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是怎样为高宗李治选择陵地的？如何选择皇陵地址，是对帝王执政能力的一个具体考验。 武则天为高宗李治选择乾陵作为归息之地，不但能传递出她操盘天下时忠于先皇的政治姿态，而且是她和李治情感发展的必然。 683年12月，李治走到生命的终点时候，最关心的就是身后大事。透过《旧唐书》和《》，我们看到李治遗诏时提出了这样几个要求： 一是“七日而殡”， 二是“皇太子即位于柩前”， 三是“陵园制度，务从节俭”， 四是“军国大事如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或兼取天后进止”。 在李治的遗言里，最为重要而且要影响大唐气候的恰好是第四条，这一条成为武则天日后指点江山的基本依据。 12月4日，李治驾崩洛阳。10日中宗李显即位，武则天即以皇的身份临朝称制。仅两个月时间，中宗李显以扶持后族势力的方式给母后武则天的执政道路设置障碍。思忖之后，武则天决定快刀斩乱麻。 684年2月，武则天废黜李显，立小儿子李旦为。性格懦弱的李旦，注定是一个傀儡皇帝。 这时，操盘大唐江山的武则天面临两大考验。 首先是如何稳定政局?江山近乎易主，武则天做出一系列重大人事调整，朝廷局势趋于稳定。 而到底把高宗埋葬在哪里?成为考验武则天执政能力的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李治临终前有过交待：“天地神祗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旧唐书高祖本纪》)。 顺势把高宗埋葬在洛阳，的确可以节约国力民力。而让高宗归息关中，既可表达对李治的情意，又能做出安抚李唐的姿态。 该怎么办?权衡的砝码向情感和政治姿态的一方加重：武则天决定在长安附近修建高宗葬地。 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乾陵——主陵 武后的决定刚一做出后，胸藏锦绣的陈子昂就递上一封谏书。以关中旱灾严重为由，陈子昂提出“灵驾西行不便”，认为“景山(位于今天河南偃师)崇丽，秀冠群峰，北对嵩(山)邙(山)，西望汝海(汝河)，居祝融之故地，连太昊之遗墟，帝王图迹，纵横左右，园陵之美，复何加焉”。进而，为人耿直的陈子昂列举在关中营陵的诸种弊端，质问武后。谏书语言犀利，很不留情面。 陈子昂意想不到的是，看了他火辣激烈，甚至有指手画脚味道的谏书，武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在金华殿隆重地召见了他，态度温和地赞赏了他的文辞，而且下令让他任官麟台正字。 陈子昂们说归说，武则天仍旧“独违群议”(《旧唐书唐太宗自己选择了陵地，开创了“因山为陵”的葬制。思索先祖的葬制葬式之后，武则天感到“九嵕山孤耸回绕，因而旁凿，可置山陵处，朕实有终焉之诏”(《唐会要》)。武后明确主张“因山为陵”，提出要仿效唐太宗的昭陵为高宗修建寿陵。 而唐高祖献陵和唐太宗昭陵都是通过占卜堪舆的方式选择的，武则天自然不会草率选择高宗的葬地。 乾陵双乳峰 虽然史迹没有叙述乾陵选址的细节，而民间把乾陵选址的过程演绎得很是离奇玄妙。 相传武则天让星相家和皇宫专事阴阳和历法的太史令负责选陵之事。 接到为高宗选择陵址的指令后，袁天罡遍访关中平原和渭北高原，先后相中几处吉祥之地，喜不自禁，准备回宫复命。一天子夜时分，袁天罡照例出门观看天象，突然看见一处山峦上紫气冲天，刺向北斗方向。宝地!袁天罡喜不自禁，跨马奔向山颠，找准方位，可情急之下出门时居然忘了带上做标记的东西，便拿出随身携带的一枚铜钱做了记号后，星夜回朝复命。 李淳风接旨后，考察了高祖献陵和太宗昭陵后，认定关中北山一带龙脉绝佳，可到底在哪儿选定陵址，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时值阳春，一天，李淳风突然发现，梁山在午时的阳光下，形胜奇怪独特，从南向北看，好像一位仰卧在蓝天白云之下，不但五官搭配匀称，就连乳房、乳头都十分逼真、分明入目。李淳风大喜过望，急忙上山，按照八卦历法找到龙穴，拔出发髻上的银针插在土中后，回朝复命。 听说袁、李二人都在长安的西北方向选出了陵地，武后非常高兴，立即派人前去勘察。袁、李指认了各自的地点后，朝臣不由得一惊，大呼龙岗之地! 原来，李淳风的银针恰好扎在袁天罡钱眼里! 这个故事口口相传，直到今天，只要你走到乾陵，无论白发苍苍的老翁，还是满脸稚气的孩童，都能把这个故事娓娓道来。传说归传说，可站在乾陵脚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实在让人叹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宋代有个制度：“，悉付外廷议”，意思是国家的事无论大小，都要经过以宰相、御史为代表的行政、司法系统的讨论，不能独断专行。一直敬畏着这种法度。仁宗很喜欢张贵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想做宣徽使（类似于皇家总管），张贵妃给仁宗吹吹枕边风。仁宗本来就是个糯米团子，很好讲话，立即满口答应。可仁宗的决定在“廷议”（类似于内阁部长会议）时没有通过。过了段时间，张贵妃故态复萌，仁宗也再次答应。那天临上朝，张贵妃送皇帝到殿上，抚着他的背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皇上说：“得！得！”果然下圣旨任命张尧佐做宣徽使，谁知坚决反对，说这个动议不是早就否决了吗？皇上您怎么可能推倒前议？“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最后仁宗只好收回成命。回到内廷，张贵妃前来拜谢，皇帝举袖拭面，埋怨道：“你只管要宣徽使，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宋仁宗看重自守之道，与其性格比较懦弱有关。仁宗是真宗第六子，从小长在深宫，没有经历过太多的世面，加上真宗前面的儿子大都夭折，对这个儿子看得特别重，非常溺爱，宋仁宗自小比较老实。不过，最重要的还在于宋仁宗对国家前途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责任感。在仁宗看来，个人的一些事能否办成不是特别要紧，真正要紧的是不能办错天下大事，让国家陷入危境。宋仁宗曾说：“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陈亮《中兴论》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某次，有人劝宋仁宗独断专行，宋仁宗如此回答：“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有一不然，难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则台谏公言其失，改之为易”。这两段话的意思其实差不多，都是说皇帝办错事比较难改，臣下办错事相对易改，还是讲“宪度”、尊重“廷议”制度为佳。 皇帝有两种，一种是自己极有作为，让一个时代打上了个人的鲜明印记，这是雄才大略型的，比如、唐太宗、帝等等；一种是像宋仁宗这样，自己没有多少作为，却讲究自守之道，放手发动别人去作为，结果，皇帝也当得像模像样。仁宗朝，北宋的经济文化获得较大发展，史家将其称为“仁宗盛治”。仁宗驾崩时，“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钱哭于大内之前”。消息传到洛阳，市民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使整个城市“天日无光”。讣告送至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拉着来使的手大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还说要为宋仁宗设“衣冠冢”，足以说明宋仁宗在当时的威望之高。 宋仁宗的自守，不是无能，在某种意义上，它暗合了古人所说的“无为而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