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张学良经化装秘密回到沈阳，在奉系元老张作相等人的辅佐下，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稳定了东北局势，挫败了日本关东军的阴谋。通过河本大作雇用的中国人和其他一些情报渠道，张学良已完全清楚了皇姑屯事件的真相。在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推动下，张学良集国耻家仇于一身，决心恢复东北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取消其特殊性，承认中央政府对东北的主权，实现国家主权的完整统一，也借此保持自己在东北的地位。1928年6月20日，张学良不顾日本的军事、经济、政治压力，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21辑，第1644页。) 7月1日又致电蒋介石、、阎锡山等，宣称：“决无妨害统一之意”，(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21辑，第1646页。)并派出王树翰等四人为代表与南京政府联络。此后，南京与沈阳之间的信使络绎不绝，将东北易帜之事提上了议事日程。日本政府对东北易帜十分敏感，深恐东北的特殊性被取消，影响其在东北攫取的特殊地位与既得利益。1927年11月23日，南京方面曾宣布：“凡国民政府未参与之中外条约或协定，均不能认为对中国有约束力。”(《中华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3辑，第253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日本据此认为东北易帜即意味着日本与北洋政府以及奉系军阀所达成的协议和所签订的条约将失去法律地位而无效。加之日本与张作霖之间的“密约”尚未最后换文签订，成了所谓“悬案”，日本政府极力想使这个“悬案”最后签订落实。东北易帜，则取消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对日本既定的分裂“满蒙”、吞并中国的大陆政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由此，日本内阁力图阻止张学良易帜。 在皇姑屯事件之后，田中内阁所确定的“对华方策”和“一般方针”中，特别提到：“要促进满洲执政者脱离中国内地的倾向，并划分、确立华人与外侨(在东北)的居住、营业自由和土地使用权，以便解决朝鲜人问题(即从朝鲜移民中国东北，强占中国土地)。”([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9～40页。)张学良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7月17日会见日本驻东北总领事林久治郎时表示，难以实现与日本有关的张作霖私人签署的铁路借款，明确显露了其易帜的决心。田中义一于7月18日对林久治郎总领事发出训令，命令其对张学良就东北易帜、南北统一问题发出警告。19日，林久治郎向张学良指出“(一)日本利害关系上，不愿见东北三省政治有急剧变化，致影响及于安宁秩序。(二)依日本观察，国民政府基础尚未底于确定，此时与之合为一体，似有考量余地”，劝其勿改制易帜。(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21辑，第1684～1685页。) 田中义一将劝阻张学良易帜和在东北排除所谓“南方势力”当作其外交上的最紧要问题。7月28日，派原驻华公使林权助赴沈阳面晤张学良。行前，田中要其向张学良说明：“满洲是日本的外围，是对日本和朝鲜影响甚大的地方，决不能因促进中国统一而牺牲日本在满蒙的权益。”([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42页。)林权助会见张学良后，向张学良表示：“东三省若与国民政府妥协，势必侵害日本之既得权利之利益与特殊地位，所以日本政府此刻劝贵总司令暂时观坐形势，较为妥当。不幸倘若东三省蔑视日本之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强固决心，而取自由行动。”并声称：“日本政府具有决心反对东三省对南方妥协，即谓干涉内政亦所不辞。”(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21辑，第1700～1701页。)张学良仍不顾其威胁，当场表示“决心以东三省人民为转移”。 此后，张为实行南北统一继续派代表与南京商谈，最后达成易帜、分治、合作之默契。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决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接着，张学良又派邢士廉赴宁，与南京方面达成四点协议：(1)东北设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2)设置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人选须经中央同意。(3)东三省及热河省委员人选，由张学良推荐，中央明令任命。(4)易帜不能待至民国十八年元旦，应提前数日办理。