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1年——640年)，宗室、名将。李孝恭的祖父李蔚，就是李虎的第七个儿子(的祖父李昺是李虎第三子)，因此，弯弯绕绕，李孝恭是李渊的堂侄，和李世民是表兄弟的关系，虽然说关系有点远，但隶属同一个宗室。 宗室有宗室的特权，皇亲国戚，历来如此，李渊当年攻克京师后，拜李孝恭为左光禄大夫，不久又任其为山南道招慰大使。李孝恭虽然是武将，但是带兵手段稍显温和，经常降对附之人怀之以礼，抚慰有加，因此在民间颇有声望。李孝恭位居之二。这点饱受后世争议，因为他本身并没有后来的房杜出名，比之魏徵，也是差之千里，再者，和名将一比，更是逊色许多。那么这么一个人，为什么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上排第二，虽说李世民说过凌烟阁功臣并无高下之分，但是唐朝做出贡献的名将名士多了去了，为什么他就上了凌烟阁功臣之列?! 关于这点，历来说李孝恭之所以能上凌烟阁图像，是因为他为皇室宗亲。但是，大家仔细搜搜自己的记忆，想必对李孝恭此人非常陌生。难道仅仅是因为是皇室的宗亲，就让他上了那名垂青史的凌烟阁之列?还有一种说法是，李孝恭在平灭萧铣中，建有大功!但是就是关于这件事，也颇有争议，说他夺了李靖的军功，萧铣是两个人一起打的。李孝恭由于是宗室，是名义上的主帅，但是事实上主要功劳应该算是李靖，李靖出谋划策，确立正确的战争策略，为战争的最后胜利确立基础。 但是在这里又不得不多嘴一句了，既然如果平灭萧铣主要功劳算是李靖的，李孝恭没有出啥力，李靖作为李世民的死党，他会任凭一个血缘疏远的宗亲来夺了好友的军功么?而且还让其上了凌烟阁功臣图像之列，很明显，精明的李世民不可能放一个有违常理的没有多大功劳的人上去。 那么为什么后世，又基本上都说平灭萧铣是李靖的功劳?《旧唐·宗室·孝恭》称：“自大业末，群雄竞起，皆为太宗(李世民)所平，谋臣猛将并在麾下，罕有别立勋庸者，唯孝恭著方面之功，声名甚盛。” 除却其它不论，李孝恭的军功还是不错的。但是历史上一提到河间王李孝恭，李靖就会插一脚进来，于是乎两人的军功谁更大，就开始争议起来了。 有人说：李靖被捧为武德功臣的顶峰，是李世民的计谋，目的是为了冲淡河间王的功绩，把唐朝开国的功劳，归于李靖，世人皆知李靖是李世民的死党，从而将功劳归于他自己名下。正确与否，我们无法分辨。 但是，《唐朝开国女杰》与《唐高祖起义晋阳》都已说过，李靖作为旧隋奸细、特务，差点为唐高祖所斩。自从李靖因李世民说情被释后，除了被李世民召入幕府外，一度销声匿迹，也不知什么时候到了四川，后又到了李孝恭麾下。那么在这段销声匿迹的时期，李靖还能打下军功吗?而且，还有一个疑问!唐高祖起义打下京师，李孝恭拜左光禄大夫，在这以前他究竟立有哪些功绩， 以至位至从一品，历载却毫无痕迹。 官拜一品，总要有个理由吧，就算是荒唐的理由来敷衍也行啊，为何没有丝毫记载?而且，唐高祖起义决不至于仅召回儿子、女婿，一定还召回了宗族与亲戚。这些人不少授予了官职，许多人地位比李孝恭还高。 可他们的功绩，甚至是败仗或者是其他的丑闻，我们也丝毫不可得知。史书由胜利者书写，李世民身边的一拨人水涨船高，李渊及其宗亲反而渐渐淡于历史河流之中，这是为何? 且，李孝恭政策和善，和平解放巴蜀，《旧唐·孝恭》称：克京师后：寻为山南道招慰大使。自金州出于巴蜀，招携以礼，降附者三十余州。孝恭进击朱粲，破之，诸将曰：“此食人贼也，为害实深，请坑之。” 孝恭曰：“不可!自此已东，皆为寇境，若闻此事，岂有来降者乎?”尽赦而不杀，由是书檄所至，相继降款。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是一个标准的传统官僚，他出身，从翰林院编修起家，做到了副部级的礼部侍郎。按照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进行统计，编成清册，送交户部。 曾国藩是一个标准的传统官僚，他科举出身，从翰林院编修起家，做到了副部级的礼部侍郎。在那之后，他创建湘军，带兵打仗，最后一路做到大学士、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可以说出将入相，位极人臣。我们可以通过曾国藩这个具体典型，观察一下清代地方官员的经济生活状态，观察一下清代官场的潜规则是具体如何运转。 两江总督收入丰厚，曾国藩一家却生活简朴 十年(1860)四月，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两江包括今天的江苏、江西、安徽，总督主掌军政民政，统辖三个省的一切文武官员。而就时期的形势而言，两江总督的重要性可谓天下第一。如此重要的人物，年收入是多少呢? 如果说基础工资，或者叫法定工资，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大清帝国的总督，年收入只有一百五十五两白银。如果大致以一两白银兑换二百元人民币计算，大约为人民币30100元，合成月薪约为2583元。而按现行的《国家公务员级别和工资标准》，省级公务员职务工资标准为2510元。古今薪酬制度之一脉相承居然如此巧合。 当然，和今天的工资制度一样，这一百五十五两只是工资条上的基本工资。从时期起，又特批给督抚们一笔数额不菲的补贴，叫“养廉银”。十二年(1747)，朝廷定两江总督养廉银为一万八千两，在全国总督中处于较高水平。网络配图 然而事实上，对于帝国内绝大多数督抚来说，“养廉银”在全部收入中仍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中国官员更大宗的收入是“规费”，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灰色收入。按照西方标准，这种规费收入当然属于腐败，但是“中华帝国的朝廷和百不认为收取规费有什么不妥或者是腐败，只要此种行为保持在习惯性的限度以内就行”。 而这个习惯性的限度，据张仲礼的研究结果，督抚级的官员平均是十八万两。如果真的如此，我们差不多可以说曾国藩是大清帝国的顶级富人之一了。 然而，顶级富人曾国藩却活得像穷人一样。 总督时期，曾国藩的衣着。赵烈文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这一记载得到了外国人的印证。二年(1863)，戈登在安庆与曾国藩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曾国藩……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 不光自己的生活非常简单，他对家人的要求也非常严苛。他家里只有两个女仆，一个是老太太，一个是小姑娘，帮不上什么忙。那么总督府中的日子怎么过活呢?曾国藩要求曾家的女人们，每天都要进行体力劳动。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缝衣做鞋，都要亲力亲为。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剿捻回任再督两江后，为家中女人们制了个工作日程表：“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巳午刻(早9点到中午1点)，纺花或绩麻，衣事。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酉刻(傍晚5-7点)，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从早到晚，基本上不得休息。如此辛苦的总督府家眷，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 曾国藩如何收礼和送礼 成为地方大吏，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礼品。