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利波利战役的详细经过是怎么样的？最后结果如何
但英、法军一开始做梦也没想到这场战役一直持续到同年的12月19日。
在达达尼尔入口处，英、法军在炮火把外炮台打哑之后，突击部队巡游这个地区，把土耳其遗弃的大炮火门塞住。
气候不良，使进攻不得不推迟5天，然后协约国恢复了对入口处其余炮台的零星轰击，迫使土耳其军退却，但是当入侵者向海峡上面攀登时，他们发现土耳其军有坚强的防御阵地隐蔽在悬崖后面。
3月3日协约国的登陆被击退了。
在法国舰只撤退时，扫雷艇继续在已知的危险区域扫雷。
突然，战列舰“布韦号”抖动了一下，裂开了，从板上喷出高高的烟柱和火焰。
它在继续行驶中倾覆了;带着它的舰长和639名水手沉入海底。
少数浮起来的幸存者被救了上来。
附近船上有些观察者认为，“布韦号“被一颗土耳其炮弹所击中，其他人认为，它撞上了一颗水雷。
登陆战役中的战舰损失是令人痛心的事，无论从经济价值上还是部队战斗力都是沉重的损失。
水雷使英国人损失了6艘战列舰，得罗贝克只好令所有幸存的舰只返回爱琴海。
英国人哪里知道，此时的土军，炮弹已经消耗了一半，水雷则已用光了。
进攻应讲求连续性，而且在进攻“顶点”到来之时应再坚持下，这是一个“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问题。
但是英、法军却在关键时刻推迟了进攻。
推迟进攻的理由，是英方决定放弃单纯使用海军的方案，而实施陆海军联合战役。
这次英、法陆军和海军的联合，是登陆战役史上陆、海军的首次联合，我们所说的“现代意义”也正是体现在这方面，它无疑标志着登陆战役向前进了一大步。
应运这种作战的需要，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被挑选出来指挥入侵军。
可是，汉密尔顿爵士只接到粗略的指示，他对于他的目标的全部了解，来自1912年的土耳其陆军操典、一张不完善的作战区域地图和在最后一分钟冲进当地书店买来的君士坦丁堡旅游指南。
在他离开伦敦的时候，在甚至没有选定在半岛的登陆地点。
他所指挥的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还有一个法国师和本地的印度人部队，共约7.8万人。
海军大臣温斯顿·，是理解夺取达达尼尔好处的唯一主要的英国人。
从战争爆发开始，他就徒劳地倡导攻打加利波利。
英国最近一次演习是在八年以前，帝国防务委员会得出结论，一支军队面对敌人据守的阵地，不能夺取一个滩头阵地。
丘吉尔攻占达达尼尔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有限的军事目标。
这是通向俄国黑海港口的唯一通道，并将便利同英国的东方盟国的交通。
到1915年1月中旬，英国陆军部按照大公的请求行动。
丘吉尔建议，俄军参加协约国两条战线的陆海攻势，从黑海进攻土耳其。
俄国人同意这将增进对他们有利的形势，但同他们蓄谋已久的并吞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的意图有矛盾。
协约国将分享这一胜利使俄国人感到不安，他们谢绝了丘吉尔的提议。
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承认，“我很不喜欢这种想法，即海峡和君主坦丁堡可能被我们的协约国攻占，而不是被俄军攻占……我很难向他们隐瞒这个消息如何使我感到痛苦。
” 即使没有俄国人，英军仍然决心进行这一入侵。
老将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在七十四岁时复役。
1915年1月初，丘吉尔得到费希尔的支持，打电报给地中海舰队指挥官萨克维尔·卡登海军上将，请他对英法联合进攻作一估计。
卡登回答说，这一计划将为协约国开辟达达尼尔。
