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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之乱:三藩已饮马长江了为什么还是败了

时间:2025-04-20来源:网络作者:小白
对于朝的,以往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认为早有谋反之心,是蓄意叛乱,并且还认为由于吴三桂降清,又叛清,士大夫对他的人品有怀疑,所以不积极配合,所以导致三藩失败了。

下面,我们来用详尽的史料澄清这几个问题。

图片来源于网络 第一:三藩叛乱实际上是被清廷逼反的 康熙帝亲政后,认识到以吴三桂为代表的三藩集团,可能会变成的藩镇,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以三藩、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而悬于宫中柱上,表示日夜不忘这三件大事。

三件大事之中,尤以三藩为第一急务。

康熙十一年(1672年)十月,太皇(太后)以太宗时,甚重骑射,提醒康熙帝居安思危,训练武备。

《康熙王朝》里说孝庄太后不主张撤藩,要把吴三桂拖死,等到吴三桂死了,再撤,其实是瞎说,太皇太后是积极鼓励康熙撤藩的。

第二年,正月,清廷在北京南苑举行大规模阅兵,军容严整,威震遐迩。

清廷公然向三藩炫耀武力,使得三位藩王惴惴不安。

三藩感觉自身难保,希望能够告老还乡。

康熙十二年(1673年)二月,尚可喜以无法管教长子尚之信嗜杀不法之行,疏请撤藩,归老辽东,并请以其子尚之信世袭王爵。

康熙帝接到奏折,吏部讨论的结果是,藩王尚存,不准世袭王爵,意思是当你死了,位置才能传给你儿子,并下令尚可喜全藩北撤。

清廷此举,更使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人深感不安,吴三桂、耿精忠分别于7月3日、9日上书朝廷,请求撤藩。

清廷再次就三藩问题展开讨论,会议的结果是耿藩全撤,但对势力最大的吴三桂则久议不决。

图片来源于网络 兵部尚书、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为首的少数人主张撤掉吴藩,而以大学士为首的多数人以撤则激反为由,主张仍由吴三桂镇守云南。

康熙认为吴三桂,撤亦反,不撤亦反,不如先发制人,乃决策撤藩。

撤藩令一下,吴三桂世守云南的希望破灭,遂于当年11月21日杀害云南巡抚朱国治等,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明年为周元年,恢复汉制,蓄发易服,同时致书平南、靖南二藩以及贵州、湖南、陕西、四川的官员,相约共起。

从事情的经过,我们可以看出,吴三桂绝对不是先挑衅的,而是清廷决心撤藩,激反吴三桂。

再说吴三桂是1612年生人,1673年已经60多岁的人了!还想当?吴三桂只是想世守云南,并不是想当皇帝。

那么吴三桂世守云南的想法在当时合不合清理?绝对符合,因为清兵入关,让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攻打南明的承诺就是让他们当王。

现在国家稳定了,清廷想撤藩了,这到底是谁先违反约定的? 第二:三藩极盛时,南边三藩已经饮马长江了,北边陕西、山西已经陷落。

但为什么还失败了呢? 康熙十三年,吴三桂率主力,到达湖南,陈兵长江南岸,定南王孔有德的女婿孙延龄与靖南王耿精忠后举旗叛乱,广西、福建失陷,原吴三桂总兵官、陕西提督王辅臣杀莫洛,举兵叛乱,攻陷兰州。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于此同时,各地汉族官员以“反清复明”的口号纷纷举事,数月之间吴三桂占据半壁江山,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四川、福建相继失陷,中原动摇,烽火遍及大半个中国。

此时吴三桂如果渡江北上,清廷很有可能。

但是他惟命诸将不得过江,有人说,吴三桂,你这不是傻吗,怎么错过了大好时机?大家注意!此时吴三桂已经60多岁了,根本就没有心思当皇帝,而且三藩叛乱成功了,他也当不了皇帝,反清复明,反清复明,将来还是朱家的人当皇帝,但你吴三桂可以找老朱家的人当傀儡啊,像、一样找的过渡一下,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吴三桂杀害了南明永历帝,将来老朱家的人当了皇帝,怎么地也要算这笔账。

所以吴三桂耗不起,不能向那样,先找当个摆设,权力巩固以后,让儿子当皇帝,况且吴三桂的儿子也死了,只剩下年幼的孙子,所以成功了,吴三桂的后人也摆平不了那么多起义的藩王和官员。

