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以后，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文人做官后，梦寐以求的想得到一个谥号——文正。而作为统治者的，是绝对不会轻易把这个谥号赐赠给臣子的。能得到这个谥号的人，不管是本谥还是追谥，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都是在文坛声名鹊起、在政坛功绩斐然、在民间深受敬仰的人。 宋代的谥举乃是承唐谥之风，经历了从文贞到文正的变化，据史书言是为避名讳故。自此之后，“文正”之谥可以说经元、明、清前后四朝相续不断。众人耳熟能详的获得此谥的人有宋代、、司马光等，有等，有等，有、等。司马光言：“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认为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至。大而言之，经天纬地曰文，内外宾服曰正;小而言之，曰文，忠直守节曰正。《逸周书?谥法》对于“文正”二字做了全面系统、精辟独到的解释，在此不一一阐述而尽。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国的汉字是字音藏义、字形藏理的，文化的“文”加正直的“正”是政治的“政”字。我们再回头去看这些人在历史长河中为世人所留下的光辉轨迹。范仲淹，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为政清廉，刚直不阿，官至参知政事，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遗《集》传世。耶律楚材，元代著名民族政治家，促进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人，官至尚书右丞，撰《湛然居士文集》留世。 方孝孺，明代著名文学家，刚直不屈，孤忠赴难，被诛十族，官至文学博士，传《逊志斋集》于世。曾国藩，清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晚晴四大名臣之首，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著《冰鉴》存世。这些人的共性是在文学方面具有极高才能，最终在政治方面颇有建树居于高位。“文”、“正”、“政”三者之间的关系，由此亦可窥其一斑。 文化的内涵无比丰富，粗略浏览便可看到十几种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界也是意见纷纷，莫衷一是。“文”之一字，我们姑且说它为文字、文章、文学、文艺、文化，都是界定内的合情合理，无可厚非。不管是文字、文章、文学、文艺它都是文化的一种形式而已。 图片来源于网络 魏文帝在《典论·文论》中有言曰：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他认为文章有两大社会功能：一是“经国之大业”，有利于治国;二是“不朽之盛事”，有益于立身。这是首次将文学与治国大业和自我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连结在一起，富有一种威严浩大的帝王气，使得文学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为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因为“自觉”，才走向了自觉时代的前奏，提高了文学的地位。文学地位的提升，又增强了文学自觉意识，从而增强了治国大业的文化精神。 宋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指出：文所以载道也。文以载道是文学社会作用的深刻表述。一篇文章、一部文学作品如果我们将眼光仅仅停留在这篇文章上、这部作品里，那我们看不到更高远的东西，收获不了更深层次的东西。借用佛家《楞严经》中的话来说：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手指。“文”与“道”的关系，正如这手指与明月的关系，我们应当顺着手指看到更高远处的“月亮”，而不是停留在“手指”上。这充分说明了文化作为一种介质的指引作用，通过习“文”将其所载之“道”充分体悟出来，然后付诸实践，经世致用。 文化是增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软实力。上世纪朱光烈先生在《知识就是力量吗?》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被认为是时代性的命题，即“文化就是力量”。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未来发展和繁荣文化的总纲领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习近平同志在多次讲话中要求领导干部要“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并且提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等具有深远指导思想的论断。 图片来源于网络 可以说一定的社会文化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而政治又通过社会舆论引导文化的方向，二者是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至此，我们回归到“文”“正”“政”三者之间的关系话题，可以确切地说习文以养浩然正气，“文”“正”相融以从“政”。