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王的“三大宠臣”分别是哪位？雍正选人用人的标准是什么？
将康熙朝晚年的弊政陋习、官场倦怠重新整顿调整，并为乾隆朝的稳固、良性发展奠定绝对基础。
毫不夸张的说，雍正皇帝用十三年如一日的勤政，至少换回了清朝130年的延续。
而这位勤政帝王又是清朝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谜团最多、背负黑锅最多的皇帝，除了因为他的弊政改革得罪了清朝既得利益阶层、他在夺嫡过程中的低调表现让他有了“继位不合法”的恶名外，还因为他的、古怪多疑的秉性。
但就算政局如此复杂、皇权稳固如此困难的情况下，雍正皇帝依然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承上下、清朝鼎盛状态基础建设的骄傲贡献。
此等丰功伟绩的背后是他异于常人的用人、御人之术带来的必然成效。
康熙朝晚期发生的“夺嫡”事件，让险胜登基的雍正皇帝不同于清朝任何一位帝王，他既要面对昔日皇室兄弟对于其“继位不合法性”的巨大怀疑，还有面对新政推行、官风整顿过程中的重重阻力。
皇室兄弟的千方掣肘、既得利益阶层的百般阻挠，都让雍正皇帝在执政过程中任何国策、新政甚至圣旨的下达和施行举步维艰。
为了巩固皇权统治、稳定朝局、为新政推行和清朝良性发展营造一个适宜环境，雍正皇帝必须建立一个以自己为权力中心，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为自己所用的政治势力集团。
很显然，康熙朝时期的皇十三子和老臣张廷玉，已经不足以帮助雍正皇帝完成既定目标。
尤其是在、隆科多恃权放纵、结党营私而被雍正皇帝果断处决以后，雍正皇帝身边能够为己所用的政治势力严重缺失。
所以，雍正皇帝必须重新组建政治势力，并在管理、驾驭新的政治势力集团过程中付出绝对的努力，才能达到自己的设想状态。
本文就以雍正皇帝的“三大宠臣”——鄂尔泰、、镜为代表，浅析雍正皇帝在特定政局环境下的高超用人、御人之道。
01 鄂尔泰——雍正皇帝的改革先锋 20岁便早早进入仕途的鄂尔泰，仕途之路走得并不顺畅，17年以后才在做到了员外郎。
康熙六十年，42岁的鄂尔泰认为自己的仕途已走到了尽头，在《咏怀》诗中如此感叹： 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
由此可见，在康熙朝仕途上的长期不顺，长达20多年得不到晋升的鄂尔泰已经对仕途彻底失去信心，像他这样的微末小吏，在康熙朝晚期出现的“九王夺嫡”事件中自然得不到皇子的拉拢资格。
但连鄂尔泰自己也没想到，皇四子继位后，他的仕途在弯道之中快速晋升，一时之间政治前途，也让他最终成了雍正一朝最受宠信的大臣。
其实鄂尔泰的仕途不顺并不是因为他的才能不够或者政治智慧欠缺，而是当时具体的政治环境和官场生态决定的!在的治理下，大清王朝逐步实现了国土疆域的开拓和皇权稳固统治，再加上众位皇子对皇位的拼命争夺，让康熙皇帝躺在功劳簿上的同时倍感心力交瘁，所以放松了对朝政的管理、对官员的约束，对官场生态的健康发展更是丢掷一旁。
官场的懈怠，让在职官员长时间得不到晋升的情况非常常见，鄂尔泰便属于其中之一。
《清史稿·卷二百八十八·列传七十五》记载了西林觉罗·鄂尔泰的出身说明： 国初有屯泰者，以七村附太祖，授牛录额真。
子图扪，事太宗，从战大凌河，击明将张理，阵没，授备御世职。
这说明鄂尔泰所在的西林觉家族早在时期就已经开始为大清效命，如此功绩卓著的满洲家族，也落得一个仕途长时间停滞的状态更能证明康熙朝晚期官场的消极状态。
其实，鄂尔泰能够得到雍正皇帝的青眼相加并不是偶然事件，在雍正帝没继位的时候，二人已经有过交集，当时还是四阿哥的胤禛，要鄂尔泰为他办事。
没想到，鄂尔泰以“皇子应珍惜时光读书养德，不可交结外臣”的理由给顶了回去。
就这样给胤禛留下非常特殊的印象，认为他原则性强，可堪大用。
对于此段特殊经历，《啸亭杂录》中记录了鄂尔泰的自述： “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坚，今命汝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请托。
” 继位不明的雍正皇帝初一登基便遇到了来自不同党羽势力的反抗，这个康熙朝有名的“冷面王”要想坐稳江山，维护皇权统治就必须建立自身政治势力，而且对于政治势力的建设有着他自己的打算和考量标准。
标准一：不结党 雍正皇帝最初决定重用鄂尔泰的时候，心中并不踏实，尤其是年羹尧和隆科多接连出事以后，雍正皇帝对朝臣结党营私的罪行甚为厌恶并做《朋党论》予以严厉驳斥。