但军事计划人员忽略了一个关键性发展——他们对加利波利的杂乱的和无意义的进攻，最后将推动土耳其军在德国的支援和物质帮助下，加强他们的防御。
德军的对策 而英、法军的对手，由德国将军利曼·冯·赞德尔斯组建了有8.4万人的新的第5集团军。
此时，德、土军队虽然在兵力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有组织的防御并没有部署好，时间是赞德尔斯的宝贵资产，而英国人拖延了48天，这足以使赞德尔斯把他的几个土耳其师部署在预料英、法军登陆的地点。
英、法军失去了最好的攻击时机，所以，把握战机对于取得战役胜利是很关键的。
这种准备不足的登陆的历史上确也少见。
孙子兵法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汉密尔顿“知己”的程度实在可怜，这已是立于败军之地了。
指挥不统一是登陆战役的致命弱点。
两天后，协约国在希腊角的4块不相连接的海滩登陆。
澳新军指挥官将军威廉·伯德伍德爵士，深信夜间登陆将使所冒敌人炮火的风险减至最低限度。
但指挥第29师的英国亨特·韦斯顿将军下令白天登陆，以便舰队炮击守军。
登陆战士的英勇献身精神是夺取胜利的保证。
战争中常常会发生一些偶然的东西，并且发生在无法预料的地方，有一次滩头阵地的建立，是靠一个人的勇敢。
萨罗斯湾的部队离岸2英里，那时黑暗笼罩着他们。
指挥官B·C·弗赖伯格毫不犹豫地带了一袋不漏水的照光炬，泅过了这段距离，把照光炬在沿海滩一线点亮。
登陆的战术和技术对登陆制胜很关键。
伯德伍德将军的夜间登陆，使他的部队感到为难，他们发现自己处于难以防守的滩头阵地，当这些混乱的士兵寻找方向的时候，宝贵的时间被浪费掉了。
陈旧的运煤船“克莱德河号”，改装成把巨大的门安装在船身的登陆艇，可容2000名士兵。
当这艘船靠岸时，周围都是运载部队的驳船，这时土耳其炮开火了。
运煤船的船首栽进沙里，但水太深了，士兵无法趟水。
解决突击上陆时的拥挤问题似乎是很有必要。
登陆者涌上滩头，滩头的战役容量是否够容下登上沙滩的部队?而且密集突击的部队容易被岸防之敌集火杀伤。
第一天上午10时左右，海滩上死伤枕籍。
如果从书店里买来的地图都是不正确的，那么伯德伍德在夜间登陆，也并没有把事情改善。
他所预料的有1英里长的海滩，事实上长不到1英里的3/4，宽在100英尺左右，两端都被所阻塞。
在这块有限的地区，部队、牲畜、炮和补给品乱成一团。
而夺取更多土地在开头几天是不可能实现的野心。
整个澳新军被围困在不到2英里长和不足1英里宽的海滩区域。
英军登陆 抗登陆者向登陆场机动兵力的速度是对付登陆的有效招数。
在得知登陆消息时，土耳其军穆斯塔法·基马尔在几英里之外的内陆。
他统率了8个营和3个炮兵中队，急忙赶到可以俯瞰滩头阵地的崖岸，正好及时击退第一批攀登斜坡的澳新军。
以前没有战斗经验的协约国部队，确确实实在对武器上占优势的敌人作仰攻。
他们受到上面炮火的强烈压迫，在这种多岩石的地形，他们发现用小铁锹在结实的灌木根上进行挖掘是不顶用的。
他们拼命在这陡峭的丘陵地寻找岩洞般的洞穴。
到黄昏时刻，每一边死伤人数都在2000左右，而基马尔依旧掌握着高地。
我们可以想到滩头血战的激烈和悲壮! 从4月至7月，协约国又组织过几次进攻，均没有成功。
期间为了防止可以毁灭双方的鼠疫，双方停战9小时，以便安葬那些土耳其和协约国的死者。
战争在这里似乎讲起人道来了!在交战中，为了配合登陆作战，双方海军出动了潜艇，各自损失了一些战舰和运输船只。
登陆战役的空间因此扩展了。
8月初，英国统帅部决定在加利波利西北的苏弗拉湾，用2个师进行一次新的大登陆。
在双方形成“顶牛”状态时，改变战役进攻方向是十分明智的。
因此，苏弗拉湾登陆基本上没有遇到出其不意和寡不敌众的土耳其军的抵抗，他们从海滩退到高地待援。
可是，优柔寡断的英国指挥官，包括汉密尔顿在内，不向前推进，却浪费宝贵时间去讨论战略。
指挥官的素质当然对战役胜利起着关键的作用，而缺乏果断则是战役指挥官之大忌。
9月，英、法军只好增加他们的兵力，2个英国师和一个法国师调来萨洛尼卡，汉密尔顿将军则被召回了。