一旦升官，任何一位前来谒见的下属，都不会空手而来。身在官场，从始至终片礼不沾是不可能的。如此“”，不符合曾国藩“”的作风，也不利于他在某些情况下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所以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中挑一两样价值最轻的。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初九，湘军名将鲍超亲赴安庆，一为商量军务，二为给曾国藩贺寿。鲍超的军队向以能战、能抢闻名，因此他既是一个粗人，也是一个富人。其他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鲍超却不管这一套，他一共带来十六包礼物，其中许多珍贵的珠宝古玩之类。曾国藩览之而笑，从中挑了一件收下，其他都送还鲍超。收了一件什么呢?一顶小帽。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记载：“鲍春霆来，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余则全璧耳。”鲍超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好又带了十六包东西回去了。网络配图 曾国藩还收过美籍华人容闳“报效”的礼物。同治四年(1865)，容闳从美国采购机器回到中国。两年前他受曾国藩委托，以“出洋委员”身份，携六万八千两白银出洋采购机器，开了之先声。机器运抵上海之后，他赴南京向曾国藩汇报工作。此时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曾国藩知道，按中国官场惯例，容闳一定会向他致送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是一个“肥缺”。所以曾国藩特意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既可收留，多则璧还为是。”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收受礼品，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至于容闳所送的是什么，价值多少，没有留下记载。 当然，除了清的一面，曾国藩也有“浊”的一面。总督时期，曾国藩在人情来往上开支不少。 两江总督本是天下最“肥”之“缺”，曾国藩的前任们因此手笔都比较丰阔。曾国藩既袭此任，在许多方面也不得不萧规曹随。 联络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动作。曾国藩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笔炭敬对京官们来说意义何等重大。曾国藩致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他在给曾国潢的信中说：“同乡京官，今冬炭敬犹须照常馈送。” 这笔钱，每年至少数千两。 除了炭敬，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是程仪。如前所述，迎来送往是官场上的重任。有人出差路过，他除了请人吃饭，还要给他一百两银子的程仪。 至于“别敬”，则频率较低，只有在地方官需要进京时才发生。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日，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这一年十二月他抵达北京，在北京过完年后出都赴保定就任。在出发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可以兑换二万两现银的银票。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钱呢?主要就是为了给京官们送“别敬”。多年没有入京，那些在穷京官生活中挣扎的故友新朋们盼他如望云霓，他的别敬当然不可能过少。他在日记中多次记载“核别敬单”，“定别仪码”，“定分送各单”，可见这件事他是多么在意。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说：“余送别敬一万四千馀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总共送了一万四千两，他仍然认为不厚。 要想顺利报销就要给“好处费”网络配图 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的“潜规则”更需要大笔银子。 同治七年，捻军被消灭，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报销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费”问题。 按照清代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进行统计，编成清册，送交户部。户部要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审查合格，才呈报皇帝予以报销。因此，报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户部的态度。如果户部高抬贵手，什么不合规定的费用都能报销;如果他们，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过不了他们的审计关。那么，户部的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视“部费”也就是“好处费”多少而定。报销前，曾国藩托打听一下户部打算要多少“部费”，李鸿章回信说：“报销一节……托人探询，则部吏所欲甚奢。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三千万，则须银近四十万。如何筹措，亦殊不值细绎。……若辈欲壑，真难厌也。”也就是说，李鸿章托人去找户部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1.3%。曾国藩需要报销的军费总额是三千多万两银子，按1.3%算，“部费”需要四十万两。 四十万之巨，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怎么办呢?只有继续公关。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人，李又托了一个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做了大量工作，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八万两，显然书吏做了极大让步。 恰好在这时，中枢的批复到了。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皇帝(实际是)同意他们免于报销，曾国藩对此，说他对此“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按理说，皇帝发了话，这八万两就可以省下了。不过，曾国藩却说，这说好的八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搪，毕竟以后他还需要和户部打交道。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