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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唐太宗为什么不要大臣对他歌功颂德

时间:2025-04-19来源:网络作者:小白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不多见的明君。

其在位期间,头脑清醒,处事睿智,带领国家从战乱走向繁荣。

故史称“”。

成功的“贞观之治”,是有很多经验值得后人总结的。

时期的史官吴兢,所撰写的《贞观政要》,就是这样一部总结“贞观之治”成功经验的著作。

当然,这类总结乃至赞颂的著述,多为后世所作。

然而,在唐太宗当政期间,是否也有人要为他,呢?当然有!答案是肯定的。

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著作佐郎邓世隆表请集上文章。

”你看,中央负责宣传出版工作的邓世隆佐郎就上表请求结集发表的著作了。

邓佐郎的上书,是在唐太宗当政的高峰期呈奉上去的。

这个举动不算小,自然引起了朝野的一番议论。

此时的唐太宗,坐江山己经十几年了,如果再加上打天下的时间,己经是有几十年革命经历的老革命了。

为什么竟没有一位朝臣挑头出来说:陛下呀!你应该出一部《李世民文集》,让我们全体臣民能够学习您的光辉思想呵!其实,也不是没有挑头的,而是大家吃不准,这位皇帝对于出版宣传其个人在这段历史上突出作用的书,感不感兴趣?有没有出书的愿望?因此,大家都执一种谨慎的观望态度。

毕竟,平白无故地上书,难免会背上巴结领导的嫌疑。

在政治清明的初唐,是没有朝臣愿意背上这个嫌疑的。

网络配图 估计邓世隆书读得不少,可惜泥古不化,在揣摩皇帝的脾性方面,就做得不够那么精到了,他显然没有“百练化作绕指柔”的独到巴结功夫。

当然,他的“表请集上文章”,究竟是为了巴结皇帝,以讨得最高领导的欢心?亦或是真心拥护“贞观之治”,想以出书的方式来流传后世?所有这一切,现如今都是无法考证的了。

但贞观十二年的李世民却是清醒和冷静的,是没有被“贞观之治”的成就冲昏头脑的。

一般来讲,中国的明君在位的前十年,头脑还是清醒的,过了十年,就保不齐了。

偏偏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明君,虽然过了十年的清醒保险期,但他仍然是理智的。

对太过于表现急切的巴结,太过于肉麻的吹捧,他显然是不会接受的。

还在十年前,也就是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就对侍臣们讲过:“‘朕观《文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纣,然处事何其反也?’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

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致覆亡也。

’”(见《.唐纪八》)唐太宗在这里说得很明白,他看过《隋炀帝文集》,文章深奥广博,以文辞看,是古之圣贤尧帝和舜帝,而决非暴君王与,可他的行为与处事,为何与他的言论恰恰相反呢?魏征回答道:君王虽然圣明,但仍能虚心地接受别人的意见。

所以,有智慧的人愿意为您出谋献策,有勇力的人愿意为您竭尽全力。

而隋炀帝自恃有才,骄傲矜持,刚愎自用,所以才会口诵尧、舜之言,身为桀、纣之行,自己却恍然不知,从而导致了国家的覆亡。

网络配图 听了魏征的回答后,唐太宗是这样总结的:“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关于皇帝出文集的问题,唐太宗曾说过这样一番话:“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

若为无益,集之何用?父子、、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之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一》)太宗说的大意是:我的言论和命令,凡有益于百姓的,史册自会记录,历史自会书写,完全可以不朽于世;若言论和圣谕无益于江山百姓,就是编成文集,又有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都有文集发行于世,哪一个又拯救了国家的覆亡?为君王怕的是没有德政,做华丽的文章干什么?听了这番话,邓世隆关于为皇帝出书的上奏是什么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就在邓世隆上这份奏章的前六年,也就是贞观六年(公元632年),秘书少监虞世南就曾经呈奉上一部歌颂唐太宗功德的著作《圣德论》,可在李世民那里却碰了一个软钉子。

谁不愿意听别人说自己的好话呢!但李世民却能实事求是地估量自己。

他说:“卿论太高,朕何敢拟,但比近世差胜耳。

然卿适睹其始,未知其终,若朕能,则论当可传;如或不然,恐徒使后世笑卿也。

”(见《资治通鉴.唐纪十》)唐太宗说的大意是:你的《圣德论》把我捧得太高了,怎能把我比拟成上古的圣君呢!但是,比起近世的赖蛋皇帝来,我还是要胜过他们许多的。

但你看到的只是开始,我能不能一直好到最后,犹未可知。

所以,他拒绝了老朋友虞少监的鼓吹。

网络配图 邓世隆想用出文集的手段来巴结上峰,讨好高层,对于一班昏君、庸君来讲,也许能奏效。

但对于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明君英主来讲,对于连《圣德论》都婉拒了的唐太宗来讲,这样的手段就不顶用了。