他没有获得另外的指挥权。
但是直到基切纳勋爵于11月访问加利波利，他才充分领会这场大溃败。
他不再需要敦促撤出这个半岛。
基切纳的简短停留，恰恰遇到了落到部队身上的一系列困难。
在夏季，他们曾忍受了炎热、苍蝇和缺水的严重困苦不便。
长时间的苦战必然使士兵产生厌战情绪，巴不得赶快结束战争。
11月，雷暴雨之后下了24小时的倾盆大雨，继之以雨夹雪，然后转入眩目的暴风雪，地上雪深2英尺。
那些住在澳新军洞穴和地下坑道里的人还有一定程度的舒适，而在苏弗拉湾的露天部队就大受其苦了。
老天爷也要惩罚这些连年征战的人。
当然，大自然也并没有饶恕土耳其人。
双方可能各有500人淹死在堑壕里。
许多人冻死。
单苏弗拉湾一地，冻疮患者逾5000人。
没有人想得起有过这样猛烈的暴风雨。
协约国对这种暴风雨全然没有准备;没有储备额外的保暖衣服。
如此长时间的交战，后勤保障的困难自然很大，士兵得不到有力的保障，必然影响士气和战斗力!对于从12月19日开始的撤退，除丘吉尔外，在伦敦或加利波利没有一个人后悔的。
因为这场战役是丘吉尔极力倡导的，丘吉尔始终没忘攻占达达尼尔的好处。
为了政治利益，协约国的士兵只好被驱使为统治者当炮灰。
开始的时候，无论卡登海军上将或是伦敦海军部都丝毫没有提到，如果这个海军中队冲进马尔马拉海，随后应有什么行动。
每个人都认为，只要协约国的海军力量一出现，土耳其军的斗志就会消失。
3月11日，卡登奉命指挥又一次海上进攻，但在达达尼尔海峡清除水雷之前，不得把他的重型舰只开驶进去。
突然患病使卡登不得不留在岸上，把指挥权移交给他的主要助手约翰·德罗贝克，他于3月18日重新进攻。
海峡已经反复扫荡过，都认为在海峡五英里以内没有水雷了。
可是，英军不知道，一只土耳其小船在主要布雷区外放了一排新水雷，它们就被放在早先炮击期间海军舰队停留的地方。
支援舰只都开上来，看到有炮火闪光的土耳其阵地就进行炮击，到下午4时，把全部炮群都摧毁了。
未几，未经警告，英国战列舰“不可抗号”和“不屈号”突然倾倒和沉没，步它们后尘的是“大洋号”。
德罗贝克海军上将怕再有损失，下令所有幸存的舰只返航爱琴海。
等到舰队越过达达尼尔时，由于水雷的爆炸，又有三艘英国战列舰的舰身上发生很大的裂缝，只能蹒跚行驶。
直到大战结束，协约国才知道，在进攻的最初几周，它们就已经胜利在握了。
敌人的弹药已经耗去了一半，水雷则已经用光了。
虽然协约国希望恢复进攻，但被推迟了，后来又改变计划，部队在加利波利登陆，海军也就随之降到了次要地位。
在布尔战争期间曾任基切纳勋爵的参谋长的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被挑选来指挥入侵军时，伦敦陆军部并没有制订作战计划。
汉密尔顿只接到粗略的指示，但如何把这些指示发展成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战役却得不到帮助。
他急急忙忙不带后方勤务人员就赶往东地中海，所确定知道的只是去指挥一支远征军入侵加利波利和消灭敌人而已。
汉密尔顿对于他的目标的全部知识，来自1912年的土耳其陆军操典、一张不完善的作战区域地图和在最后一分钟冲进当地书店买来的君士坦丁堡旅游指南。
在他离开伦敦的时候，他甚至没有选定在半岛的登陆地点。
由于连加利波利是否有水都不知道，汉密尔顿便命令他的士兵到亚历山大和开罗的市场去搜罗空油筒、汽油听、皮囊和任何其他容器。
象在伦敦一样，尽管不准确，所有的地图和旅行指南都被买来，总比没有好些。
由于缺乏堑壕战的武器和工具，临时凑合的军用工场生产着迫击炮、手榴弹、掘壕工具和潜望镜。
当地的驴夫和他们的牲畜被强征来作交通运输之用。
这种匆忙地临时凑合的作战在物资、后勤和组织上的缺陷，多少为部队的勇猛所弥补了。
大部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还有一个法国师和本地的印度人部队(廓尔喀人)，共约七万八千人，集合起来对付由德国将军利曼·冯·赞德尔斯指挥的、新建的有人的土耳其第五集团军。
