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古城南京一桩“毒酒事件”，因毒倒20多位日伪政要并致两名日本外交官毙命而震惊中外。

时值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纷纷沦陷、屠城惨雾萦萦难散的抗战早期，事件无疑替怒火冲天的中国民众出了一口恶气，也令不可一世的侵华日寇为之一惊。

有消息说，美国总统罗斯福获悉此事后说了一句：“中国不会亡。

”然而，此事因由国民党军统局策划实施而在我们熟悉的抗战史料中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以致长期以来，国人对此多称不知。

近10年来，抗战史实渐渐回归完整，“南京毒酒案”的相关报道也相继见诸各地媒体。

但由于回忆方的单一，加上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得同一事件出现不同版本，甚至在当事人后人间形成争执。

笔者关注此事多年，近日先后采访各主要当事人后代(多已年届古稀)，并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图书馆民国文献部等查阅史料，力图还原历史真相，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

后人现身讲述事件原委

2009年12月，南京市政府隆重表彰“30位为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詹氏兄弟”赫然在册，与邓中夏、邓演达、史量才、刘伯承等同列一页。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南京官方首次正式确认当年“毒酒案”当事人英雄地位。

南京毒酒案的主要当事人至少有4人，分别是尚振声、詹长炳、詹长麟兄弟及王高科。

尚振声当时作为军统南京区少将副区长，是该案的策划、组织和指挥者，可惜1942年即被汪伪特务组织秘密处决。

有关他的资料多在台湾，大陆留存甚少，笔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史馆”)也未查到与之有关的档案记录。

在中国大陆关于该案的大多数书报刊记载中，他的名字也鲜被提及。

好在他的女儿尚慧潜(是目前可以找到的尚振声惟一后人)还健在，今年77岁。

尚大姐执着多

年，通过在台湾军政界的亲人及多种渠道，获得了其父部分资料。

4月13日，尚大姐在丈夫和女儿的陪同下接受了笔者的专访。

关于尚振声与毒酒案的关系，还有一位旁证，即时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1939年底任主任委员，系江苏省党部一把手)兼省教育厅长的马元放。

马曾被汪伪逮捕并长期监禁，一度与尚振声同押于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

马于1952年去世，但其文字在当时国民党的党报、党刊上多有记载，其中涉及尚振声及毒酒案。

4月22日，马元放之子马光忠先生(80岁)与夫人秦萼芬女士与笔者作了长谈，并提供了部分珍贵史料。

最重要、最直接的当事人，当属詹长麟，他在哥哥詹长炳的配合下直接实施了投毒。

詹长麟也是四人中最长寿者。

近年媒体报道多以詹长麟父子介绍为素材。

4月20日下午，其子詹文斌先生(61岁，是笔者采访诸君中最年轻者)在江苏省政协向笔者回忆了父亲生前的讲述，并回应了笔者一些疑问。

同日上午，介绍詹长麟进入日本总领事馆并负责事后接应的军统特工王高科之子王正勇先生(62岁)在家中接受笔者采访，并出示了其父1987年亲笔写下的当年经历。

王高科长子王正山先生(71岁)在毒酒案发生后两个月出生在江北一个农家猪圈里，解放前已记事。

他自2004年起多次与笔者谈起他所了解的父亲及父亲的零星回忆，最后一次接受笔者采访是5月29日。

上述当事者后人虽散居于南京、开封、深圳等地，但对同一事件的多角度叙述，加上当年档案、报刊史料之佐证，有助于形成迄今对“南京毒酒案”最完整的记忆。

军统在日使馆发展内线

事件发生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该馆位于南京鼓楼附近(现北京西路1号)。

日本自1873年与中国建交后至1935年，一直以上海为对华外交基地，前后43位公使均常驻上海。

1935年5月17日，日本将设在鼓楼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但此后4位大使仍常驻上海，南京事务由总领事负责。

“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使馆关闭。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日本将位于中正街(现白下路)的总领事馆迁至大使馆旧址，后于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恢复“大使馆”，但不为中国政府承认。

如此复

杂的变化，使得有关“毒酒案”的报道中常将日本总领事馆与大使馆混淆，在此特予厘清。

王高科到日本公使馆时是1932年。

王1916年生于南京，曾在使馆警察佐藤基家打杂帮工，后经佐藤基介绍到使馆办公室当差。

一年后，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特工、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的黄泗清盯上了他。

据王回忆，黄多次劝导他，说“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工作就是汉奸，为生活所迫而不忘救国仍是爱国青年”，于是他“心甘情愿”地加入了军统，从此利用工作和略懂日语之便，为军统搜集日伪情报，随时向黄报告。

王生前亲笔回忆这段工作时有如下描述(原件无标点)：

“在这期间，日本人的来信我们收下分发下去，对中国来的信就留下送交私拆检查。

记得他们(指军统)在双龙巷住着人，我们发信到双龙巷邮局先把(它们)送去拍照，然后再发挂号信取收条回来。

”

1934年4月，公使馆缺一杂役，王高科便将詹长麟介绍进去。

王、詹两家均以织缎子为生，住处也靠近，因此常有来往。

詹长麟是詹家老二，长相俊朗，身材适中，曾当兵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停战期间因母亲生病获准回乡探视未归，已婚，正赋闲家中。

詹先后面见使馆书记官宫下和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被顺利录用，在厨房帮做西餐，兼做杂务。

