。
然知道他不是别的，而是因为他是个著名的奸佞之徒。
说阮大铖是奸佞之徒，实在没有冤枉他。
此人44年中进士，熹宗天年间任吏科都给事中，后依附阉宦，很做了些坏事。
崇祯时被贬斥，虽企图，都受阻于和复社，前后长达17年。
到南明弘光时，他又依附权奸马士英，任兵部尚书，又做了大量坏事。
清兵攻打金华时，他主动乞降，成了民族的罪人。
但是，阮大铖又是一个著名的作家。
诗写得很好，文章也上乘，著有《永怀堂全集》。
特突出的是写戏，有11种传奇(剧本)行世，现有的尚有《燕子笺》、《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多部。
这些剧本，一经演出，就极受群众欢迎。
明末大文学家张岱在《阮圆海戏》里，说他的作品：“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笔笔勾勒，苦心尽出……本本出色，折折出色，脚脚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
”特别是《燕子笺》，写书生梁与青楼女子华行云及官府小姐郦飞云之间的爱情故事，其观点就很值得称道，加上情节委婉有致，唱词清丽可人，是中国古典剧目中数得上的好戏，连他的政敌复社的陈员慧、侯方域也交口称赞。
《明史》尽管把他列入“奸臣传”，但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剧本“脍炙艺林，传布最广”。
对于阮大铖这样的人物，几百年来，人们对他似乎过于的严酷了，严酷到“打倒在地，再踩上一脚，叫他永世都不得翻身”的地步。
应该说，在政治上，道德品节上对他严酷是对的，但不能因为其是奸臣，是民族罪人，就连人家明明是大戏剧家也都不予承认。
据说在年间某地曾上演《燕子笺》，虽然受到群众欢迎，后因为知道是阮大铖所作，被禁演了。
解放后，我们出版了那么多的文学史、戏剧史，大多数根本不提阮，个别提到的也只是一二句而已。
现在，青年人绝大多数已不知道三百年前，中国尚有这么一个大剧作家了。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太严酷，完全可以啥事按啥说，不要死抱住那个“文如其人”的老框框不放;不要认为：人坏了一切就都坏了。
历史上文不如其人，诗不如其人，画不如其人的多得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既不能因人废言，更不能因人废文。
还有个奸臣叫，写得一手好书法，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奸臣就连人家书法家的资格也不承认了。
文章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周作人。
要说他政治上的反动和为人的卑劣，比阮大铖坏多了。
阮大铖当年迫害东林党人，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不同政治集团的斗争，他的降清，说到底是这一朝降到那一朝，是中国降给了中国人。
可周作人就不同了，他降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难当头时，他给日本人办事，是名实相副的汉奸、卖国贼。
但奇怪的是，我们并没有因周附逆当汉奸而否认其为大作家。
他的作品出了又出，印了又印，甚至有人因为他的作品而讳言其汉奸身份。
从这点看，同样是奸佞，我们何厚此而薄彼，这不是很大的不公平吗? 看来，还是用两分法的态度对阮大铖为好，给他一点宽容，承认他是中国大戏剧家之一为要。
今年是阮大铖先生辞世355年，能不能给他出一本戏剧集，以证明他的存在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中国古时候历史上最奇葩的帝王高从诲，喜欢当强盗，抢完还把东西送回去
夏日，荆南某地。无风，日头很毒。 几处起伏蜿蜒的丘陵上，稀疏的草木蔫得抬不起头来，没有一点生气。丘陵外是一片开阔的原野，干裂的地缝中似乎要翻滚出热浪。 身体略胖的高从诲即使在背阴处也是汗流浃背，不得不敞开衣襟。随从拼命地给他扇着扇子。50多名劲装汉子也都热得下了马，地提不起半点精神。战马也蔫耷着耳朵，失去了往日的雄威。 蓦地，远处隐约出现了几个黑影。 是一列马队! 这是楚国去往吴国的使节所率领的马队。车上的货物显然很重，马拉得很吃力。 高从诲眼睛一亮，立刻。他一边招呼着部下，一边兴奋地搭手瞭望。 马队由远及近。高从诲大叫一声，旋风般地第一个冲了出去。 马队中的人没有反抗，因为他们知道反抗也没有用，他们已经猜出领头的响马是谁了。 这已是高从诲第十五次实施习惯性抢劫了。这是他的一个特殊爱好。 但是谁能想到，这个在烈日下当“响马”的人，居然会是堂堂的一国之君-时期南平国的文献王! 高从诲有当“响马”找乐子的癖好。有这种另类癖好的，在中国历史上绝难找出第二个。尽管先前14次抢劫之后，在各国的责难下，高从诲已经把抢到的东西原物奉还，并且还向各国赔了礼道了歉，但这次他仍旧没能经受住这种习惯性的诱惑。冒着酷暑，做完这第十五次“买卖”后，他兴高采烈地“班师”回朝。 高从诲生于891年，其父高季兴原为后梁时的荆南节度使。912年，被其儿子朱友珪诛杀，后梁大乱，高季兴趁机自立，割据荆南，定都荆州，国域范围包括荆、归(今湖北秭归)、峡(今湖北宜昌)三州，是个地域狭小的小国，被后梁、楚、蜀、吴国所包围，处于夹缝生存状态。 高季兴死后，高从诲即位，在933年被后梁封为渤海王，次年又改封南平王，因此荆南国也叫南平国。 高从诲“为人明敏，多权诈”。据《五代史》记载，顺化节度使安从进起兵反晋，想与荆南国联手，高从诲不敢得罪后晋，“外(表面上)为拒绝，阴(偷偷的)与之通”。等后晋的大兵压境，高从诲见势不妙，便，灭了安从进，“晋师致讨，从诲遣将李端以舟师为应”，然后又向晋国讨功卖好，讨要郢州(今湖北钟祥)之地。 高从诲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就是他的“响马”嗜好了。他专门以掠夺途经本国辖区的各国使节为乐，《五代史》记载：“从诲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一旦他国致书询问或是发兵征讨，他又会忙不迭地将原物奉还，脸上毫无愧疚之色，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南方俗语管这种人叫“赖子”，于是周边诸国都管他叫“高赖子”。因为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别的国家也就见怪不怪了。更雷人的是，周边国家不管谁称帝，他都“所向称臣，盖利其赐予”。 这还真不是个一般人。 贵为一国之君的高从诲，为何有这种让人难以理解的当“响马”的嗜好?估计有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是帝王骨子里都有征服的欲望。荆南国小力寡，不能与他国抗衡，高从诲的欲望自然得不到满足，于是就出来客串一下“响马”，威风凛凛地抢劫一番聊以慰藉，也算过过王者之风的瘾。二是内心的一种发泄。高从诲在夹缝中生存，总是夹着尾巴做人，心中不免压抑，实在憋屈不过了，便通过抢劫的形式以作发泄。 不管是高从诲委曲求全也好，自我慰藉发泄也罢，在他在位的19年里，荆南国国境承平，百居乐业。这在晦暗的五代十国时期也算相当难得了，也许这正是他“为人明敏”的一种体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为什么古时候帝王动不动就爱抄大臣家籍没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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