吴三桂惟命诸将不得过江,是希望清廷能够收回撤藩的成命,以强大的兵势迫使清廷与其谈判。

但是断然拒绝了谈判。

坚决要撤藩,撤亦反,不撤亦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第三:吴三桂为什么会失败? 因为江淮等地的官员没有起事,所以清廷能够依靠江南的财富镇压三藩。

清廷集中力量在湖南、江西攻打吴三桂,对其他人则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

各地汉族官员看见吴三桂进兵缓慢,也心生疑虑,康熙又拿出了杀手锏,说各地官员凡是投降者,不追究叛乱的罪名,如果有功的话,还会再次被任用。

于是各地汉族官员,都在观望,当吴三桂不行的时候,大家都投降,并且还踹他一脚,这样就有功了,不仅不会被康熙秋后算账,还会被继续录用。

图片来源于网络 吴三桂陷入的境地,自知无济于事了,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初一在衡州(今湖南衡阳)称帝,登基大典那天,,潦草成礼而罢。

三月八日,吴三桂病死衡阳,只当了8天的皇帝,比袁世凯还悲催,袁世凯至少当了80多天啊。

自知无济于事,为何还要称帝,因为古人比较讲名分,所以临死之前,吴三桂还想给自己一个名分。

吴三桂一死,你想想看,后果可想而知。

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军分路攻入云南,年底攻破昆明,吴世璠自杀身亡。

历史八年的三藩叛乱结束。

三藩叛乱有没有得到汉族士大夫的支持,有!连朝鲜都准备出兵,直捣燕京,可是当时的朝鲜国王比较谨慎,另外清廷严厉监视朝鲜,防止其策应三藩。

等到朝鲜磨磨蹭蹭,准备妥当的时候,三藩之乱早结束了。

三藩叛乱的一个客观的好处是,汉族官员受到重用,以前六部尚书、大学士都是满人,康熙为了拉拢汉人,孤立吴三桂,开始大批录用汉族官员,提高了汉官的待遇。

汉人对于吴三桂的人品产生怀疑,主要不是其降清,当时很多人认为吴三桂是不得以而为之,是借师助剿,汉族士大夫讨厌吴三桂是因为他杀害了南明永历帝朱由榔,所以三藩之乱时,大多数汉人持观望态度,既不支持清廷,也不支持吴三桂,更不会起义。

康熙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极力拉拢汉族士大夫,给予高官厚禄。

还开了特科“博学鸿儒”科,开科取士,把归隐的汉族读书人请出来参加考试,但是大部分人拒绝应试,有的参加了考试,但故意把试卷写得文句不通,但康熙一样给了他们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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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光废昌邑王而立刘病已,他到底有没有看走眼?

