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一般都是受到人们敬仰的,但是也有一些文人例外,这些文人还被人骂无耻,今天就和大家聊聊四大无耻文人,那么这四大无耻文人是哪四位了?他们区别是蜀汉的谯周,西晋的王衍,北魏的魏收,五代十国时期的冯道。这四个人虽然都是文人,但是后来的一些做法却为人所不齿。
四大无耻文人

谯周是蜀汉时期的大儒,也是一位史学家,《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就是谯周的弟子,诸葛亮在世的时候也是比较看重谯周的,因此诸葛亮死后即使刘禅言令禁止大臣奔丧谯周还是偷偷去了。从这看谯周还是不错的,但是诸葛亮死后就不一样了。谯周先是不断的反对姜维的北伐,本来这也还好,姜维连年北伐也有点穷兵黩武的样子了。真正让大家反感的是后来邓艾围攻了成都,满朝文武都要决一死战,但是谯周却劝刘禅投降,而刘禅也是听了谯周的话,就这样刘备诸葛亮等一辈人拼命创下来的蜀汉灭亡了,而谯周则被曹魏以及后来的西晋封侯。

王衍是西晋时期著名的大臣,一直做到司徒这个位置上,但即使王衍位高权重却依然没有为国家大事着想,每天想的都是如何样保全自己。后来西晋爆发了八王之乱,王衍在返回东海的半路中被羯人石勒俘虏了,这个时候王衍想的是如何样推脱自己身为西晋重臣却不为国家大事着想的行为,并且还劝石勒称帝,这直接让石勒大怒,下令活埋了王衍。

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大臣,魏收最重要的成就就是编写了《魏书》,这是史书,但是魏收编写史书不能公正待人,只要是以前和自己有过节的,在史书上就一直诋毁人家,甚至为了敛财,还用这个机会找别人要钱,钱给的越多在史书上写的也就越好。因此《魏书》也就成为了最不公平的史书,很多都是不真实的。不光如此,魏收后来只知道明哲保身,虽然位居高位,但是完全不为国家大事着想。

五代十国时期著名的宰相,历经四朝十代君王,帆叶网,世称“十朝元老”。先后效力于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这一点就让很多人都感到十分反感了,认为他不忠心,但是这还不是人们最反感的一点,最反感的就是他后来居然向辽国称臣,出卖自己的国家。欧阳修骂他“不知廉耻”,司马光更斥其为“奸臣之尤”。
现在大家知道了四大无耻文人是哪四位了吧?这四位中有三位都是出卖了自己的国家的,因此这样的行为一直被后人唾骂。人不管在何时一定要爱自己的祖国,不然就算自己成就再高一样会成为后人唾骂的对象。
朱祁镇被俘之后说了什么?证明他无耻至极并且是大明衰亡的第一罪人
你们知道被俘后的三句话 证明他无耻至极并且是大明衰亡的第一罪人,接下来小编为您讲解 一提起朱祁镇,就会听到一个奇怪的论调:“他不是一个好,但却是一个好人。”听到这样的怪论,真应该老大一个耳刮子扇过去:杀了的昏君还能是好人?带着瓦剌大军来攻打大明边关的汉奸还能是好人?给死王振平反并树碑建庙的家伙还能是好人? 持“朱祁镇是好人”论调的人,最拿得出手的依据就是“他废除了殉葬制度”,可那是朱祁镇跟他老婆自己家的事情,跟被大明江山社稷和亿万百姓没有一个铜板的关系。当然,说“朱祁镇是好人”还有一个“证据”:他感动了他的看守,身边的人对他都钦敬有加。这话就简直荒谬得不能再荒谬了,那个汉奸太监喜宁不是他身边的人吗?当初喜宁跟朝臣争地,朱祁镇可是无条件地支持喜宁,可是一到瓦剌大营,喜宁马上就叛变了。 其实朱祁镇是没有“朋友”的,他关心的只是自己权力是否受到威胁。他成功复辟之后,不但杀害了于谦、王文,并且“籍其家”,“榜于谦党人示天下,杀昌平侯,杀都督范广,下御史杨瑄、张鹏狱,下右都御史耿九畴、副都御史罗绮狱,巡抚贵州副都御史蒋琳坐于谦党弃市。”“陈循、江渊、俞士悦谪戍,萧鎡、商辂除名。” 一桩桩血案就在这个“好人皇帝”近乎歇斯底里的报复中酿成,朝中正直大臣和的功臣几乎被他一扫而空,然后就忙着给那个死太监建庙,还赐名“精忠”。等到朱祁镇皇位坐稳了,又把帮助他夺门复辟的流放、叔侄斩首,那个他最信任的太监干脆造了他的反。有人说这些“夺门功臣”罪有应得,可是大家别忘了一句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而且朱祁镇收拾那些投机分子,未尝没有“郑伯克段于鄢”的意思——我让你作,然后说你作死。 这样看来,朱祁镇就是个孤家寡人,于是他就把全部感情都放在了后宫老婆们的身上,废除殉葬制度,说明他眼里也就那几个女人,至于满朝文武和大明江山,都不如他的龙椅和老婆重要。 朱祁镇这么折腾,其实是寒了满朝文武的心——有功的杀,有罪的赏,反正大明江山是你们老朱家的,你愿意咋糟蹋就咋糟蹋,我们也跟着扣砖头挖墙脚,赚一点是一点。大的官场风气,就是从明英宗开始堕落的。 朱祁镇土木堡一役,不但把大明朝数十年积累的文武人才、数十万精锐、数不清的战略物资一朝断送,还让周边蠢蠢欲动的岛国和部落看出了大明王朝的外强中干,从明英宗开了个头,后来瓦剌、后金、纷纷叩关攻门烧杀抢掠,而大明军队在土木堡之后,就一直没缓过元气来。