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著名的“康乾盛世”是个比较尴尬的盛世，原因是，它同样也代表着清朝的盛极而衰。

　　清朝的衰落始于乾隆朝，这是目前比较公认的定论，无论如何宣扬乾隆所自豪的“十全武功”，也逃脱不了他是衰落的起点。

　　单以财政情况而论，乾隆刚继位时，清朝还是典型的土豪，因为国库中有雍正呕心沥血积攒出来的家当。

　　但到乾隆驾崩那会，继任者嘉庆就只能依靠抄和珅的家，来筹集剿灭白莲教起义的军费了。

　　乾隆最大的毛病就是，只会花钱，不会赚钱和存钱，他就是个大手大脚的习性。

　　这一点毛病，从他继位之初，就开始出现了。

　　众所周知，雍正在位期间，和皇室、臣子、百姓的关系都非常紧张，紧张到皇权和几乎所有阶层都出现了严重对立的情绪。

　　乾隆继位后，为了能尽快消除这份紧张和对立情绪，也让自己迅速获得大多数的拥戴，自然要推出和雍正时期截然不同的政治手段和理念来改变。

　　欲收揽人心，最见效的方法，莫过于让人升官、发财。升官只能针对小众，发财却能做到普惠，初继位的乾隆恰好荷包满满。

　　于是，乾隆开始大发红包，并尽量照顾到方方面面。

　　看过电视剧《雍正王朝》的都知道，雍正从当皇子起，一直到当皇帝，有一件事是持续在办的，就是清缴国库的亏空，历史上也是如此。

　　而且，雍正对于涉及到国库亏空的官员，惩治是很严厉的，在雍正朝，官员家庭如果欠国库的钱不还，直接就会被抄家，清算家产补偿给国库。

　　如果家产不够偿还，官员会被关押，其家眷、亲族会被罚入辛者库(包衣组织，辛者库人要去官府指定的地方服劳役)，直到所有亏空结清，才能放出来。

　　从法理上来讲，这是应该的，挪用、贪污国库的钱为自己的奢侈生活所用，凭什么不还?

　　根据《乾隆实录》中的记载，乾隆继位后，马上下达诏令，宣布雍正朝时因侵占、挪用钱粮的官员，应该追讨的，如果此前已经抄家，但“力不能完”的，全部赦免。

　　不但本人赦免，乾隆也将这些官员的亲眷全部从辛者库从放出来，并正式下令禁止此后因亏空诛连家眷。

　　《乾隆起居注》中还记载，乾隆在清理历年来的亏空案后，宣布：“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宽释，即已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衙门查奏给还”。

　　如果说，禁止因亏空诛连家眷算是仁政的话，宣布没有还完钱的不用还了，再还给罪官家产，就是纯粹的用本属于国库的钱收买人心了。

　　当然，乾隆继位时，国库是满满的，所以，他不如雍正那般着急没钱用，反而要撒钱出去。

　　乾隆二年初，乾隆宣布，在京城大小官员的俸银加一倍赏给，并增加旗人官员的养廉银，还专门以江南事务繁重为由，给江南、浙江的佐杂官增加养廉银。

　　对于官员可以直接发钱，对于百姓，乾隆就是采取各种减免措施。

　　乾隆继位之前，在各地修民生工程时，地方官除了找上面要钱外，还习惯找当地的乡绅，甚至百姓，强行搞摊派。

　　乾隆继位后，马上对类似行为明文禁止：“无得私行征派，以为民困”，并大方地表示：“其挑挖运河等项工程需用银两……于公项内酌量动用，报部核销。”

　　除此之外，乾隆于雍正十三年十月(乾隆是当年八月登基，次年改元)宣布裁减落地税：“凡市集落地税，其在府州县城内，照旧征收，但不许额外苛索，亦不许重复征收。若在乡镇村落，则全行禁革，不许贪官污吏假借名色巧取一文”。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乾隆又分别免除泰安州香税，禁止溢收耗羡(火耗银)，免除浙江、山东、江南、云南等地区的盐课。

　　对于贫苦的私盐贩子，乾隆也给予一定福利，下令抓大放小：“至贫穷老少男妇，挑负四十觔(斤)以下者，概不许禁捕。”

　　从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开始，乾隆还大量减免各地应缴纳钱粮，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免。

　　如乾隆二年减免直隶70万，山东100万。乾隆四年减免直隶90万，江苏100万，安徽60万，等等。

　　到乾隆十一年时，乾隆更是宣布普免全天下的钱粮，三年之内各省轮流减免，这一次减免的钱粮，总计有2834万两之多。

　　如上所述，乾隆执政的早期，正是通过各种方式，给官员、百姓发放让他们深受实惠的红包，不但缓解了雍正朝以来的紧张情绪，也迅速得到了从上到下的认可。

　　其实，在我看来，乾隆发放的各种福利，除了官员此前借国库的钱不用还了这一项外，其余的也都是惠官、惠民之举，反正雍正留下的家底足够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很不错。

　　但乾隆的缺点也如前面所讲过的，他会花钱，但不会挣钱和存钱。

　　大手大脚的习惯了后，在一片歌功颂德中，即使国库的钱变得越来越少，逐渐入不敷出，乾隆也拉不下脸面变得如雍正般节俭和小气。

　　于是，清朝的财政危机也就慢慢的显现，乾隆不愿意改变，谁也拿他没办法，他的执政时间又长，等到他驾崩后，已经积重难返。

　　这一切，都是始于乾隆继位之初就毫无规划，无节制的撒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