今天小编给大家准备了废而立,到底是不是看走眼了?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看看吧! 西汉之时,能够权倾朝野的大臣,以前可以说是一个都没有,但自汉武帝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权力甚至大过的大臣,一个接着一个。 而首开这种风气的,就是汉武帝的托孤大臣,的弟弟霍光。 说起霍光这个人,用四个字来形容再适合不过,即“精于为官”。为什么这样说?汉书记载,霍光“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谨慎如尚且恩宠渐衰,而霍光居然能够做到一点过失都没有,最后成为汉武帝最为信任的大臣之一,命画工画了一幅背负的画赐予了他。 在极力加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面前,霍光虽然能够做到没有一点过失,但同样的,也成就不了什么事业。只能笼罩在一位位历史牛人的光环之下。 可一旦汉武帝死去,幼主继位,霍光成为权利中枢的核心人物之一,属于他的时代就来临了。 用史书上的话来说,就是“政事一决于光”。而有一件事情,就更能说明他权倾朝野到什么程度。 同为托孤大臣的上官、等人,因为不满霍光一人独大,就联合起来想用“密谋造反”的罪名,将其除去。可当时已经十四岁的汉昭帝,却说了一句话“将军为非,不须校尉”。 也就是说,霍光想要造反,还需要密谋组织吗?连校尉都不需要的。这一件事就足以说明,在当时已经没有人能将霍光怎么样。 可不幸的是,年轻的汉昭帝22岁就驾鹤西去。汉天子之位出现了空缺。立谁为皇帝,就成为了一件关乎天下,也关乎霍光一族前途命运的事情。 当然,后来立流落民间的刘病已为天子这件事,因为影视剧的原因,即便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是十分清楚了的,用不着多说。 可就是在这件事上,有人认为,霍光立刘病已是“看走了眼”。为什么呢?因为后来灭掉一族的,正是这位。 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当时立的皇帝是其他人,没有汉宣帝这么厉害,那么霍氏一族必定不会在霍光死后不久,就遭到了清算,惨到连一张吃饭的嘴都没有留下的地步。 只要皇帝无能,控制起来就很容易;而操控着傀儡皇帝,掌控天下,又有谁能够奈他怎么样? 确实,如果霍光这样做,事情的走向会是这样。 可是,这样的观点,忽略了一个很重要,但很根本的因素——霍光是权臣,他需要权力,因为没有权力很多事情都将做不成;但与此同时,他也是忠臣。 他将天下大全握在手中,但却不会运用这种权力去为非作歹、危害天下,或者是荼毒百姓;而是利用这种权力,想方设法将已经被战争、严刑酷法弄得疲惫不堪的大汉帝国,恢复过来、重振雄风。 所以,在他的辅佐之下,才有了历史上的“”。假若汉昭帝不是死得那么早,一段君臣相得的佳话说不定会出现。 或者概括地来说,霍光他有能力,也有抱负。可他很清楚,想要实现这种抱负,只是依靠他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也不是拥有了权力就可以实现。 他必定需要一位比他还有才华的皇帝,才有可能与之共同完成这种抱负。 为了这一点,他就不可能立一个无才无德无能的人,成为大汉的天子。如果这样做,既是辜负了汉武帝的托孤之任,也是与自己的抱负背道而驰。 因此,立汉宣帝,霍光并没有看走眼,反而正是因为知道汉宣帝的才能,才其他人都不选,而选择这位险些死于狱中的刘病已。 只不过,在中央集权制度之下,权力只能由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掌控,不是皇帝就是权臣,或者是、宦官,不存在共同享有的情况。 既然霍光这么有才能,汉宣帝也是如此,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两虎相争。霍光在世时,还是乳虎的汉宣帝自然斗不过,所以韬光养晦;可霍光死后,霍氏一族再无老虎,而汉宣帝爪牙已经锋利。 没有才能的霍氏一族,注定斗不过已成猛虎的汉宣帝,被清算就是意料中事。 这一结果,或许就如同史家评价所说,“骄奢则不逊,不逊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众必害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民本”思想古已有 唐太宗舟水之论并无创新