所以说明英宗是大明王朝走向衰亡的第一罪人,一点也不为过。朱祁镇的罪孽,甚至要远超——大臣再坏,皇帝一句话就能抄家灭族,而皇帝作恶,那就是整个帝国都在作死了。 说朱祁镇是大明衰亡的第一罪人,我们从他被俘之后的三句话里就能看得出来。 人们的是大明“不割地,不和亲,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但是这句话用在包括嘉靖在内的所有皇帝身上都合适,只有用在朱祁镇身上不合适,因为到了朱祁镇这里,就变成了“天子攻国门,君王卖社稷”,确实是不割地,他是要把整个大明土地都送给瓦剌的太师。 朱祁镇土木堡失败,数十万大明将士饮恨疆场,但是朱祁镇却苟活了下来,而且还受到了不错的待遇——因为他还有利用价值,朱祁镇也“知恩图报”,亲自当了“带路党”,大有要跟喜宁在也先面前争宠的意思。要问朱祁镇“天子攻国门,君王卖社稷”做得有多彻底,我们从他的一句话就可以看出来:“郭登跟我是姻亲,为什么拒绝我进城呀?”郭登是明朝开国名将武定侯郭英的,郭英的妹妹就是的宁妃。说这话的时候,朱祁镇可不是一个人,他身后站着瓦剌的十万铁骑,朱祁镇要进的城池,名字叫大同,那是北疆门户,一旦洞开,瓦剌铁骑将奔向一马平川,大明也就完蛋了。幸亏郭登用一句话怼了回去:“我是奉命守城的,别的事情都不知道!” 而在找自己的姻亲郭登之前,朱祁镇已经带着也先去过宣府了,但是吃了守将杨洪的闭门羹,任凭朱祁镇在城下喊破嗓子,城上先说“天太晚了,等明天吧。”结果第二天的回答是:“杨洪出差了,等他回来就给你们开门。”宣府和大同这两处重镇的战略意义,熟读史书的读者诸君都很清楚,朱祁镇也清楚,所以他才会这么卖力地要求带着瓦剌大军“进城”。最后我们要说一下这两个拒绝开门的守将的下场:虽然朱祁镇复辟之后,郭登紧着示好表忠心,但还是被判了死刑,最后“开恩免死”,发配到甘肃去了。杨洪在明代宗景泰二年就去世了,逃过了朱祁镇的报复。但是他的儿子杨俊,却获罪下狱被杀,昌平候爵也被废除了。 为了“天子攻国门”能够成功,朱祁镇能够拉出祖奶奶来跟守将攀亲戚,可见其无耻程度已经登峰造极,连严嵩和魏忠贤也要。但是读者诸君切莫着急,朱祁镇这厮无耻的事情还在后面呢:眼见得“天子攻国门”没有成功,去北京又被于谦打了回来,朱祁镇也从“王牌”变成了“烂牌”,待遇自然下降,于是朱祁镇跟大明派来的使臣诉苦:“这里吃的都是牛羊肉,穿的都是阳皮袄,你给我带吃穿的来了吗?”他咋就没问问土木堡数十万将士的遗体是否已经?咋就不问问被瓦剌劫掠之后的百姓生活是否困难?咋就不问问大明江山还稳固吗? 看着这个只知道要吃要穿的窝囊皇帝,使臣李实冷冷地问:“太上皇,你到了今天才记得以往的锦衣玉食吗?你当初为什么要崇信王振这个小人?”这时候朱祁镇说出了他第三句,也是最无耻的一句话:“我用错了王振是事实,但是你们当时咋不劝我?现在出事了,却皆归罪于我!”事到如今,朱祁镇不但不反思自己,反而委过于人——王振得宠的时候,谁说王振不好你就杀谁:侍读刘球上疏指责王振,结果是“入狱,肢解”,宦官张环、顾忠,锦衣卫卒王永写匿名信揭发王振,结果全部被被押到市场肢解(磔于市)——不但杀人,而且肢解,这个“好人皇帝”原来还有这个爱好! 朱祁镇说完那无耻的三句话,自己又打了自己的脸:在当俘虏的时候承认用错了王振,可是史书记载:天顺元年五月,英宗复辟。思振,讳为忠所杀。诏复振官,刻木为振形,招魂葬之。祀寺,赐额曰“旌忠”……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为什么宋代以后文人做官梦想得到“文正”谥号
纵观历史,以后,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文人做官后,梦寐以求的想得到一个谥号——文正。而作为统治者的,是绝对不会轻易把这个谥号赐赠给臣子的。能得到这个谥号的人,不管是本谥还是追谥,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都是在文坛声名鹊起、在政坛功绩斐然、在民间深受敬仰的人。 宋代的谥举乃是承唐谥之风,经历了从文贞到文正的变化,据史书言是为避名讳故。自此之后,“文正”之谥可以说经元、明、清前后四朝相续不断。众人耳熟能详的获得此谥的人有宋代、、司马光等,有等,有等,有、等。司马光言:“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认为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至。大而言之,经天纬地曰文,内外宾服曰正;小而言之,曰文,忠直守节曰正。《逸周书?谥法》对于“文正”二字做了全面系统、精辟独到的解释,在此不一一阐述而尽。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国的汉字是字音藏义、字形藏理的,文化的“文”加正直的“正”是政治的“政”字。