由是,李世民大笔一挥:“遂不许!”只区区的三个字,便写出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清醒!同时,也为后世的执政者敲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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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锋陷阵 三救秦王 唐太宗李世民最大的功臣是尉迟恭

626年6月4日,秦王发动“”,杀死太子、齐王李元吉,唐高祖李渊被迫晋封李世民为太子。8月李渊禅位,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位。643年2月李世民命阎立本画下二十四位开国功臣的图像,供奉于临烟阁之中,以示尊崇。按功劳大小,二十四人的排序为、、、魏徵、、、、、、、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张公谨、程知节(也就是程咬金)、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勣(也就是徐茂公)、。功臣中长孙无忌排行第一,他不仅是李世民的“”,还是他的内兄,同时他参与策划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夺得皇位最坚定、也是最重要的支持者。但纵横五千年-帝王传的小编甜心即可认为,其实李世民最最重要的功臣并不是长孙无忌,而是排行第七的尉迟恭。因为他不仅,为李唐王朝立下赫赫功勋,更为重要的是他三救李世民。(影视剧中的李世民与尉迟恭)尉迟恭,字敬德,585年出生,朔州善阳人。尉迟恭出身没有记载,有的说是打铁的,但可以肯定他出身平民。大业末年,天下大乱,尉迟恭在高阳参加了官军,讨捕群贼,以武勇著称,被朝廷封为朝散大夫。617年3月,马邑鹰扬府校尉周起兵反隋,将尉迟恭招致麾下,任偏将。619年3月,刘武周在东突厥支持下,派遣尉迟恭与宋金刚继续领兵南下,先后攻破晋州、浍州等地,并大破唐军,生擒唐军主帅、永安王李孝基,以及独孤怀恩等人。尉迟恭得胜后,准备回师浍州,途中遭遇李世民麾下猛将秦琼的截击,尉迟恭毫无准备,被唐军斩首二千余级,大败而归。620年4月,宋金刚与李世民在柏壁对峙,因粮草不足被迫撤退。李世民引兵追击,大败宋金刚军,俘杀数万人。此后双方在介休再次激战,宋金刚败逃。尉迟敬德则收拾残部守介休,李世民派出李道宗、宇文士及前去晓谕,尉迟敬德与寻相降唐。李世民大喜,“赐以曲宴,引(尉迟恭)为右一府统军”。620年7月,李世民率军东征洛阳,期间刘武周手下的一些旧将相断叛变,诸将认为尉迟恭必叛,就把其他押在军中。屈突通、殷开山建议:“此人勇健非常,絷之又久,既被猜贰,怨望必生。留之恐贻后悔,请即杀之。”李世民却说:“寡人所见,有异于此。敬德若怀翻背之计,岂在寻相之后耶?”李世民立即下令释放尉迟恭,并将他引入卧室,赐以金宝,并对他说:“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应欲去,今以此物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当天李世民让尉迟恭与他一起出去打猎,途中遭遇步骑数万人。“世充骁将单雄信领骑直趋太宗”,千钧一发之际,尉迟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王世充手下的士兵,见到这阵势,才稍稍退却,尉迟恭掩护着李世民杀出重围。之后又领兵与王世充所部作战,“擒伪将陈智略,获排槊兵六千人”。李世民由衷的赞叹道:“比众人证公必叛,天诱我意,独保明之,福善有征,何相报之速也!”这是他第一次救下李世民,此后尉迟恭恩宠日隆。622年3月李世民出兵河北,讨伐刘黑闼。双方相持60余日后,刘黑闼暗中率军偷袭李勣所部,李世民火速率李道宗袭击刘黑闼军侧后以救援李勣,结果中计,被刘黑闼来了个反包围,围了四重。关键时刻,尉迟恭再次挺身而出,“率壮士犯围而入,大破贼阵,太宗与江道宗乘之以出。”此为尉迟恭二救李世民。(尉迟恭的画像)天下平定后,围绕着皇位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的矛盾开始尖锐起来。秦王府猛将甚多,为此李建成想收买诸将,他向尉迟恭写了一封信,“愿迂长者之眷,敦布衣之交,幸副所望也。”同时赠送一车金银器物,但遭到尉迟恭断然回绝。李建成恼羞成怒,打算派人刺杀尉迟恭。尉迟敬德知道阴谋后,大开门户,安然入睡,刺客多次走进厅堂,但终究不敢进入卧室。此外李元吉还在李渊面前诬陷尉迟恭,在李世民帮助下,才获得释放。此时太子与秦王的矛盾已经彻底激化,尉迟恭与长孙无忌建议李世民先下手为强。6月4日清晨,李世民与尉迟恭、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九人埋伏在玄武门。李建成与李元吉抵达玄武门后发觉不妙,准备返回东宫。李世民从后面出现,射杀李建成。此时尉迟恭率人左右箭射李元吉,李元吉中箭坠马,逃入树林中。李世民纵马追赶,但衣服被树枝挂住,坠马落地。李元吉见状,夺弓企图勒死李世民。在危难之时,又是尉迟恭及时赶到,跃马喝叱李元吉,将其射杀。才保证玄武门之变的最终成功。此后李世民重赏尉迟恭,将“齐王府财币器物,封其全邸,尽赐敬德”。李世民登基后,加封尉迟恭为右武候大将军、吴国公,深受李世民的宠信。一次宴会,有人的位置在尉迟恭之上,尉迟恭怒道:“汝有何功,合坐我上?” 任城王李道宗前来解劝,尉迟恭拳殴李道宗,差点将他打瞎。李世民非常恼火,下令罢宴,严厉斥责尉迟恭,” 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此后尉迟恭变得很谨慎,637年他被改封为鄂国公,643年尉迟恭致仕。尉迟敬德晚年迷恋仙方,研磨金石,吞服云母粉。同时在府中,挖池建楼,没事还演奏清商乐曲自我,不跟外人交往,长达十六年之久。658年11月尉迟恭病死,享年74岁。唐高祖为此废朝三日,赠尉迟恭为司徒、并州都督,谥忠武,并陪葬昭陵。元末明初文人杨维桢曾这样评价尉迟恭:“玄武门前人蹀血,虬须天子谏凶孽。谁开贞观太平功,夺朔将军三寸铁。三寸铁,鄂国公,将军真有回无功。呜呼,海池一语开天听,手敕亲颁宫府定。人知房杜掌经纶,谁识将军善词命?善词命,万古之无谁与并?”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民本”思想古已有 唐太宗舟水之论并无创新