古人所云:“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是总结夏、商纣因失去民心而使“以七十里亡夏、周文王以百里亡商”的历史,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孟子的这一论断,又为其后历代的史实所一再证明,实为百代不易之定论。前人的古训流传至今,已成为世人熟知的常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然而这一“常识”实在非同小可,切不可。 民心之向背,关乎国家兴亡、治乱盛衰,历代明君贤臣对此多有论列,无不以为“民心国之命脉也,国家之安危系焉”。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初年,时去“商纣之亡以民”的殷鉴不远,封蔡仲为诸侯时,就满怀忧惧地告诫蔡仲:“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意思是说,上天对于人并没有亲疏,唯有有德者才能得到上天的辅祐;民心并不是永远不变的,只有不断地给他实实在在的好处,才能对你心怀感念。这是西周早期最高统治者惩前毖后,念念不忘“商亡以民”的前车之鉴,时刻牢记“周革商鼎”的成功经验,视民心为万世永赖之基。网络配图 降及春秋,诸侯之强弱全仰民众之聚散、民心之向背,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不争之实。因此,凡欲强其国、成就霸业的君王,对于如何争得民心就更加关注。后来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曾问其谋臣:“王者以何为贵?”管仲回答说:“贵天。”齐桓公听后,遂仰而视天。管仲连忙解释说:“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诗》云:‘人而无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齐桓公纳其言,遂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现今所存诸子百家的著述中,“安民则惠”、“安民而宥宗卿”、“爱民而已”、“仁民而爱物”、“恤民为德”、“恤民不倦”一类的议论,可谓是俯拾皆是。其中,脍炙人口的就是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整个封建时代,孟子此语一直是励精图治者的座右铭。 到了,“贵民”之说又发展成为“民本”思想。如《淮》载:“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将“民”视为国家的根本。《刘子》“贵农篇”载:“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民恃衣食犹鱼之须水,国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鱼无水则不得而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国失民亦不可以治。”生动地阐明了国与民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概括为政之道,得出结论说:“夫民者,万世之本也。”根据这个结论,贾谊告诫为政者,为政之要,须切记“民不可欺”、“民不可不畏”、“不可与民为敌”,应时刻以“敬士爱民”为怀。他说:“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夫愚、智,士民命之也。”指明了怎样做是愚蠢的、怎样做是聪明的,而且到底是愚蠢,还是聪明,要由百姓说了算。最后,贾谊又举述尧、舜、禹、汤以爱民治天下的经验,桀、纣以虐民失天下的教训,指出:民本不可轻,“轻本不祥,实为身殃”,并大声疾呼“戒之哉!戒之哉!”网络配图 贾谊身处西汉文、景之治的盛世,而能居安思危,以“民本论”来发聋振聩,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贾谊的“民本论”,其说不可谓不精,其理不可谓不明,其情不可谓不真,其意不可谓不切。然而,其后的为政者,往往不能信而从之,履而行之。自西汉以后,朝代更迭,江山,多少顶皇冠落地,多少人黄袍加身,历史将“民乃万世之本”的镜鉴研磨的更加明亮。 以降迄于隋唐,其间,虽有时骆统所言“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谢渊、谢宏等所陈“国以民为本”;陆凯所论“民者国之根也”;唐贞观时,太宗君臣有四次舟水之论,引古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来规诫警醒自己。然而,多是旧语,并未有所发明。 直至北时期,去汉朝文、景之治一千一百多年以后,名臣石介目睹当时的内忧外患,追考历代史实,再次对“民本”思想作了系统的阐发。 石介在其给宋仁宗所上《论根本策》的奏议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善为天下者,不视其治乱,视民而已。民者,国之根本也。天下虽乱,民心未离,不足忧也。天下虽治,民心离,可忧也。”揭示了民心之离否,与天下治乱的关系。然后,又深刻地分析了“天下国家”的本质。他说:“人皆曰天下国家,孰为天下?孰为国家?民而已。有民则有天下、有国家,无民则天下空虚矣,国家名号矣。空虚不可居,名号不足守。” 进而他又对民与天下存亡、国家盛衰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自古四夷不能亡国,大臣不能亡国,惟民能亡国。”因为,“民,国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叶存者”。他列举历史上的教训:“桀之亡以民也,纣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怒斥以往的“昏君庸主,不知民为天下国家之根本,以草莽视民,以鹿豕视民”,最终招致民众离叛、天下国家倾丧的恶果。同时,他还举示了民心可赖的历史经验。虽然,“汉有平城之危、诸吕之难、七国之反、之夺”,但是“汉终不亡”,因为“民心未去也”。尽管“唐有之变、禄山之祸”、“诸侯之叛”,而“唐终不亡”,原因也在于“民心未去也”。他究其根由说:“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国,民心尚在也。”由于“、文、景,唐太宗,其有以结民心之固”,即汉、唐之初都有一套得民心的政策,虽,而民思汉恩未已,所以“光武乘之中兴”;武氏、、诸侯之乱,“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德未已”,所以唐朝终于支撑了近三百年。网络配图 综合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石介得出了以下结论:“民之未叛也,虽四夷之强、诸侯之位、大臣之势,足以移国、足倾天下,而终不能亡也”;“民之叛也,虽以百里、虽以匹夫,犹能亡国”。 据此,石介诫劝最高统治者,“不敢侮于鳏寡,不可以匹夫待民”,希望宋仁宗洞察历史明鉴,深晓“民乃根本”之理,永存“养民”之“爱心”,采取“择郡县守令”、“省差役、罢支移、停贡献”,“抑兼并、斥游惰”等政策,以“息民之困”来巩固民心,从而实现天下国家的长治久安。 石介的这篇《论根本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可以说是前越古人、后无来者的精彩篇章。在石介之后,及元、明、清三代,将近八百年的时间里,凡论及“民本”的文章,多是只言片语、支离破碎,无一可取,而没能出其右者。虽然亦有人曾经尖锐地指出:“人心有神,非可文欺。真德实义可以系其心,而非虚词矫情所能诱;深仁厚泽可以感其心,而非小术浅惠所能留。”但是,远不及石介《论根本策》系统、完整。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虽然有孟子、贾谊、石介等有识之士,对“民本”思想作了精辟的阐述,虽然也有一些明君贤臣十分重视“民本”与“民心”,“民本”思想亦可谓是,但是,历代最高统治者中,时常会有人将孟子、贾谊、石介等有识之士的议论,终归是皇帝,庶民终归是庶民,天子总是万岁,百姓只能山呼,其结果总是不以前车为鉴、重蹈覆车之辙,总是一朝一代地让后人哀之。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时至今日,中国古代“以民为本”的思想并没有过时,而且永远也不会过时,因此,回顾并以便继承与发扬古人的思想精华,仍然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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