我们再回头去看这些人在历史长河中为世人所留下的光辉轨迹。范仲淹,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为政清廉,刚直不阿,官至参知政事,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遗《集》传世。耶律楚材,元代著名民族政治家,促进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人,官至尚书右丞,撰《湛然居士文集》留世。 方孝孺,明代著名文学家,刚直不屈,孤忠赴难,被诛十族,官至文学博士,传《逊志斋集》于世。曾国藩,清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晚晴四大名臣之首,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著《冰鉴》存世。这些人的共性是在文学方面具有极高才能,最终在政治方面颇有建树居于高位。“文”、“正”、“政”三者之间的关系,由此亦可窥其一斑。 文化的内涵无比丰富,粗略浏览便可看到十几种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界也是意见纷纷,莫衷一是。“文”之一字,我们姑且说它为文字、文章、文学、文艺、文化,都是界定内的合情合理,无可厚非。不管是文字、文章、文学、文艺它都是文化的一种形式而已。 图片来源于网络 魏文帝在《典论·文论》中有言曰: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他认为文章有两大社会功能:一是“经国之大业”,有利于治国;二是“不朽之盛事”,有益于立身。这是首次将文学与治国大业和自我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连结在一起,富有一种威严浩大的帝王气,使得文学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为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因为“自觉”,才走向了自觉时代的前奏,提高了文学的地位。文学地位的提升,又增强了文学自觉意识,从而增强了治国大业的文化精神。 宋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指出:文所以载道也。文以载道是文学社会作用的深刻表述。一篇文章、一部文学作品如果我们将眼光仅仅停留在这篇文章上、这部作品里,那我们看不到更高远的东西,收获不了更深层次的东西。借用佛家《楞严经》中的话来说: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手指。“文”与“道”的关系,正如这手指与明月的关系,我们应当顺着手指看到更高远处的“月亮”,而不是停留在“手指”上。这充分说明了文化作为一种介质的指引作用,通过习“文”将其所载之“道”充分体悟出来,然后付诸实践,经世致用。 文化是增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软实力。上世纪朱光烈先生在《知识就是力量吗?》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被认为是时代性的命题,即“文化就是力量”。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未来发展和繁荣文化的总纲领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习近平同志在多次讲话中要求领导干部要“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并且提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等具有深远指导思想的论断。 图片来源于网络 可以说一定的社会文化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而政治又通过社会舆论引导文化的方向,二者是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至此,我们回归到“文”“正”“政”三者之间的关系话题,可以确切地说习文以养浩然正气,“文”“正”相融以从“政”。李昉、范仲淹、司马光、耶律楚材、方孝孺等、曹振镛、曾国藩等人,博学多才(文)而又直道不挠(正),最终蜚声文坛、显赫政界、留名后世,若无其文抑或不足以为政也。古为今鉴,我们当勤以广才,善养正气,积蓄文化力量以为政治建设服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