(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第34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经过半年的曲折斗争，1928年12月29日晨7时，张学良与张作相、万福麟等联名通电全国：“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21辑，第1735页。)同时，东三省及热河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和居民一律改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30日，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总司令长官，张学良接受了委任状。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究竟有多厉害，一看朝廷的封号就明白了。其他三位妻子，或被加封为“秦国夫人”，或被追授“蕲国夫人”，显然是跟丈夫吃现成的。梁氏则截然不同，她用赫赫战功，换来朝廷隆重的封赠与慷慨的旌表。不但其他三位夫人的政治待遇她都有，此外，又被额外封为“杨国夫人”，这等于是“两国夫人”，一身兼领双俸。根据祖制，女性严禁干政，但朝廷依然为开创了一个先例——赐功臣之妻爵禄，“功臣妻给俸，自杨国始。”韩世忠这四位妻子，为什么梁氏格外拔尖儿呢?她独享“内中俸”，当然很体面;殊不知，这个女人所承受的惊涛骇浪，远远地超出了外界的想象。 据说，有人向胡适先生索求墨宝，他总是写四个字送人：“功不唐捐。”意思无非是鼓励人家勤恳用功。天下没有白流的血汗，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这句话，送给梁氏恰如其分。《宋史·列传》有她的身影，其他资料也补充了一些“巾帼奇勋”。梁氏总在朝廷最危急、战事最紧张的关头，飒爽英姿地站出来。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总共提到她三件大事。这些事儿，件件都滚在刀尖儿上，别说女人了，就是七尺男儿，恐怕都很难做到。 第一件事，舍身平叛。 建炎三年，也就是1129年三月，朝廷“窝儿里斗”，御营统制苗傅、刘正彦等人，在临安发动叛乱，杀死了宦官康履和枢密使王渊等百十人，还明火执仗地逼迫退位，并挟持隆祐垂帘听政。韩世忠会同张俊，起兵勤王，可是，他有点“”——临安城里，还押着夫人梁氏和儿子。人质在叛军手里，还能放开手脚打仗吗? 被苗傅软禁的梁氏，为了脱身，便谎称招降韩世忠。临行前，她特意进宫，向隆祐太后交了实底。随后，她“驰出都城……一日夜会王(韩世忠)于嘉禾。”女人披头散发，，一昼夜飞奔了几百里，她带来临安城里的重要情报，比如，赵构如何被挟持，苗傅、刘正彦有什么最新动向，隆祐太后的真实意图等等。摸清了这些底细，等于叫韩世忠算吃下一颗定心丸，这样，就可以有的放矢地部署军队了。平叛结束之后，朝廷论功行赏，韩世忠升任“检校少保、武宁、昭庆军节度使，御前左军都统制”，梁氏也从此变成了双料“国夫人”。 第二件事，鼓震金山。 这段故事，非常有名。京剧《抗金兵》和《宋史·列传》的记载没什么区别：建炎四年，也就是1130年三月，韩世忠在京口对阵将金国名将——兀朮。梁氏协调各路宋军，在金山江上“亲执桴鼓”，指挥作战。八千精兵，将的十万军队，死死地围困在黄天荡里。 为了打好这一仗，韩世忠和梁氏相约，妻子在中军楼船上指挥，丈夫带兵分割截杀金国军队。在火光冲天、箭如飞蝗的战场上，梁氏泰然自若站在高处，俯瞰大江，她挽起袖子，抡开鼓槌，为韩世忠及其部下擂鼓助威。隆隆的鼓声响彻长空，梁氏眉梢高挑，眼里闪耀着亢奋的光彩，她早把生死丢到去了。熊熊火光，映红了这位英姿勃发的女将，宋军弟兄们，甘愿为她拼死效命、冲锋陷阵…… 黄天荡合围，宋军占了绝对上风!的金兀术，差点儿死在长江的芦苇丛里。现代人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可是，历代战争，无论受害者，还是反抗者，都没有离开女性。恐怕不会有人在意梁氏做没做过妓女，更没有人对她沦落风尘的岁月了。其实，爱国者从来不计较出身，只要你的作为，于国、于民、于时代大有裨益，中国人就舍得为立祠，给妓女烧香。黄天荡一仗，梁氏打出了供奉自己的牌位。 第三件事，驻防楚州。 绍兴五年，即1135年三月甲申，韩世忠出任淮东宣抚使，移屯淮东楚州。梁氏作为随军家属，一同赴任。说起来好听，驻屯楚州;其实，那是一片荒蛮之地。连现成的住处都没有，一砖一瓦还得自己张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七)记载了夫妻俩率部拓荒的细节：“时山阳残弊之余，世忠披荆棘，立军府，与士同力役。其夫人梁氏亲织薄为屋。”《宋史·韩世忠列传》也给出了相同的说法。按照常理，梁氏贵为秦国夫人、杨国夫人，根本用不着和大头兵们搅和在一起。但为在楚州站稳，她必须跟随丈夫，和那些士兵弟兄绑在一块儿，吃糠咽菜，开疆破土。 梁氏素面朝天，发髻蓬松，她望着热火朝天的军营，快慰地笑了。贵妇的明眸，点燃了上上下下的工作热情。她漂亮的嘴唇，远远地招呼一声，那优雅的手臂，轻轻地挥舞一下，成群的士卒便闻风而动。韩世忠有大将之才，他非常清楚，妻子一个眼神抵得上千万支森严的将令。这就是表率垂范，焕发出的人格魅力。女人做事，能叫男人“心中点头”，这还不够吗?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