古人所云:“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是总结夏、商纣因失去民心而使“以七十里亡夏、周文王以百里亡商”的历史,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孟子的这一论断,又为其后历代的史实所一再证明,实为百代不易之定论。前人的古训流传至今,已成为世人熟知的常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然而这一“常识”实在非同小可,切不可。 民心之向背,关乎国家兴亡、治乱盛衰,历代明君贤臣对此多有论列,无不以为“民心国之命脉也,国家之安危系焉”。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初年,时去“商纣之亡以民”的殷鉴不远,封蔡仲为诸侯时,就满怀忧惧地告诫蔡仲:“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意思是说,上天对于人并没有亲疏,唯有有德者才能得到上天的辅祐;民心并不是永远不变的,只有不断地给他实实在在的好处,才能对你心怀感念。这是西周早期最高统治者惩前毖后,念念不忘“商亡以民”的前车之鉴,时刻牢记“周革商鼎”的成功经验,视民心为万世永赖之基。网络配图 降及春秋,诸侯之强弱全仰民众之聚散、民心之向背,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不争之实。因此,凡欲强其国、成就霸业的君王,对于如何争得民心就更加关注。后来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曾问其谋臣:“王者以何为贵?”管仲回答说:“贵天。”齐桓公听后,遂仰而视天。管仲连忙解释说:“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诗》云:‘人而无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齐桓公纳其言,遂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现今所存诸子百家的著述中,“安民则惠”、“安民而宥宗卿”、“爱民而已”、“仁民而爱物”、“恤民为德”、“恤民不倦”一类的议论,可谓是俯拾皆是。其中,脍炙人口的就是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整个封建时代,孟子此语一直是励精图治者的座右铭。 到了,“贵民”之说又发展成为“民本”思想。如《淮》载:“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将“民”视为国家的根本。《刘子》“贵农篇”载:“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民恃衣食犹鱼之须水,国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鱼无水则不得而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国失民亦不可以治。”生动地阐明了国与民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概括为政之道,得出结论说:“夫民者,万世之本也。”根据这个结论,贾谊告诫为政者,为政之要,须切记“民不可欺”、“民不可不畏”、“不可与民为敌”,应时刻以“敬士爱民”为怀。他说:“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夫愚、智,士民命之也。”指明了怎样做是愚蠢的、怎样做是聪明的,而且到底是愚蠢,还是聪明,要由百姓说了算。最后,贾谊又举述尧、舜、禹、汤以爱民治天下的经验,桀、纣以虐民失天下的教训,指出:民本不可轻,“轻本不祥,实为身殃”,并大声疾呼“戒之哉!戒之哉!”网络配图 贾谊身处西汉文、景之治的盛世,而能居安思危,以“民本论”来发聋振聩,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贾谊的“民本论”,其说不可谓不精,其理不可谓不明,其情不可谓不真,其意不可谓不切。然而,其后的为政者,往往不能信而从之,履而行之。自西汉以后,朝代更迭,江山,多少顶皇冠落地,多少人黄袍加身,历史将“民乃万世之本”的镜鉴研磨的更加明亮。 