土耳其的宿敌希腊，志愿出兵三个师入侵加利波利和从西进攻君主坦丁堡，但沙皇政权激烈反对。
俄国宁愿丧失一切，也不愿冒让希腊染指土耳其领土的些微风险。
在舰队撤退后的四十八天喘息期间，赞德尔斯将军组织了他的防御，把几个土耳其师驻守在预料的登陆地点。
他得到指挥另一支军队的土耳其陆军部长恩韦尔·帕夏的支援。
在备战中一位较次要的人物是穆斯塔法·基马尔，即战后世界众所周知的基马尔·阿塔蒂尔克，他是现代土耳其之父。
时间是赞德尔斯的最宝贵资产，而英国的拖延给他的时间太多了。
入侵军的集结待运地区是希腊利姆诺斯岛上的穆兹罗斯港，协约国小舰队是4月23日离开那里的。
汉密尔顿按照基切纳的意见，把登陆限于半岛两边的二十英里，由现场指挥官来选择滩头阵地。
两天后，协约国在希腊角的四块不相连接的海滩登陆，他们打算从那里向土耳其炮手可以俯瞰英国舰队的阿希瓦瓦高原进发。
从加韦泰佩岬的西海岸上行十二英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的两个师也建立了一个滩头阵地，称为澳新军登陆场。
这种任意策划的后果不久就暴露出来了。
因为汉密尔顿对加利波利一无所知，他认为执行基切纳提出的准许他的指挥官自由选择登陆的时间和地点的建议很容易。
澳新军指挥官将军威廉·伯德伍德爵士，深信夜间登陆将使所冒敌人炮火的风险减至最低限度。
但指挥第二十九师的英国亨特-韦斯顿将军下令白天登陆，以便舰队炮击守军。
成功的协约国登陆往往是偶然的，并且发生在不象会发生的地点。
有一次滩头阵地的建立，是靠一个人的勇敢。
萨罗斯湾的部队离岸两英里，那时黑暗笼罩着他们。
指挥官B·C·弗赖伯格毫不犹豫地带了一袋不漏水的照光炬，泅过了这段距离，把照光炬在沿海滩一线点亮。
一个生还者回忆，“水象水晶一样透明，我们可以看到，队形整齐、身穿军服的士兵的尸体都躺在水底，他们是在爬上岸时被击中或失足跌下水的。
” 英法惨败 从山上下来的军医，把不计其数的伤兵运到混乱的伯德伍德的海滩。
许多伤员被从这艘船移到那艘船，只是被告知说医生和工作人员带了全副设备和药品供应已经动身来岸，他们的痛苦就拖延了下去。
到4月26日，有一万六千多名澳新军已经登陆，被丢在较低的斜坡和山脊上。
将军们和列兵们都住在比邻的地下掩体里，分享同样的紧急口粮。
土耳其军的不断炮击，有时阻扰但没有终止澳新军的新接替人员缓慢地爬上斜坡。
一直到4月底，赞德尔斯将军都不发动他的主力进攻，宁愿看看协约国如何部署。
在协约国企图组织他们杂乱的兵力时，赞德尔斯开始选择他的反攻阵地。
赞德尔斯于5月5日对南面滩头阵地开始主攻，但土耳其军迅即被得到两个新来的旅支援的澳大利亚军击溃。
为了摆脱被阻塞的滩头阵地，亨特-韦斯顿企图在5月6日进行突破，但被猛烈的抵抗所止住，双方流血很多。
汉密尔顿将军亲自指挥，但情况并不好些。
三天激战，包括反复的白刃战，协约国所付的代价是部队的三分之一死伤;而土耳其军依然控制住高地。
简短的停战差不多是超现实主义的。
所有参加安葬的人都戴了白臂章，禁止携带望远镜、武器或窥伺堑壕。
除沿着全线停火外，所有在堑壕里的部队，都不把头伸到胸墙之上。
归还敌人的步枪都要取去枪机， 但这个不严谨的协定双方都大方地没有执行。
当敌对双方在狭窄的无人地带会晤时，紧张不安的气氛弥漫于前线。
有些堑壕只相隔三十英尺。
澳新军和土耳其军默默无言地开始挖掘深沟或公墓，但不久双方就互敬香烟和用蹩脚的土耳其语和英语打趣起来。
双方地相互刺探防务。
在检验尸体身份时，军官们小心地注意堑壕和警戒系统的配置。
传说基马尔穿了中士制服，在邻近澳新军堑壕的地方，和安葬队一起工作了九小时。
在分手之前，许多人交换了口袋里的杂物。
在下午三时左右，最后一个死者被慢慢放进安葬的堑壕里，这时一声枪响冲破寂静。
在这不安的片刻，安葬队除呼吸外，停止了一切行动，恐惧地意识到他们是处在双方对着他们的几千支步枪中间。