据悉，日本使馆录用杂役有4条标准：一是不懂日文，以防泄密;二是家居南京且有直系亲属同住，以便控制;三是忠诚老实，手脚

勤快;四是相貌端正。

现在看来，这些标准也非铁板难破。

例如王高科在去公使馆打工前，曾因教佐藤夫人学中文而学会一些日文，而詹长麟在“国军”当兵的政治背景，似也被日人忽略了。

王高科介绍詹进日公使馆显然另有深意，因为据詹长麟生前回忆，他到使馆才“干了十天半个月”，就有人到家中找他。

此人将他约至附近的鼓楼旅社二楼一个空房间，详细问起他的工作和报酬情况，并令他吃惊地说起他曾经参加淞沪抗战并因母亲生病被88师黄永淮团长特准回家探视的经历。

由詹文斌转述的父亲生前口述是这样表达的：

“之后这个人又对我讲了许多国家形势和爱国道理，并又问我，为什么有人介绍你到日本领事馆当仆人?我说不知道。

他对我郑重地说，目的就是要你搜集和刺探日本人的情报，为国家效劳。

他后来说，自己叫赵世瑞，是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

说完他撩起长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

他说他把特殊行动秘密告诉了我，问我何去何从，自己要好好选择，并对我说，要么当一名抗日的中国人，参加我们的组织蓝衣社(复兴社的别称，因成员着蓝色制服而得名)，收集日本人的

情报，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为国家为民族效劳;要么用这把手枪在这间房间里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到这个时候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我当时认为有这样报国的机会，没有理由拒绝，就立誓加入，从此成了蓝衣社的卧底。

我化名袁露，代号65号，每月组织给我十块银元，当时一百斤一袋的洋面粉只卖三块银元。

”

詹干活麻利手脚勤快，深得宫下书记官等人的信任，便开始利用各种机会搜集和传递日伪情报，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参与进来。

他后来回忆说：

“经过组织同意，我将身份告诉了妻子。

在日本领事馆搜集的一些情报，或者是抄写的一些东西有时候就交给她。

她把这些整理好的材料藏在堂屋墙壁的关公画像后，每天都有特工人员来取。

这些特工人员戴着一顶礼帽和一副大墨眼镜，穿着长衫，从我家前门进来，取了东西后，又从后门离去。

组织还教我怎么去用明矾写字抄写东西。

这一张白纸，如果你用明矾去写，表面看不出来，如果把它放在水里头，就会印出来。

”

但他和王高科之间并无特务联系，可谓各司其职，互不知底。

1936年2月，詹又将自己的哥哥詹长炳介绍进来。

不久，哥哥也参加了蓝衣社。

这段时间，南京发生多起汉奸被捕的事件，日本人开始怀疑内部有奸细，但又查无实据，便将办公室的3位差役统统辞退，其中包括王高科。

主要在厨房当差的詹氏兄弟得以继续留任，且由于办公室缺人，詹长炳补入当差，获得接触公文、信件的机会。

成立于1932年4月1日的中华复兴社(蒋介石任社长)特务处(总部在南京鸡鹅巷53号)，1935年起以

“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所谓“大军统”，陈立夫任局长)二处为公开身份，戴笠任处长。

1938年，复兴社解散，二处升格为“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一处升格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

为叙述方便，这里将戴笠为首的特务机构统称为“军统”(戴笠也将复兴社特务处成立之日认作“军统”诞生日)。

1937年“七·七事变”当月，军统河南情报站副站长尚振声奉命调任南京区副区长。

尚与戴笠为黄埔六期

校友，军衔也和戴同级，均为少将。

根据蒋介石的规定，军统实行军衔制，但以少将为限，所以戴笠直至1946年空难身亡仍是少将(戴笠死后这个规定才被突破)，尚振声地位由此可知。

他在南京沦陷后由地上转为地下，公开身份是中华路一家批发店老板。

尚到任不久，就由军统南京特警科少将主任钱新民(沦陷后任南京区区长，是尚的领导)亲自介绍认识王高科，要王与尚单线联系。

王在离开日本公使馆后被安排在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当传令警，月薪18元加5元津贴。

南京沦陷前，钱新民率部分人员撤至江北六合县，城内詹氏兄弟等一批地下特工由尚振声领导。

王高科也被尚留在南京，尚让他开个烟酒杂货铺作掩护，实际身份是军统的地下“交通情报员”。

王将军统特工搜集到的情报，放在香烟里送到江北。

王生前曾记录有一次冒死将一台发报机装在盛豆油的木桶里从江北运至南京的惊险经历。

抗战期间，军统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抗日锄奸”。

对汪精卫的多次暗杀行动，以及对与日本勾结拟参与组建伪政府的国民党元老唐绍仪(曾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投靠日本的湖南督军张敬尧、汪伪上海特别市首任市长傅宗耀、降日帮会首领并任伪浙江省长张啸林等魁首的成功刺杀，均系军统所为。

对曾任汪伪特工总部主任后升任伪“中委”特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丁默?(曾任“大军统”三处处长)的暗杀虽被侥幸逃脱，后被张爱玲写入小说《色·戒》，近年被拍成电

影，影响也很广。

1941年11月28日，日本人控制的上海《新申报》曾刊登“蓝衣社在沪所犯案件统计表”，仅当年“格杀日本军人”就达35起，其中17起致死。

此次军统南京区获悉，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及随从三重等将于6月9日到访南京。

由于是南京沦陷后到访的日本最高级别外交官，时任南京总领事的堀公一决定于6月10日晚隆重设宴招待，并邀驻宁日军首脑及伪“维新政府”政要作陪，地点就在总领事馆府内。

获邀人员阵容强大，几乎囊括南京日伪所有军政要员。

日方有：“华中派遣军”司令山田乙三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军报道部长谷荻那华雄大佐，特务机关本部部长兼伪“维新政府”最高顾问原田熊吉少将，以

及岩松中将、鸟本少将、谷田大佐、高桥大佐、三浦大佐、泽天海军大佐、三国大佐、秋山大佐、公平中佐、田中中佐等。

中方有：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内政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交通部长江洪杰，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