以降迄于隋唐,其间,虽有时骆统所言“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谢渊、谢宏等所陈“国以民为本”;陆凯所论“民者国之根也”;唐贞观时,太宗君臣有四次舟水之论,引古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来规诫警醒自己。然而,多是旧语,并未有所发明。 直至北时期,去汉朝文、景之治一千一百多年以后,名臣石介目睹当时的内忧外患,追考历代史实,再次对“民本”思想作了系统的阐发。 石介在其给宋仁宗所上《论根本策》的奏议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善为天下者,不视其治乱,视民而已。民者,国之根本也。天下虽乱,民心未离,不足忧也。天下虽治,民心离,可忧也。”揭示了民心之离否,与天下治乱的关系。然后,又深刻地分析了“天下国家”的本质。他说:“人皆曰天下国家,孰为天下?孰为国家?民而已。有民则有天下、有国家,无民则天下空虚矣,国家名号矣。空虚不可居,名号不足守。” 进而他又对民与天下存亡、国家盛衰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自古四夷不能亡国,大臣不能亡国,惟民能亡国。”因为,“民,国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叶存者”。他列举历史上的教训:“桀之亡以民也,纣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怒斥以往的“昏君庸主,不知民为天下国家之根本,以草莽视民,以鹿豕视民”,最终招致民众离叛、天下国家倾丧的恶果。同时,他还举示了民心可赖的历史经验。虽然,“汉有平城之危、诸吕之难、七国之反、之夺”,但是“汉终不亡”,因为“民心未去也”。尽管“唐有之变、禄山之祸”、“诸侯之叛”,而“唐终不亡”,原因也在于“民心未去也”。他究其根由说:“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国,民心尚在也。”由于“、文、景,唐太宗,其有以结民心之固”,即汉、唐之初都有一套得民心的政策,虽,而民思汉恩未已,所以“光武乘之中兴”;武氏、、诸侯之乱,“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德未已”,所以唐朝终于支撑了近三百年。网络配图 综合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石介得出了以下结论:“民之未叛也,虽四夷之强、诸侯之位、大臣之势,足以移国、足倾天下,而终不能亡也”;“民之叛也,虽以百里、虽以匹夫,犹能亡国”。 据此,石介诫劝最高统治者,“不敢侮于鳏寡,不可以匹夫待民”,希望宋仁宗洞察历史明鉴,深晓“民乃根本”之理,永存“养民”之“爱心”,采取“择郡县守令”、“省差役、罢支移、停贡献”,“抑兼并、斥游惰”等政策,以“息民之困”来巩固民心,从而实现天下国家的长治久安。 石介的这篇《论根本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可以说是前越古人、后无来者的精彩篇章。在石介之后,及元、明、清三代,将近八百年的时间里,凡论及“民本”的文章,多是只言片语、支离破碎,无一可取,而没能出其右者。虽然亦有人曾经尖锐地指出:“人心有神,非可文欺。真德实义可以系其心,而非虚词矫情所能诱;深仁厚泽可以感其心,而非小术浅惠所能留。”但是,远不及石介《论根本策》系统、完整。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虽然有孟子、贾谊、石介等有识之士,对“民本”思想作了精辟的阐述,虽然也有一些明君贤臣十分重视“民本”与“民心”,“民本”思想亦可谓是,但是,历代最高统治者中,时常会有人将孟子、贾谊、石介等有识之士的议论,终归是皇帝,庶民终归是庶民,天子总是万岁,百姓只能山呼,其结果总是不以前车为鉴、重蹈覆车之辙,总是一朝一代地让后人哀之。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时至今日,中国古代“以民为本”的思想并没有过时,而且永远也不会过时,因此,回顾并以便继承与发扬古人的思想精华,仍然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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