雍正皇帝对鄂尔泰的就在于年羹尧和隆科多都曾举荐过这个雍正皇帝数次表露欣赏态度的“微末小吏”。
《清实录·世宗实录》记载了雍正皇帝给鄂尔泰的一份上谕： “鄂尔泰做官甚好，朕所以不令伊做巡抚者，因年羹尧、隆科多极力保荐，必是他附托于人，尔下旨与伊，令其改过，实心办事，朕自加任。
” 由此能够看出受到朝臣结党严重伤害以后的雍正皇帝在用人方面的第一标准，也是最高标准就是不结党、不营私，忠诚面对的就只有自己一人才行。
不结党营私，不串联进退才能更好的团结在雍正皇帝身边，成为雍正皇帝推崇新政、整顿吏治尖刀和孤臣，才能完成雍正皇帝的既定目标。
标准二：对新政绝对支持并无条件执行 确定了鄂尔泰并为参与任何朝臣党派以后，雍正皇帝开始着重扶持和培养鄂尔泰，从布政使到巡抚，再到总督，再到总督兼领尚书衔，鄂尔泰在雍正朝六年的官场升迁远远超过了康熙朝二十年的官场积累。
鄂尔泰从江苏布政使，专管钱粮的职能逐步升迁至广西和云贵三省总督，成为管理清王朝西南边陲的最高行政长管，而在西南边陲则是雍正皇帝推行“”民族政策改革的主阵地。
鄂尔泰官职和职能的变迁基本能够说明，他基本跟随雍正皇帝新政推行的步伐，为雍正皇帝的新政改革献计献策并付诸实施。
雍正四年，是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首次提出了对于西南民族政策的改革，并对于“改土归流”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清史稿·卷二百八十八·列传七十五》记载： 改流之法：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
惟剿夷必练兵，练兵必选将。
诚能赏罚严明，将士用命，先治内，后攘外，实边防。
”疏入，上深然之。
由此开始了对“改土归流”政策的有效推行和施行，为新政制定和推行做出卓越贡献的鄂尔泰在雍正十年被召回京城，任保和殿，居的地位，成为雍正朝位极人臣的实权派人物。
《关于雍正西南改土归流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鄂尔泰在雍正朝新政中做出的贡献，有过以下评价： 改土归流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这项边疆官制的改革中，鄂尔泰充当了主要角色，由关键之时的上书，到制定改流方针大计，再到具体实施，历时多年，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标准三：绝对忠心延伸的君臣感情至关重要 雍正皇帝在历史上虽然是一个冷面无情的形象，但对于臣子，尤其是对于自己信任和重用的臣子，甜腻、宠爱的感情绝对不会少，这些感情都能在御批中找到答案。
《清实录·世宗实录》中，记载了雍正皇帝给予鄂尔泰的奏折御批： “鄂尔泰在朕前不过数日，朕每念之不置，偶阅伊奏折，辄为泪下，岂亦君臣宿世缘分耶!”“凡诸外用大臣陛辞，朕不忍别至于落泪者，惟卿一人耳!”“卿之识人，实越常人。
卿之识人感人，朕实不及”。
此种感人的君臣言辞在雍正皇帝和宠臣之间的奏对屡屡可见，由此足以证明雍正皇帝对于臣子的宠爱，臣子对于雍正皇帝的绝对忠心都是他选择政治势力的原因之一。
02 李卫——雍正皇帝亲自培养的后勤保障 《雍正王朝》对于李卫的人物塑造让人对这个雍正朝赫赫有名的权臣有了不少误解，历史上的李卫并不是乞丐出身，而是出身于江南家境颇为殷实的中产家庭;李卫能够走入仕途也并不是皇四子胤禛在潜邸时对其的一手培养，而是通过“捐官”的形式进入仕途。
不过，李卫确实有着偶人的政治智慧和为官之道，仅在康熙朝时期就已经做到了户部郎中的位置，比鄂尔泰的员外郎官职还要高。
更重要的是，李卫在户部的工作是钱粮收缴，这为他以后得到雍正皇帝的重用，提供了先决条件。
李卫在户部郎中任上对于“平余”政策的有效治理让其声名鹊起的同时，也成功的引起了皇四子胤禛的注意。
雍正皇帝登基后，很快召见了李卫，对于第一次召见的情形，清朝大家袁枚所著《小仓山房文集》中有过记叙： “其初次召见，问臣出身家世，乃户部事务甚多，不敢琐渎。
” 由此可见，雍正皇帝之所以对李卫一个“捐官”出身的户部管理感兴趣也主要因为他对钱粮方面超乎常人的管理手段。
而且李卫的官职变动，也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雍正元年，任命李卫为直隶驿传道，未到任又改任命为云南盐驿道。
雍正二年，李卫升任云南布政使，主管全省财政税赋，但仍然兼管盐务的职务。
雍正三年，李卫被提拔为浙江巡抚。
雍正四年，李卫人浙江巡抚兼任两浙盐政使。