李昉、范仲淹、司马光、耶律楚材、方孝孺等、曹振镛、曾国藩等人，博学多才(文)而又直道不挠(正)，最终蜚声文坛、显赫政界、留名后世，若无其文抑或不足以为政也。古为今鉴，我们当勤以广才，善养正气，积蓄文化力量以为政治建设服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在取得帝位以后，不断加强的权力。洪武十三年(1380年)，废除中书省，罢置丞相，政事归于六部，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权力集于皇帝一身。又相继制造、之狱，株引牵连，杀戮达五六万人，把和他共同打天下的功臣宿将诛杀殆尽，从而解除了武臣对皇权的威胁。与此同时，朱元璋也向文人开刀。明王朝刚刚建立，朱元璋又是从“贼”出身登上皇帝宝座的，因而一班前朝过来的文士还不愿和新朝合作，不肯出来做官。以致朱元璋下令把“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列入法律条文，加以惩处(见《明史刑法志》)。另一方面，朱元璋对已经出仕的文人，也并不放心，疑心这些人用文字对自己和朱明王朝进行讥讪诽谤，所以特别注意奏章的字里行间有无这类文字。 我们且看他用什么手段置人于死地。一、以附会字形加罪于人。当时有一位高僧，法名来复，朱元璋请他吃饭，来复谢恩诗称：“全盘苏合来殊域，玉婉醍醐出上方。稠叠滥承天上赐，自惭无德颂陶唐。”朱元璋见诗大怒，曰：“汝诗用‘殊’，谓我是歹朱耶!又谓‘无德颂陶唐’，欲以陶唐颂我，而未能也。何物奸僧，大胆如此!’遂斩之。”(《小史》卷一)这位和尚虔诚地拍马屁，万没想到朱元璋用字形分解法来加罪于他，结果自己的身首也被分解了。 又有一位中书舍人詹希原，字写得很漂亮。朱元璋命他书写太学“集贤门”门额，因“门”字右直微钩起，朱元璋就挑了眼，说道：“吾方欲招贤，原乃闭门，塞我贤路耶!”遂杀之(马朴《谈误》卷四)。“门”字右直挑钩，是规范书体，千古如此，怎么到了朱元璋那里就不能挑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朱元璋自己所写的“门”字，也是“右直微钩起”(见吴晗先生《朱元璋传》卷首所附朱元璋的亲笔书影)。如此，则朱元璋应自履其罪了。 二、用同音、方音曲解文义而加罪于人。明初名儒卢熊以印文篆书“兗”字类“兗”字，上书请改正。朱元璋看了大为恼火，说道：“秀才无理，便道我兗(滚)哩!”几被祸(《水东日记》卷四)。卢后仍坐累而死。 其他如浙江府学训导林元亮为海门卫作《增俸谢表》，内用“作则垂宪”被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贺表》，内用“垂子孙而作则”被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节表》，内用“仪则天下”被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二司作《贺正旦表》，内用“建中作则”被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贺正旦表》，内用“睿性生知”被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州作《贺正旦表》，内用“圣德在秋”被诛。以上诸条，朱元璋用他所操的淮南方言，读“则”、“贼”同音，“作则”即“作贼”，这不是在骂他曾做过“红巾贼”么?“生知”被读作“僧知”，“圣德”被读为“僧得”，这不是揭他早年曾当过和尚的老底么? 三、疑文字触犯皇权而罪人。苏州知府魏观，因在张士诚宫殿遗址上修建知府衙门，犯了皇权忌讳;高为魏观作《上梁文》，内有“”字样，被认为有不臣之嫌，魏观、高启均被腰斩(见《明史桂彦良传》)否则又成一血案。 朱元璋所加给表文作者的罪名，均无事实根据，是道道地地的冤案。表文的作者本来是颂扬朱明王朝强盛和朱元璋的圣明，且文词也都是一般常用的套语，并无反明思想和讥刺之意，这一点与后来的清代则大不相同。清代文字狱，无论牵连之广，杀戮之惨，均远远超出明初之文字狱。但就事实而言，文字狱虽也有一些系附会而成的冤狱，但有不少案件所加的罪名却有一定事实缘由。文章的作者或不奉清朝正朔，或斥满人为夷狄，或语含讥刺等。写书或传布之人，不少是有强烈的反清复明的民族意识的，因而形诸文字，表现了对异民族统治的反抗。明初的情形则不然。朱元璋推翻了的统治，汉族士大夫对元朝没有那么强烈的留恋故国之情，“以夏代夷”，在他们看来是顺天应人的，因而不存在像清初那样反清复明的民族情绪。明初的文士之所以不愿与朱明王朝合作，一则是耻仕二姓的思想在起作用。二则是一班士大夫还在观望，若贸然出仕，万一朱明王朝短命，则终身背上“以身事贼”的黑锅。三是明初用法严酷，许多当官的，说不定哪一天就保不住脑袋，这也使不少文士逡巡却步。但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士大夫阶层与朱明王朝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还不至于对朱明王朝反抗、讥讽。 朱元璋出身微贱，父祖辈均是佃户，他本人从小跟着父祖为人佣作，后来当了和尚，又参加了被称为“贼”的起义军。虽说后来登上皇帝宝座，但对自己“下九流”的出身和经历，总觉得不光彩，因而总怀疑别人揭他的短。在这种神经质式的疑心的驱使下，看到臣下的奏章表文，居然处处都在讥和尚、骂盗贼，处处在诅咒朱家王朝短命。这种自卑感的变态表现，则是朱元璋本人经常把“朕本淮右布衣”、“江右布衣”之类的话挂在嘴上，临死时还说：“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见《明史他人讲，则是别有用心地刺毁朕躬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