没有再听到第二枪，于是人们转过来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握手道别后，在傍晚时候每一方回到了他们的堑壕。
几分钟后，在土耳其防线的某个地方一支步枪开火了，战场上又再响彻了枪炮声。
在协约国集中力量在陆上打仗的同时，在5月底前，敌人的海军舰只击沉了三艘英国战列舰。
一艘土耳其轻型战舰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溜进达达尼尔，以鱼雷击中了“哥利亚号”。
两周后，一艘德国潜艇击沉了“胜利号”。
一天之后，“威严号”遭到了同样命运。
地中海的潜艇活动使协约国惊慌起来，特别是英国。
他们担心“伊丽莎白王后号”的安全，命令它回到一个英国港口。
随着装有十四英寸大炮，能够行驶而不怕水雷的浅水重炮舰的到达，英国在达达尼尔的处境改善了。
英国潜艇也进入海峡，驶进马尔马拉海和君士坦丁堡港，使土耳其航运遭受重大损失。
一艘装了六千名部队的运输舰，在港口就被鱼雷击中。
土耳其的损失，计有一艘战列舰、一艘驱逐舰、五艘炮艇、四十四艘轮船、十一艘运输舰和一百八十五只帆船。
英国为这种破坏所付的代价，是在派来的十三艘潜艇中损失了八艘。
到了协约国决定进攻时，赞德尔斯已经赢得时间，从博拉伊尔全力抽调了两个师到萨里巴伊尔山脊来，协约国以为这个地方是由登陆时退却的薄弱兵力防守的。
在他们认识到优势不在他们这方面时为时已迟，但他们顽强地继续打了差不多五天之久，然后停了下来。
由于高地的狙击手和炮手很快削弱了他们的队伍，在海滩上的生活是难以容忍的。
8月间，协约国的伤亡在四万人以上。
在撤离期间，预计会有很大损失，即使不是灾难的话。
10月，汉密尔顿将军担心，“认为撤出加利波利而不致损失总兵力的一半，那是不智的……”然而他的继任者查尔斯·门罗将军，主持这次撤退并于1916年1月9日完成，竟无一人伤亡。
从每个旅到人数最少的梯队，都是按照他们同四个上船码头的远近，排定撤退时间的。
六人到十二人一个小组，列成纵队越过几十条小沟渠，每组殿后的人往往是个军官，由他留下定时导火线，爆炸坑道中的地雷。
没有灯火，也不准吸烟，士兵们以坚定的步伐按一小时三英里的速度赶路。
每一单行不停顿地向指定码头进发，脚步声被一条用沙袋铺的路捂住了。
将军们和列兵们都挤在机动驳船里，每条驳船装四百人。
小心的点数保证不使一个人掉队。
唯一的声音，是带着战败的回忆朝大海行驶的驳船发出的阵阵颤动声。
土耳其军完全被蒙住了，他们继续向空空如也的堑壕发射榴霰弹和子弹。
关于敌人对这个计谋的懊恼，那时不在这个半岛的穆斯塔法·基马尔说得很清楚：“要是我在那里，要是英国人真的那样溜走而没有损失，我将把我的脑袋打得开花。
”但他的德国盟友欣赏这次军事行动的技巧。
《福斯报》军事记者发出的通讯写道：“只要战争不息，苏弗拉湾和澳新军的撤退，将在所有战略家眼中，成为前所未有的杰作。
” 战局 1915年，差不多有五十万协约国士兵被运到加利波利，伤亡人数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远征军包括四十一万英国部队和七万九千法国部队。
英国伤亡人数共计二十一万四千，法国为四万八千，协约国伤亡总计二十六万两千人。
土耳其军参战的至少有五十万人，据官方记载，有二十五万一千人遭受伤亡，但这些数字值得怀疑。
其他估计协约国伤亡人数的数字要高得多，但不管怎么说，虽然协约国伤亡惨重，但土耳其陆军也损失了不少精锐，在未来的巴勒斯坦战役中，埃德蒙·将军所冒的风险减少了。
加利波利玷污了优良的名誉。
赫伯特·阿斯奎斯首相把丘吉尔调离内阁，基切纳勋爵也不再拥有政府大臣对他的毫无疑问的信任了。
由于把他掌管的军械管理权移交给由劳合-乔治领导的一个新成立的部，他的权力减少了。
丘吉尔穿上军服，在法国服役到1917年，那时他又重新得到宠信，被任命为英国军械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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