雍正五年，李卫升任浙江总督，管巡抚事。
由此能够看出，李卫除了最开始并未上任的驿传道外，其余官职全部和清朝的钱粮、赋税、盐务有着直接关系。
所以，李卫的重用说明了雍正皇帝在选用人方面的另一个标准，那就是对钱粮赋税方面有着特殊才能的“经济类人才”。
康熙皇帝晚年倦于朝政、属于对官员的约束管理，以致官员贪腐成风，国库欠款严重，赋税收入和钱粮管理一度陷入混乱不堪的局面。
也就是说，康熙皇帝交给雍正皇帝的清王朝，表面上看起来风光无限，但其内里早已经混乱不堪、，乃系一个虚晃的盛世王朝。
为了解决这种财政对皇权统治的巨大约束，雍正皇帝初一登基便将追缴国库欠款，推行财政改革当成主要工作来抓，所以对于财政方面的人才迫切需要。
在雍正皇帝搭建的政治势力集团中，经济人才占据着绝对重要的位置。
《清史稿·李卫传》中这样记载李卫在盐政和税赋管理方面的成绩： “除应动用正项之外，皆系每岁设法盐务等类节省额外盈余陆续抵用”。
李卫在布政使、盐政尤其是江浙地区官任上的卓越贡献，为雍正皇帝在财政新政改革、国家赋税收入尤其是盐政管理方面省去了一大块心思。
将李卫称为雍正皇帝乃至整个大清王朝的“钱粮后勤保障员”一点也不过分。
03——雍正皇帝必需的“酷吏” 和鄂尔泰比起来，在康熙五十六年，56岁的田文镜才官至内阁侍读学士的田文镜试图走得更为不顺。
而且，按照田文镜在康熙朝的官职升迁路线来看，他的仕途之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提拔重用没有了遐想空间。
谁也没能想到，雍正帝的继位，让他在一年之后便迎来了政治上的春天。
此后八年里，更是成了强力执行雍正新政的封疆大吏，一时成了影响整个大清新政改革的风向标，田文镜也成了从政的典型。
雍正帝重用田文镜纯属偶然, 清代为防止皇子结交大臣形成党派，规定他们不能与外臣来往。
这虽然有效抑制朋党集团，却使得一旦成为接班人后一时之间难以快速组成一个顺手的政治班底。
《清史稿·列传八十一》记载： 文镜故有吏才，清釐积牍，剔除宿弊，吏治为一新。
自是遂受世宗眷遇。
也就是说在康熙朝久未得到才能证明的田文镜，被雍正皇帝偶然发生并外放实职以后，很快将自己官风整治、管理官吏的才能表现出来，并由此得到了雍正皇帝的加倍赏识。
但经过康熙朝数十年的官职压制，外放任官的田文镜做事雷厉风行，相当激进。
他在敢于解决官场最棘手难题，做事只讲原则不讲情面，只讲立场不讲潜规则的同时，也必然引起了官绅等群体广泛不满，接连爆发了针对田文镜的反制措施。
虽然这些针对田文镜的反对声音其本质都是当地利益集团对他代表雍正改革的反对和抗议，但田文镜毕竟是导火索，此时雍正皇帝的态度就足以证明他另一个用人标准。
《清实录·世宗实录》记载了雍正四年，雍正皇帝对于反对声音越来越强烈的田文镜做出以下评价： “及为巡抚后，三年以来，整饬河工，堤岸坚固，河讯安澜，年丰岁稔，绅衿畏法，正己率属，地方宁谧，而每事秉公洁己，谢绝私交，实为巡抚中之第一。
” 在地方官员和当地士绅轮番攻击田文镜的关键时刻，雍正皇帝却将田文镜评价为“实为巡抚中之第一”，雍正皇帝对于田文镜的极力维护就是他对官吏整顿、官风整饬的鲜明态度。
康熙朝晚期，因为康熙皇帝的倦于朝政、疏于管理，清王朝的官场陷入极度腐败和恶性状态之中。
作为清朝中央政府委托管理地方的各级政府官员，甚至是朝政衙门乃至决策阶层官员的官风不正、贪腐成风的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清王朝的良性发展和对中原地区的稳固统治，雍正皇帝在搭建自身政治势力集团的时候，不得不选用一部分“酷吏”来协助自己整顿官场、管理官吏。
所以，对于田文镜在地方因为施政严苛、管理过甚而引起的反对声音，雍正皇帝予以坚定站台，绝对支持，并数次在御批中给予类似“能照此秉公执法，一无避忌，放胆为去，保尔永远平安”的政治和人身承诺。
因为“九王夺嫡”事件和雍正皇帝自身性格秉性的因素制约，因为雍正皇帝对弊政改革和新政推行对贵族、士绅阶层的利益伤害，让雍正皇帝执政期间有了太多不被理解的掣肘甚至反抗。
为了让“康熙盛世”重新发展，为了让清朝走向鼎盛状态，为了实现对中原地区的稳固统治和自身皇权稳定，雍正皇帝只能在搭建自身政治势力集团的时候，注重所选对象的忠心程度、结党与否、对新政的态度、在钱粮赋税方面的特殊才能和对官场整顿、管理约束方面近乎严苛的“狠心”。
鄂尔泰、李卫、田文镜作为雍正皇帝的“三大宠臣”，就基本代表了雍正皇帝执政期间的选人、用人标准，并为雍正皇帝、为清王朝做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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